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就是人性深處的雙面性

在看完了《東京一年》之後，我終於下定決定要去看一看《菊與刀》

之所以用「下定決心」這四個字，是因為我們這代人對於日本的感情從小就是比較複雜的，這種複雜的感情一部分來源於歷史上赤裸裸的殺戮記載，一部分則是受到那些曾經被迫害的人所留下的仇恨影響。

再加上我們從小就被家國情懷教育，對日本的稱呼從來都是鬼子、倭寇、小日本等等。這些字眼也都透露著我們民族對日本這個國家乃至日本人的鄙視和譏誚。

可是在我們上初中的時候，日本的「文化黃金十年」卻不管不顧地衝進了我們的生活，篡改著我們印象里的日本。日本的電子產品、日本的動漫、日本電影電視、日本的歌曲明星……從軍事戰場到文化戰場，日本民族似乎就像一部「狗與狼的時間」那樣，既保留了我們對犬吠的唾棄，又誇大了我們對狼性的遙望。

這種深深的矛盾，在我們的記憶力駐紮了很多年，也在兩國關係的影響下牽絆了無數代人。日本到底是什麼樣？我們有沒有對這個國家有所誤解？日本的教育有哪些可取之處？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這些問題的好奇心就越來越大。然而，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豈能是通過一本書、一次旅行能做到的。即便是在日本生活了十幾年的姑姑，也從來不敢說她了解日本、了解日本人。

那為什麼作者就可以通過一些史書記載、數據資料來洋洋洒洒寫成這樣一本被譽為「認識日本，了解日本文化」的書呢？作者為什麼想要去了解和剖析日本呢？

1944年，二戰臨近結束，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國戰時情報局委託研究日本，便於為美國制定對敵對國日本的政策和判斷對日本的整個局勢的發展。她認為美國人特別是軍人在當時必須了解日本人的思維和情感的習慣，以及這些習慣所形成的模式，還必須弄清這些行動、意志背後的制約力。

出於政治軍事需要，作者開始著手調查日本、了解日本人民的生活，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可以說，作者寫《菊與刀》的出發點是帶有明確攻擊性的，只是結果讓我們發現了一個事實：攻擊和防禦這對矛盾體是人類共有的天性，而激發這些天性的往往是環境和社會。

一、日本人政體原則

民主、自由等觀念似乎是進不了日本人的大腦的。在美國，當人們回到家中時就會把一切形式上的禮節全拋掉。但是在日本，恰恰要在家裡細緻得觀察和學習禮儀。母親背著嬰兒時應當用手摁下嬰兒得頭，教他懂禮節。幼兒搖搖晃晃學走時，要學的第一課就是學習尊重父兄。妻子要給丈夫鞠躬，孩子要向父親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鞠躬並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著：鞠躬的人原來打算自己處理的事情，現在則承認對方有權干與，受禮的一方也承認要承擔與地位相應的某種責任。

二、日本人的兒童教育

日本父母訓練孩子去過一種審慎而節儉的生活。過了幼兒期，限制程度慢慢地加強，到了結婚前後，一個人的自主程度達到最低點。

日本父母需要孩子，不僅出於情感上的滿足，而且是因為：如果他們不賡續家族的香火，那他們的人生就是失敗的。女人也需要孩子，也不僅僅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情感的需要，而是因為只有做了母親，她才能得到一定的地位。

日本男人行為中的矛盾性是極為明顯的，造成這種矛盾性的是他們童年教育的不連貫性。他們既可以沉溺於快樂與安逸，也可以不遺餘力地接受極端的義務。

於是日本人性格的兩面性造成了種種緊張情況。

三、日本人的恥感文化來自於教育

考察日本人的育兒模式，可以很好地理解，恥感文化是如何與日本人的成長過程相融合，並最終在日本人的生命里紮下根基的。

日本的教育也是一種典型的矛盾綜合體。這種教育方式讓日本人的人生曲線呈現一根很大的淺底U字型曲線。允許嬰兒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隨著幼兒期的過去，約束逐漸增加，直到結婚前後個人自由降至最低線。過了六十歲，人又幾乎可以像幼兒那樣不為羞恥和名譽所煩惱。

