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女權主義劃清界限
今年三八婦女節的輿論熱點，令人想不到，是作家李靜睿的一條微博。
「我對集體概念毫無興趣，因此也沒什麼強烈的性別意識。喜歡做飯做家務，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不覺憤怒，沒有被奴役感。在性別議題之外，更喜歡閱讀和討論更廣闊的政治與文化議題，儘力擁有嚴肅而飽滿的智識生活。對男性這個群體沒有仇恨，也不想與之作戰，我只愧疚自己明知有真正想戰鬥的領域，卻不怎麼敢，我永遠不會因為自己是女人，就對這種怯懦自我諒解，懦夫和勇士一樣不分性別，林昭就站在前面。我希望自己警惕權力、熱愛自己、並永遠為之奮鬥，這和我是不是女人一點關係都沒有，而是生而為人理應如此，性別不是障礙，卻也不是借口。」
一天之內，引發大量批評（和支持），並不是因為李靜睿本人做了什麼傷害女性權益的事，或者產生了多麼負面的影響。在我看來這段言論的傳播意義，大概在於它的典型性和高度概括性——短短兩百多字，把當下知識分子對女權主義的各種偏見幾乎一網打盡，並且是在三八婦女節當天、在一個熱議婦女權益的氛圍里，由一位女性作家發表——這就充滿了戲劇性，也具備了成為熱點的能量。不過第二天李靜睿刪除了微博，理由是反對者冷嘲熱諷她的私生活，「太無聊了」。這有點可惜，因為那條微博下面有大量的回復，當中不乏嚴肅誠懇的探討。
我關注的是這段話的多重意義，首先當然是概括了對女權主義的偏見，如：女權主義是一種集體概念，捆綁每個女人變成張牙舞爪的鬥士；女權是反對做家務、仇恨男人、與男人作戰；女權低於人權，所以價值排序應該靠後，不應該蹦躂那麼高。其次是一種自我定位的表態，作為知識分子的女性，追求「嚴肅而飽滿的智識生活」，與吃相難看的女權主義劃清界限；第三則是這種表達對男性知識分子意味著什麼？又對應著怎樣的社會現實？
對於偏見的部分，也是常識常講，針對這次的討論，可以看林三土（公眾號：林三土）的《半吊子自由主義樣本分析》，對女權和集體主義的關係有很清晰的論述。在此便不加贅述了。
女性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問題，即成功女性能否跳出性別結構的問題，以往有過不少觀點的碰撞。其中一種，是否認性別歧視的存在，認為女性感受到歧視，是能力問題的「被」性別化。這種觀點在高階層的女性中不少見。如農大教授朱毅表示，「我幾乎沒有看到女性，因為性別歧視而喪失了發展機會的，足夠努力和優秀的女性，都能出類拔萃，獨當一面」。認為歧視是來自於不夠「努力和優秀」，也就不構成歧視了。持相同論點的還有心理諮詢師李雪，是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論證，「當一個女性願意百分百為自己負起責任來，走出巨嬰心態，不再要求男人、社會怎麼對待自己，從性別角色的集體催眠中醒來，那麼她必然贏得尊重，贏得社會資源。……如果說這個世界存在性別歧視，地域歧視等等，不如說，所有的歧視歸根到底只有一種：能力歧視」。這種思想強調女性的個體奮鬥，認為只要女性的努力和能力到位，則必然不存在歧視。反之，感受到歧視其實是自己不夠格，心理也有障礙，用通俗的網路語言，「你弱你有理啊」。因為說出這些觀點的女性往往自身很優秀，所以其觀點也有偶像的勵志效果，在女性群體中不乏受眾。
要論述社會是否存在歧視，從個體經驗出發雖然鮮活，但遠遠不夠，勝利者的盲視難免讓人說出「何不食肉糜」。用數據和研究說話更具客觀性。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的性別平等指數報告，144個國家，中國在健康平等指數這一單項上，排名倒數第一（2016年也是倒數之列）。總體排名又較往年更為下滑。想一想男女出生比例的問題，每年有多少胎兒僅僅因為性別為女而被墮胎。有倖存活下來的女孩，如果身在農村，能夠和男性一樣分配宅基地嗎？為什麼有十三四歲小女孩被「結婚」？橫亘在女性面前的現實困境不是一句努力進取就可以消解，內因與外因也不是衝突對立的兩端。
奮鬥到高層的女性遭遇性別歧視的形式發生了變化，但實質並無不同。她可能不會再遇到如「吃飯不許上桌、女人不能分宅基地」這樣赤裸而直接的壓迫，更多的是隱性文化里的規條。一是有些領域默認向女性關閉，如某些職位明確表示不招女性。第二個問題是婚育，這是在招聘的時候就會被問到的。也是老生常談，女性的子宮在職場上被視為累贅。第三個問題是性騷擾的普遍存在。即便不構成身體、語言上的性騷擾，女性被「花瓶化」也是性別議題的一種。如很多工作、社交甚至學術會議的場合，年輕女性成為風流的點綴，負責展現美麗、端茶倒酒。
