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書、教書、寫書，這就是他的一生｜聶石樵教授逝世
3月13日上午九時四十分，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聶石樵逝世，享年92歲（虛歲）。
聶石樵，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大家，1927年出生於山東省蓬萊縣的一個封建家庭，1949年作為第一批大學生考入北京輔仁大學，1952年高校合併，聶石樵進入北京師範大學並留校任教。其學術注重樸學方法上的實證研究，以及建立在宏觀史識上的研究視野。著有《先秦兩漢文學史稿》、《楚辭新注》、《屈原論稿》、《古代小說戲曲論叢》等書。
聶石樵一生從事古代文學史教學和研究工作，著作等身，桃李天下，卻平和樸實，在學界以外少有人知。他的夫人鄧魁英總結說他是個「書獃子」，「念書、教書、寫書，這就是他的一生」。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宮照華
「耦耕居」不成，遂有「三通居」
「小紅樓」是北京師範大學的高級教師宿舍，位於校園的西北處，曾是啟功、錢鍾書夫婦、鍾敬文等大師棲居之地，也是聶石樵與夫人鄧魁英生活的地方。儘管在今天看來外觀頗有些老舊，但若聯想到它們所經歷的歷史，這些磚土建築在滄桑之外，依然透露著一股典雅。聶石樵夫婦居住的地方，原名為「耦耕居」，對熟稔中國古典文學的他們來說，這個名字有著不同的意味。
「耦耕」一詞出自《論語·微子》，講孔子有一天在路上遇見了長沮和桀溺兩個人（「長沮、桀溺耦而耕」），這對隱者認為孔子整天奔波勞頓，也終不能改變天下蒼生的局勢，還不如自己在山林隱居。從典故的選擇中，能看到聶石樵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所做出的個人選擇。對聶石樵而言，書籍永遠是最穩定的居所，可以隔離所有外界的干擾，即使在對知識分子極度不利的「文革」時期，聶石樵還是在白天看大字報、讀毛選的日子裡搞起了「地下工廠」（夫人鄧魁英語），完成了《杜甫選集》的選注工作——可能也是出於這個原因，90多歲的聶石樵先生雖然耳背，但是也拒絕在耳朵上掛一個助聽器，因為他覺得有時候外界的聲音還是聽不見為好。
這股沉浸書齋的樸拙構成了聶石樵先生的人生氣質。對於現實中的一些事情，他無法理解，也不想去理解。例如在啟功先生的紀念會上，他和妻子發現坐在前幾排的、口口聲聲為啟功宣讀敬辭的，都是當初打壓過啟功的、沒有什麼交情的人，於是他和妻子搖搖頭，離開，從會場重新回到自己的文史工作里去。
因為這種「木訥」，聶石樵先生的「官運」自然不會順暢，最高職稱也不過是一個教研室主任，他也不接受媒體採訪（自然也少有媒體去採訪他），知名度便僅限於學術界；後來他想給自己的畢生所得出一套書，也磕磕絆絆，沒有門路。目前在市面上能看到的中華書局版《聶石樵文集》，出版時間在2015年——那時聶石樵先生已有88歲。
2015年出版的《聶石樵文集》。
在聶石樵先生的學術生涯中，夫人鄧魁英是給他極大助益的人，兩個人從輔仁大學時期就是同學，後來又一同留校任教，在各自領域的研究上也有互補。聶石樵研究的對象比較深沉，像屈原，杜甫，《史記》等等，而夫人鄧魁英的研究對象則是李白、歐陽修、《牡丹亭》等等，更有靈動的浪漫性。起初想給居所起名為「耦耕居」的另一重意思，也是想像征聶石樵自己和夫人鄧魁英一同生活、一同研究。但可惜，屋子有點小，只能放下一張書桌，沒法一人一張去「耦耕」，最後，這個屋子便改名為「三通居」，也沒有什麼典故，就是指書房、客廳、餐廳三者通用。在這個「三通居」里，聶石樵一輩子做了三件事：念書，教書，寫書。
聶石樵與夫人鄧魁英。
這是他的夫人鄧魁英在2015年的學術研討會上講起的：
你們一定願意聽聽我眼中的聶石樵。我首先澄清，我們不是從大學一年級就在一起，而是從二年級下學期開始，一塊去圖書館，不像有些人說得那麼提前，我們還是很守規矩的。
