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塊廣告牌》：這世界很壞，封鎖了所有可能性

作者 / 大佬

首發 / 新媒體女性

隨著《三塊廣告牌》（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拉開帷幕，你也許可以設想出好幾個符合美國電影主流敘事的走向及結局。因為它其實真的很美國——詠唱玫瑰花瓣凋落的唯美詠嘆調與荒蕪的南方小鎮景觀，襯托出一種無可避免的殘酷性與悲劇感；接著，觀眾看到一個工人階級打扮的中年女人出場，她一定不能是可被慾望的女性，這不符合今日美國電影必須要在性別、種族和階級立場上的「政治正確」，當然，這個南方白人女主角還必須有一個有色人種的閨蜜。果然，她粗魯地摔給鎮子上的廣告小哥五千美金，要買下郊區荒無人煙的公路邊的三塊廣告牌來質詢無作為的警方，為自己慘遭暴力侵害致死的女兒討公道。

電影講到這裡，可以喚起我們近二十年很多好萊塢電影中關於離異的工人階級單身母親抗爭體制及資本主義壓迫而勝利的故事。最有名的代表作品包括2001年的《永不妥協》（Erin Brockovich）。茱莉婭·羅伯茨正因為出演這部電影，才終於拿了一次奧斯卡。

當然，《永不妥協》擁有了一切奧斯卡不得不重視的政治正確的元素。在形象方面，女主角貫穿始終的髒話和她打不死的小強精神洗刷了此前好萊塢塑造傳統女性氣質的罪名；在敘事方面，她劍走偏鋒，以一己之力斗贏大財團環境污染的情節亦令人大為振奮。

然而，具有悖論性的是，電影僅僅是憑藉這樣的元素來暗渡一種最保守的主流價值觀，即對自由主義以及男性精英的深刻信任。別忘了。她，一個半文盲，毫不懂法律的女人，必須依靠一個有「道德」的男性導師才能獲得勝利，那便是被女主粗魯直率而打動的富有經驗的律師。只有他的精英身份才能保證電影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叫囂一下，而絕不是挑戰一下體制和權威。

與《永不妥協》的情節很像，但敘事走向卻截然不同的是，《三塊廣告牌》當然不信任體制，但它也摧毀和解構了任何形式的政治正確。

影片首先便拒絕刻意營造女性抗爭的正義性。一方面，女主並沒有獲得任何勝利，她並沒有找出任何罪犯。更重要的是，她本人在為女兒尋找正義性之時，實際上成了一個偏執的破壞者和施暴者——她不斷地為她本身對生活憤怒胡亂尋找著發泄出口。不管是自殺的警察局長、牙醫、小警察迪克森，或是那個電影最後可能會被她槍殺的嫌疑犯，都只不過是她個人憤怒的替罪羊。

接著，它拒絕了「悲慘世界」般的悲憫煽情，也就是徹底拒絕了人道主義救贖制度的可能。這種拒絕主要由影片中的那位「聖父」式的警局局長來表現。他被塑造成一個品格高尚的好人，一個充滿人性的人。在女主角認定他為腐朽體制的代表，將其名字印在廣告牌上之後，他和她代表著體制和個人的對峙，這形成了影片第一階段的戲劇衝突。

設想一下，如果是一個人道主義救贖的走向，那麼接下來破案的過程便同時也是兩人從衝突到互相理解的過程：女主會知道警察局長有著金子般的品質而並非消極怠工，她看到他的生命即將走到終點也會動容，撤下廣告與局長（體制）合作，繼續她的復仇之旅。局長因此代表了冰冷而僵化體制中最後一棵救命稻草。

但是，電影敘事並沒有走向這裡，她把人性善惡和對體制的質詢分的非常清楚，換言之，一個人好不好，跟體制本身有問題與否完全沒有關係。正是這樣，女主角才對勸她撤銷廣告的神父說，如果神職人員中有一個猥褻男童，其他人都是好的，那麼整個體系也一定是有問題的。

最後，影片也調侃了「美式」小人物翻身的敘事。這個故事由片中第三位重要的角色——那個失敗的迪克森小警察完成。在電影一開始的時候，他具備了失敗者的一切特徵：母控、暴虐、無所事事、缺乏理性、種族歧視……但電影進行當中之時，他又被賦予了成為偉大英雄的可能性，他首先被體制驅逐，然後被死去的局長暗示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警察，因為他本性善良。知曉這一點的同時，也是他開始經歷煉獄的時刻，他被燒傷，然後再酒館中意外得知了一個可能的嫌疑犯的故事，並竭盡全力取證。最後，當所有人都以為故事即將逆轉，迪克森即將回應死去局長的期許，實現「美國夢」的時候，電影再次讓銀幕上下的人都落空了——嫌疑犯並不是真正的罪人。

在拒絕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後，敘事落入了一種徹底的懵逼、無序和煩躁當中。如果女主所代表的女性抗爭、局長所代表的體制之改良或小人物開創未來的可能性都失效的時候，當所有質疑和抗爭的行動都只是在不斷尋找新的替罪羊，生產新的暴力之時，劇中人物又有什麼路可以走？影片沒有給出答案，女主和小警察最後也沒有決定是否去槍殺那個「並不是殺害女兒的兇手，但一定犯了罪的人」，他們也只能「路上再決定」。這種不知所措之感可能正代表著當代人的心態——這個世界很壞，但是什麼救贖或改變的可能性都不再靠譜，留給我們的只有惶惶不可終日的焦躁與無力感。

影片正是用這一無作為、答案的結尾完成了自身徹頭徹尾的激進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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