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但願#Me too運動不會徒勞而返」
本文授權轉載自談性說愛（lovematterschina）
文/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翻譯/漾湜
編輯/荷小愛
本公號屬於經濟觀察報·書評
紙城
CHAPTER
自2017年9月，好萊塢著名製片人哈維·韋恩斯坦被女星艾麗莎·米蘭諾在社交媒體推特上以「Me Too」標籤控訴性侵案以來，這場以「反性騷擾」為核心的女權運動就星火燎原，也引發了各種各樣的爭議與討論。
好比法國《世界報》就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公開質疑#Me too運動。這封公開信有100名有影響力的女性署名，其中不乏像凱瑟琳·德納芙這樣的法國國寶級的老牌女星。這封公開信像一枚炸彈引爆了國際輿論界，也出現了許多聲音要求聯署者出來向性侵受害人道歉。
1月13日，《使女的故事》原著作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也加入了這場論戰。《使女的故事》改編的劇集非常警醒地展現了女性的處境，斬獲了艾美獎與金球獎多項獎項。
不過令很多人沒有想到的是，她卻沒有和好萊塢女星們站在一起，這位影響非凡的女權主義者卻選擇了一個更加疏離的位置，以一種審慎的態度看待#Me Too這場運動。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環球郵報》上這篇文章選擇以「我是壞女權主義者嗎」為標題，可見其對#Me Too運動及其相關爭議的看法，和她對女權主義發展的個人觀察關係密切：「好女權主義者」與「壞女權主義者」的指稱的背後，是往往被局外人所不曾獲悉的女權主義內部在性、性別、法律等問題上的差異和分裂。
這裡翻譯了這篇文章，希望能引發大家更加活躍的思考和討論。
阿特伍德，攝於1984年
從1972年起，別人就給我起了很多稱號。
一份左翼刊物說我是踩著一堆男人的首級爬上了名望的高峰，一份右翼的刊物則說我是沉迷於征服男性的女施虐狂，裡面還配上了我穿著皮靴拿著鞭子的插圖，還有人說要是在多倫多聽到誰在餐桌上閑聊批評到我，我這個邪惡的人就會施展我的巫術魔法把他消滅掉！
我是多麼可怕的人啊？！現在好像我還可以加上一個新的罪名，那就是：我現在似乎是一個「壞女權主義者」。
那麼在這些說事兒的人眼裡，一名「好女權主義者」應該是怎樣的呢？
我的基本立場是，女人也是人，既會有聖人之舉，也會做出惡魔般的行徑。
她們也會犯罪，她們當然不是不會做壞事的天使，否則我們就不需要法律體系了。
我也不認為女人是沒有個體能動性，沒有能力做出道德決策的小孩兒。否則，我們現在就都還活在女性既沒有財產權，也沒有信用卡，既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徑，也沒有生育自主權和投票權的19世紀。
此外我也認為，
必須先存在一般意義上的公民權利和人權（包括基本的正義權利）
，女人才可能有公民權和人權
；正如就必須先有選舉權存在，女人們才可能去投票。好女權主義者會認為只有女人才能擁有這種權利嗎？當然不會，要不然就只是顛倒了過去男人獨享這些權利的舊世界而已。
所以我們先假定，批判我的好女權主義者，和像我這樣的壞女權主義者在以上問題上是一致的。那我們的分歧究竟是什麼？我是如何陷入好女權主義者們的這場膠著之戰的？
《使女的故事》美劇劇照
2016年11月，我簽署了一份名為「UBC Accountable」的公開信（出於道義驅動，我也簽署過許多請其他公開信）。這封公開信要求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對其前僱員史蒂文·加洛韋(Steven Galloway) (前創意寫作系主任）的性侵害控訴事件的處理過程中的錯誤負責，同時也應該對他對這起案件中的共同原告們所做的行為負責。
陷入性侵害事件風波中的
史蒂文·加洛韋
（編者註：
史蒂文·加洛韋是UBC前創意寫作系主任，也是一位小說家。2016年他被一位女學生控訴性侵。包括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內的許多作家簽署了她提到的這封公開信。事後
史蒂文·加洛韋稱自己並未性侵女學生，只是與她有一段兩年的戀情。這件事一度引發了眾多與性侵犯有關的討論。）
具體來說，幾年前，這所大學在進行調查之前，甚至在沒有讓被告了解案情之前，就在國家媒體上公開了信息。
而被告要想了解案情，他還不得不先簽署一份保密協議。媒體給公眾（包括我在內）留下的印象是，這個人是一個暴力的連環強姦犯，每個人都可以公開抨擊他。
而因簽署了保密協議，他不能說任何內容來為自己辯護。一連串的謾罵接踵而來。
但不久後，根據加洛韋通過律師發表的一份聲明，在進行了幾個月的調查之後，在多名證人和訊問記錄的支持下，法官宣布，加洛韋並沒有侵犯。