我腦子裡始終覺得我們是同學，他始終叫我鄧魁英，我始終叫他聶石樵，沒用孩子他媽，孩子她爸這樣的稱呼，所以一直是同學。同學得互相幫助吧，但是，我總覺得他對我幫助不夠，因為男主外女主內，我有這種傳統思想，所以家裡的事我都包了，對他沒有做好培訓，所以現在的結果是，他生活基本能自理，做早餐，我們倆各管各的，晚上疊被，換衣服這些他都會，這是值得表揚的，但不會的東西太多了。不說別的，燒開水，開開火以後人走了，火沒亮，沒著，我有時得跟著去。水開了，忘了，噴出來，經常有這樣的事，因為他是書獃子，我覺得他一輩子幹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念書。他太會念書，太感興趣了，不以為苦，反以為樂。念書時他總拉著我去念，但是我喜歡滑冰，我喜歡打球，他一拉我，我就不好意思了，所以我也挺感謝他的，他拉著我念書，這是好處。他一樣是念書，我沒法比，還有一樣是教書。教書我有些不服氣，他能教，我也能教，他嘴巴還沒有我厲害，就算各有千秋吧。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是寫書。他是挺愛寫文章的，不像我，我比較懶，也比較忙，也還貪玩，這是我的毛病，但他都沒有我這些毛病，他什麼都不會，玩撲克只會抽王八，鱉七他回回被鱉。所以，念書、教書、寫書，這就是他的一生。
學術成就：強調社會背景對文學的影響
在學術研究上，聶石樵的成就在於提出了「宏觀」的視野，他認為，文學永遠是和相應的社會歷史狀況無法分離的，並且主張「通博」，不能僅研究特定的領域，雖然聶石樵自己研究的方向集中於先秦魏晉，但他對於明清戲曲文學與古代小說也都有所研究。因而，聶石樵在撰寫論著時極為重視「史識」修養，在寫作魏晉南北朝文學史時，他曾提過「文學是社會和歷史時代之反映，用歷史事實、文化背景才能揭示出詩歌深刻之內涵……詮評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著眼於其在文學發展過程中之地位及作用，即具有『史識』，這是修撰史書的靈魂」。
所以聶石樵先生十分強調學術研究的基本功，認為學者必須熟悉文史哲的原典資料，尤其是儒家的經史之書，那些著作是中國文化與思想之源。同時，又要有良好的訓詁、音韻學知識，聶石樵先生比較重視小學，認為只有做好小學，才能治經典；而經學也不完全和文學分離，很多文學都是在經學中生髮、演變。
另外，聶石樵還在研究中重視文體問題。常見的文學史都以時間軸為編寫邏輯，將作家放在時代中，然後再把各自的流派和作品放在作家之下進行梳理。聶石樵的著作則反其道而行，將文體放在第一位，體現他「文各有體」的觀點。例如，在研究南北朝時，聶石樵便將文體放在第一位，並且在傳統的「文」「筆」之外，提出「言」的新認知。他認為不同的文體是不同時期時代狀況的體現，對研究文學發展脈絡和中國文化淵源有重大意義。因此，《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史》（1999）和《唐代文學史》（2002）兩部著作問世後，聶石樵的文學史便迅速從其他作者的論述中脫穎而出，奠定他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大師地位。
《先秦兩漢文學史》（上下冊）
作者: 聶石樵
版本: 中華書局 2008年
惋惜的是，人生終究精力有限。在外人看來，聶石樵已屬於大師級人物，但在聶石樵夫婦自己眼中，他們做的事情實在渺茫得很。在《古代詩歌論叢》的自序中，他們寫道：「回顧近四十年所走過的歷程，案頭生涯則冷淡如僧，筆墨耕耘則蕭條似缽，在嚴峻的生活條件下，常存『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之想。然而，在漫長的歲月中，我們究竟做了些什麼呢？取得了那些成績？空虛、渺茫之感油然而生。」
在這個日子裡，重新回顧這段話，不禁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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