李雪和李靜睿的相通之處，還在於她們都用自由主義來闡述自己。如李雪把女性在職場上的維權描述為一種無賴：「我是女性公司就必須招聘我，否則就是歧視，我是女性是弱者所以全體納稅人或者老闆必須為我生育買單否則就是歧視女性就是社會不公」，在這個基礎上闡述她的自由理念：「企業招聘任何人都是自由……任何有能力的人都會找到合適的生存之道，要求別人必須招聘自己的，骨子裡得是什麼樣的loser心態」。好比說，在種族歧視盛行的年代，黑人很難找到好工作，李雪的解決方法是黑人可以自己開公司幫助黑人，但由此進一步將黑人限制在小圈子裡，則不是這種自由主義所能夠考慮到的了。企業行使招聘自由的時候如果侵害了社會的公平原則，是一個需要被指出和規束的事，否則一切關於勞動的立法也毫無意義了。世界範圍內，女性僅就同工同酬就抗爭了多年，直至今天仍在繼續。生育的行為不僅僅具有個人性，也和國家利益相關。現狀是，二胎政策的推廣在不斷勸說女性生育，但成本大半歸於企業。女性被不斷壓縮的就業空間趕回家已是無法迴避的現實。
糾正對女權主義的偏見，並不意味著女權主義是完美無瑕的、每個女性必須要宣誓效忠的，實際上，不成熟的、令人反感的女權言論亦不在少數。任何一種主義，都包含了不理性的聲音，女權亦然。評價一種思潮是否偏激，還是要看它主要的思想架構與訴求的合理性。如作家黃章晉所言：「今天，女性應該回歸家庭、中華民族要重建家庭美德的勢頭，來得比任何英明的預言都更迅猛，甚至有一天『婦女國有化』都不是不可想像的事，所以，把女權主義視為文明最大的威脅，甚至成就感和優越性主要建立在專挑女權主義聲音中那些特別傻特別無知的部分，在我看來，多少是值得惋惜和同情的。」
高知女性與女權主義劃清界限，在李靜睿之前，已有不少先例，但她引起的輿論反應最大，使得事件本身成為一個樣本。我認為這跟她所處的圈子是由男性為絕對主導的公知圈有關，即她不僅僅是知識分子，還具有公共知識分子的特性，這兩者又和她的婚姻無法分割。
鄧艾在評價蕭李夫婦時寫過一副對聯：僅在同志落難時，始憂心權力結構；但於丈夫蒙冤處，重定義言論自由。所指的事件是女權主義者批評馮鋼時，蕭瀚曾上陣指女權主義侵犯學者的言論自由。李靜睿為丈夫受指責而不平。時過境未遷，這次李靜睿被批評，蕭瀚也不遺餘力地痛斥女權主義「仗勢欺人」。這裡面有邏輯問題。因為馮鋼是以大學教授的公職來為言論背書的，他發表的正是自己權職範圍內的偏見。他所掌握的學術權力，決定了他不是一個普通的發言者。蕭瀚用「個體自由」來為他辯護，而面對真正無權勢的個體化的女性，卻用「集體主義」來指責，這是很混亂、很昏聵的學術雞賊，等於概念皆為我利益所用。個體自由的定義，當然不是以人數多寡來決定的，否則人們也無法去批評一個總統了。
談論李靜睿的婚姻其實無關其隱私的部分，主要是這對伉儷在公共議題上的步伐一致性。這次風波中，看到很多人說「她被蕭瀚洗腦了」。我對這個論斷難以認同，甚至認為這也是性別歧視下的偏見。李靜睿並不是在文盲的狀態與蕭瀚結合的，她是一位有知識、有思想的女性，為什麼一定不是蕭瀚受她影響呢？我比較認同的說法是李靜睿的性別平等意識和她作為女性對性別議題的先天敏感度，向蕭瀚（及一個男性知識分子沙龍）妥協了，因為後者的話語權比重更大。
背後的社會現實，是男性知識分子普遍存在的，對女權議題的陌生、鄙夷和敵視。
在那條微博之後，李靜睿又發表了一段解釋，提到有很多人提醒她，三八節當天女權之聲炸號，但是「這些年的現狀大家也看到了，大家都在被炸」（蕭瀚也發表了類似的一條）。繼而表示女權主義是相對安全的公共議題，而她選擇更加關注那些被政治消聲者。其實無論選擇關注什麼樣的社會議題，都值得尊敬。不值得尊敬的是用自己議題的「重」來論證另一個議題的「輕」。李靜睿進一步激發輿論的憤怒也正在於此。
近年來，男性知識分子因性別偏見的言論被批，已經不是少見之事。馮鋼、溫儒敏、林少華、周國平……這個名單可以無限延長。性別議題和政治議題雖然同構，但在對象上完全不同。性別壓迫的主要施加者是整體的男權，這使得女性在面對現實時有了兩個衝突對象，一是youknow who，二是整體的男性（不是「全部的男性」，也不是「每一個男性」）。而男性則可能同時身兼二角，面對who時的受害與抵抗者，和面對女性時的加害者。
公共知識分子在當下環境里，如果沒有獨立和批判立場，是不配稱公知的。但這個立場和性別平等意識，並不天然同步。由於男權文化的傳統深厚，由男性主導的公共知識界，對女權主義的直接貢獻相當稀少，而陌生、鄙夷和敵視則相當普遍。理解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李靜睿的選擇、以及男性知識分子對她這段話的認同了。李其實是做了一個聲明，自己將投入公共知識領域，但不會像女權主義者那樣，總是與男知識分子們在性別議題上的頑固傲慢為敵。這真是非常漂亮的表態了。確實，女權主義沒有這麼優雅的姿態。
攝影/撰文：李南心
2018年3月13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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