但無論怎樣，他已經被解聘了。每個人對此都很驚訝，包括我。加洛韋所在的教職工工會組織發起了一項申訴。這項申訴仍在走流程，但直到最終，公眾仍然無法獲悉法官的報告或她根據證據所做出的推斷。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身穿橘色迷你裙，攝於1967年，在其詩集循環遊戲獲得總督文學獎後。
這個無罪的判決同樣使一些人感到不快，他們繼續攻擊加洛瓦。正在這時，有關UBC(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處理程序瑕疵的細節開始流傳，而對UBC的問責信也於此時應運而生。
公正的人應該會在看到所有報告和證據之後，再做出有罪與否的判斷。
畢竟我們是成年人，有罪還是無罪，都應該是經過這個過程後才做出判斷。參與聯署UBC 問責信的人就是如此，而批評我的人卻沒有，因為她們早就打定了主意。
作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與美劇《使女的故事》女主角Elisabeth Moss（伊麗莎白·莫斯）
所謂的好女權主義者就天然是公正的人嗎？我想並非如此。她們的行為剛好坐實了「婦女無力做出公正且深思熟慮的判斷」的說法，也為想要剝奪女人參與決策的權利的敵對者們，提供了更多的口實。
這類事情發生時，經常打著帶我們走進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旗號。
它們可能確實也會在一段時間內帶來過好的影響，但有時，它們也充當新壓迫形式的借口。
比如不經審判就定罪的「法外正義「（vigilantejustice），在開始時，可能是某種對於正義缺失的回應，比如在處於正義系統性崩潰狀態中的，大革命前期的法國，再比如在處於正義完全缺失狀態下的，西部拓荒時期的美國，人們會選擇以私力救濟的方式尋求正義。
暫時的「法外正義」（vigilante justice）儘管無可厚非，但也可能轉變為一種文化固化性質的「暴民-私刑」習俗。
在這種習俗中，原本的正義模式被棄置一旁，法外的權力結構介入並存續下去。
「#Me too」正是我們的法律體系已經支離破碎的癥候。女性和其他性侵提告者們，往往太難透過建制（包括公司的內部機制）發出她們的聲音，因此她們開始採用一種新型工具：互聯網。然後巨星們開始隕落！
這一工具非常有效，也震聾發瞶。問題是，然後呢？不修理我們的司法系統，反而直接就把它丟掉？不去整頓改革機關、企業、職場，反而只是期待把更多的巨星或小行星拉下馬？
如果我們因法律制度似乎看起來不夠有效，而直接繞過它，誰將取代它的位置呢？誰將是新的權力掮客？一定不會是像我這樣的「壞女權主義者」。
我們既不為右派所接受，也不為左派所歡迎。畢竟在極端的年代裡，只有極端分子會贏。「好女權主義者」的意識形態變成一種宗教，任何不受她們觀點支配的人都被看作是叛教者、異端或著叛徒。而中間的溫和派則被消滅了。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Diego G Diaz
小說家很容易給自己招來麻煩——因為他們寫的是凡人，而凡人在道德上往往是複雜猶疑和曖昧不清的。
意識形態的目標則是消除所有的複雜和曖昧。
對UBC的問責信也同樣是一種癥候——UBC及疏漏的處置程序遭遇失敗的癥候。這本應該是加拿大公民自由協會或者英屬哥倫比亞公民自由協會解決的問題。
或許這些機構現在應該出手了，因為這封問責信現在已經變成一個言論審查的議題——一些人開始施壓要求關掉刊登問責信的網站，徹底抹去這封信中上許許多多深思熟慮的話語，另一方面或許加拿大筆會、國際筆會、加拿大自由表達記者聯盟和《審查索引》也都該表達下自己的看法。
這幅請願信在開頭的部分點明UBC既辜負了被告也辜負了原告。我想補充的是，它也同樣辜負了納稅的公眾，他們每年可是為UBC提供了6億美元的資金，我們想知道我們的錢是怎麼花在這件事上的！那些每年為UBC提供數十億美元的私人捐款的捐贈者們也同樣有權利知道。
由於這封問責信被攻擊者扭曲，說成是對女人開戰，結果造成作家們在這整個事件中彼此對立起來。此刻，我呼籲所有人──無論是好的女權主義者，還是像我一樣壞女權主義者──大家一起放棄徒勞無益的爭吵，聯手將焦點對準一開始就應該聚焦的目標——UBC。
事實上，共同原告中有兩位現在也已經公開批評UBC在這一事件中的處理程序，我們應該感謝她們。
一旦UBC開啟對其行為的獨立調查，並且承諾將調查結果公佈於眾（最近勞里埃大學就是這樣做的），問責UBC的公開信也就達到了它的目的，這一目的從來都不是壓迫女人，為什麼問責和透明會被誣陷為女性權益的對立面呢？
比起向女人開戰，女人彼此對打，總是更會讓敵視女性的人樂得看笑話。#Me too時刻極為重要，我只是希望它最終不是徒勞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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