日本人認為兒童是不知恥的，是可以盡情地享受快樂與幸福的。同時日本人又認為，在兒童教育中，嘲弄是培養恥感文化的一種最為典型的方式，通過嘲弄可以儘快讓孩子成長。

比如，看過各種電視，你會發現日本的家庭總是窗明几淨、簡潔整齊，這與日本兒童的教育有關，日本兒童自幼接受的教育是要重視整潔。如果不整潔呢？就會想盡各種辦法去嘲弄這些男孩或者女孩。這使得日本人很早就學會了知恥,並引導他們根據別人的評價調整自己的行為。

到了十歲以後，日本育兒教育逐漸嚴格，十歲以上的孩子要承擔「對名分的情義」的責任。

意思是這些孩子要學習，在何種情況下可以採用間接手段洗刷污名，在何種情況下可以直接攻擊對方。比如說，如果有人說這個孩子不勇敢，那麼，這個孩子就會採取措施來守護自己的名分，甚至採取報復的手段來捍衛自己的名分。

四、日本人的家庭生活

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育並對「自尊」極其敏感的青年，性格極易變得非常野蠻。他們不能忍受屈辱。消解這種屈辱最直接的方式是復仇，被虐待的人必須直接報復虐待者才「感到痛快」。

可以說，日本成年人的矛盾性格，是由兒童教養的不連貫性與矛盾性造成的。在日本人的兒時記憶中，他們會深深記得有這樣一個時期，那時他們在自己的小世界裡就是神，可以縱情恣意，甚至可以恣意攻擊別人，似乎一切慾望都能得到滿足，這種記憶雖然幾經塗飾，仍然留存於意識的深處。

然而，到了一定的時候，他們又會受到各種規訓，受到各種嘲弄，受到各種嚴酷的折磨。這種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們長大成人後，既可以沉溺於羅曼蒂克的自由戀愛，也可以改變主意從而順從家庭安排的婚姻。

既可以沉緬於享樂和安逸，也可以不計一切而承受極端的義務。謹慎的教育往往使他們行動怯懦，但他們又能勇敢得近於魯莽。在等級制下，他們可以表現出極為馴服，但又不輕易接受上級的駕馭；他們非常殷勤有禮，但又保留著傲慢不遜；在軍隊里，他們可以接受盲從的訓練，但又頑固不易馴服。

日本人的矛盾還包括在對待性方面的態度。日本男子結婚後完全可以毫無顧忌地在外面享受性的歡樂，他們竟然認為這樣的做法絲毫不會侵犯妻子的權利，也不會威脅到家庭關係。

日本婦女在關於性問題上也有某種自由，這種自由也具有相當的矛盾性，出身越低微，自由就越大。她們一生在大部分期間必須遵從許多禁忌，但絕不忌諱男女之間的事。在滿足男人性慾時，她們是淫蕩的；同樣地，在滿足男人性要求時，她們又是克制性慾的。

五、日本人的道德觀

在日本，正直取決於個人在宏大社會網路中的位置的認可，大家互相欠債，既欠祖上的也欠同輩的。欠債意識會使人很容易冒犯日本人證明了這一點，這也使他們承擔了重大的責任。

在日本，表示義務的辭彙往往涵蓋一個人的負債意識，從最大到到最小，這個詞便是「恩」。當他們說某人有恩於我時，他們的意思是我對某人負有義務，他們把這類債權人慈善家稱作恩人。

從父母雙親而承受的當然是恩，這是眾所周知的東方孝道的基礎，這種孝道父母在孩子面前擁有戰略性的權威地位，父母有恩於孩子，孩子要努力報恩，因此孩子必須竭力服從父母。

一個人對老師和主子也懷有特殊的報恩心理，他們常常說「恩情之大，難報萬一」。這是一副重擔，而且恩情的力量往往被認為徑直超越於受恩者的個人意願。

在日本，人們不喜歡時不時的去肩負恩所指向的人情債，任何非官方的介入都會讓人背負人情債。如果一個人沒有得到明確的授權而且幫助另一個人，那麼他將被懷疑在謀取不正當的利益。

在日本人看來，誠惶誠恐是另一個表示感謝說法，這是一種苦楚的感覺。在大家所接受的結構嚴密的人際關係中，有恩而產生的欠恩意識往往激勵人們只是為了報恩而使出渾身的勁，但是欠恩會很難受，很容易產生怨恨情緒。

日本人的義務分成兩種不同的類型：報答父母的恩叫孝，報答天皇的恩叫忠，這兩種義務都是強制性的，是日本人普遍的命運，這兩種形式義務都是無條件的，日本人把這些內容的極端化了。

在日本，孝成了一項不得不履行的義務，哪怕意味著要赦免父母的罪孽和不公，只有當它與忠於天皇的義務發生衝突時，才會被取消，某人的父母哪怕不足取，哪怕破壞他的幸福，他也不能不盡孝。

所有一切都包括孝道之內，都是子女應當還給父母的人情債。日本人著重盡孝的只是那些被活人記住的，日本孝道最重要的實際意義，在於他對活人中盡孝義務進行限制，日本人認為一個人給祖先報恩的方式，是把他自己曾經收到過的照顧轉移到孩子身上。

日本人強調的是義務是還債，年長者責任重大。家庭成員之間有著明顯的怨恨情緒，這是日本孝道的典型表現，這一現象在另一項重要的義務即效忠天皇中是不存在的。忠是最高的美德它要求子民忠於天皇，必須成為就某種狂熱的崇拜，而對象是一位幻想出來的好父親，他與城市雖然有接觸但出於泥而不染。

日本人的婚姻當然是家庭之間的契約關係，他們一輩子都要向對方家庭履行這種契約關係所帶來的義務，這叫作為情義出力，安排這種契約關係的是父母，所以對父母一代的情義是最沉重的。

六、日本人的秩序和等級制

日本人有一個說法，意思是「各就其位」。

日本擺出他們的各就其位的信條是也是求助於某種生活準則，那種生活準則經由他們自身的社會經驗早已經深深地紮根於他們的內心，數百年來不平等一直是他們有組織的生活的準則。

在日本，孝道局限於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家庭成員之間，孝道的含義是，在一個幾乎是包括父親祖父他們的兄弟以及後裔的團體里，一個人要根據輩分性別和年齡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在日本，長子在很早時候就獲取了負責任的氣質，各就其位不僅意味著輩分的差異，也意味著年齡的不同，當日本人想要表達絕對混亂的局面時，就說那局面「非兄非弟」。

無論年齡大小，一個人在等級最終的位置取決於他是男還是女，日本婦女要走的丈夫的後面，其社會地位比丈夫低。

在日，本屬於輩分性別和年齡的特權是很大的，但是那些行使特權的人做起事來就像是受委託者，而不是獨斷專行者，遇到重要事務時，任何門第的一家之主都要召集家庭會議討論有關事務。

每一個日本人先是在家庭環境中學習等級制的習慣，然後把在家中學到東西應用於更加廣泛的經濟生活或政治生活中。

七、日本人的生活圈子

日本的倫理準則要求極端的對義務的回報和強烈的自製精神，對五官的享樂非常寬容，他們認為，感官快樂是有意義的，因而值得培養，他們尋歡作樂，重視享樂。但是享樂的範圍必須有所限定，不得侵入人生的要務。

日本人最喜歡的一種肉體方面的小小享樂是洗熱水澡，還有包括「磨礪自己」的沖涼水浴習俗。睡覺是日本人沉迷於其中的另一種喜好，是他們最熟練的技能之一，他們能把睡眠當作兒戲。而吃飯是一種自由自在、享受快樂的放鬆狀態，也是一種用來磨礪人的訓練。

浪漫的愛情是日本人所營造的另一種人之常情。日本人認為，在人生的次要位置上，「性」好得不能再好，「人之常情」是沒有邪惡的，對性的快樂不需要進行道德約束。

酗酒是另一種被許可的人之常情，喝酒是一種快樂的消遣，大喊大叫狂歡是家常便飯，喝酒時可以完全放鬆。

用日本人的話來說，一個人的生活包括「忠的圈子」、「孝的圈子」、「情義的圈子」、「仁的圈子」和「人之常情」的圈子，還有許多其他的圈子。但這些圈子不包括任何「邪惡的圈子」。他們把人生看做一齣戲，要求認真地去平衡一個「圈子」和另一個「圈子」的關係。如果大家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麼每個人都是善良的。

當現代日本人力圖把某一項美德弄得超越所有「圈子」時，他們往往選擇的是「真誠」，隨後便是具體的規則：最高的美德是履行與「忠」有關的義務。

在其本人的生活中，恥辱是首先要考慮的；這意味著，任何人做任何事，都要看公眾對自己的評價。日本人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要求他們去相信：只有依賴於別人的認可，才是安全的。當外國人不把所有這些禮儀放在心上時，他們會感到迷惘。

八、日本人的自我成長

日本人關於自我修鍊的概念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能培養能力，另一類所培養的不僅是能力。自我修鍊無論需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一個人都應該表現出「日本精神」。

日本人認為，只有通過思想訓練，人才能獲得全面生活的能力，才能品嘗到人生的滋味。日本人很強調自我修鍊如何給人自己帶來好處，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極端行為不是真正嚴重的折磨，這樣的折磨不會導致侵犯衝動；但他們的道德體系往往要求他們做出極端舉動。

大多數普通的日本人都在尋求「圓通」的狀態。在「圓通」的境界中，在人和他的行為之間，連一根頭髮那樣的間隙都不會有。這是一種效率的訓練，一種自力更生的訓練。

許多日本教派，包括佛教和神道，都非常強調沉思默想的神秘修鍊法、自我催眠和出神。他們宣傳，潛在的力量只存在於人自身，只有通過自己的努力，人才能擴大這力量。

日本人把自我監視和自我監督中搞成了沉重的負擔，在這些抑制因素消失時，他們才會體驗到自由和自足.他們高度讚賞「雖生猶死」的人。說「我雖生猶死」，意思是完全擺脫了衝突，「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可以自由地直接用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九、侵略過中國的日本，是否毫無可取之處？

在日本投降後，麥克阿瑟將軍領導下的日本行政管理體制很不一樣，它純粹是一個總部組織，利用的是從上而下的日本官僚機構，日本人之所以能接受它，就是因為他們的性格是由他們的文化決定的。而戰爭，並不是民眾能夠決定。

在日本，不管是在個人還是在國際關係上，這都是生活實踐的組成部分。日本人認為，他施行了一項行動方針，但沒有達到目標，他就是犯了錯。既然失敗了，他就要拋棄這項方針，因為他沒有必要追求失敗的方針。

由此可見，日本的文化不是粗魯的權威主義，只是當一個父親對孩子既關注又關愛之後，這個孩子在人生最初的經驗中、在跟父親一起時就習得了這種矛盾的態度，這種態度就變成了貫穿整個日本社會的一種範式。

沒有哪個文化比另一個文化更高尚的說法，只是一味停留在過去的仇恨中是無法讓人類進步的。所以我覺得寫下《菊與刀》的用意，除了讓美國、讓世界了解日本之外，更多的是希望人類可以對文化之間的差異持有接納和包容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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