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內務府刻書處——武英殿
清代宮中刻書最早始於入關之前，順治三年(1646年)修成《大清律》，同年刊板，次年頒行全國，這是目前所知清代入關後宮廷最早的刻書地點之一。刻書地點仍在明朝刻書處「經廠」，利用原有工匠承辦。「故其格式與經廠本小異而大同」(《清代殿本書始末記》)。康熙十二年(1673年)敕廷臣利用前「經廠」《文獻通考》及《性理大全》營書板在武英殿修補、整理後刷印行世，兩書卷前均冠有聖祖御制序。據《清宮述聞》記載:「康熙十九年始以武英殿內左右廊房，共六十二楹，焉修書處，掌刊印、裝璜書籍之事」。另據咸豐十二年《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武英殿修書處」條下記載:「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奉旨設立修書處，由內務府王大臣把其成，下設兼管司員二人，以內務府官員兼任。下又設正監造員外郎一人，副監造、副內管領一人，委署主事一人。庫掌三人，委署庫掌六人。設有書作，刷印作。書作司界劃、托裱等職;刷印作管理寫樣、刊刻、刷印、摺配、裝訂等職。有拜唐阿十九名，委署領催四名。另設匠役若干，分別為書匠、界劃匠、平書匠等，共八十四人，分辦各作之事」。由此可知，康熙十九年武英殿修書處已正式成為清代宮廷專門修書機構。
武英殿位於西華門內，熙和門西，「殿廠五楹，丹墀東西階九極。其東配殿曰凝道，西配殿曰煥章，後殿稱敬思。殿之東北為恆壽齋，西北為浴德堂。」(《清宮述聞》)清代官刻書籍幾乎全部集中於此。但也有地方政府受皇帝之命刊刻書籍的，如二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兩淮監政曹寅奉敕刊印的《全唐持》等書，也被列入內府本。因武英殿修書處由內務府領導，並由內移府出資，所以總稱「內府刻書」，又因為內務府刻書以武英殿為刻書中心，故又統稱為「武英殿本」，簡稱「殿本」。
武英殿刻書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為歷代宮廷刻書所不及。明代的「經廠」刊刻書籍數量有限，質量上如葉德輝《書林清話》中云：「明人好刻書，而最不知刻書」。明宮廷刻書由文化較低的宦官把持，所刻書籍校勘失誤較多，而武英殿刊刻的書籍，多為高極翰林所為，故校刊精湛。據《歷代刻書考述》統計:「內府刻書以單刻計算，大釣有六百三十三種，五萬四千零三十六卷」，數字十分可觀。此外，宮中還設有多處修書處所，如:蒙養齋專修天文、曆數、音律等方面的書籍;佩文、淵鑒二齋專修經史、文學方面的書籍;還有專門從事翻譯滿文、蒙文、藏文等少數民族方面的處所，如「清文字經館」，滿文《大藏經》便是在此譯成的，以及「實錄館」、「聖訓館」、「玉牒館」、「方略館」、「國史館」等等。據《清高宗實錄》記載，乾隆在位的六十年時間裡，各種書籍的纂修從未停止過，每年都有新書問世，《四庫全書》纂修期間，為了將一些敕撰本納入《四庫全書》，甚至出現了十六種書籍同時編修的情況。可見當時宮中刊修書籍的盛況。
宮中所刊刻的書籍雕板、刷印、裝璜都非常精美。康熙一朝刻書多採用精緻的錦連紙，堅韌潔白。字體上採用仿宋字，也稱方體字;或採用軟體字，又稱楷體字，用兩種字體雕板。所刻書板「雖雜出眾手必斠若畫一」(《清殿本書始末記》)，而且挺秀工整，秀美洒脫，風格各異，將書法藝術輿雕刻藝術融為一體，世稱「康版」。清代著名學者金植《不下帶編》卷四中有「康版，更在宋版書之上矣」的評價。如御定《全唐詩》、《七經》等書都是用軟體字刻印的，《佩文齋書籍譜》、《歷代持詩餘》、《康熙字典》、《淵鑒類函》等書都是用仿宋字刻印的，這些書籍都是精工細刻，紙精墨妙，裝璜考究，堪稱精品。雍正朝所刻的《律歷淵源》，雍正六年完成的《古今圖書集成》是用銅活字排版，書中大量的插圖都是由當時著名的畫家和優秀的刻工合作完成。以四色套印的《御制唐宋文醇》、(御制唐宋詩醇》及五色套印本的《勸善金科》，在刊刻、刷印、裝璜工藝上都連到了較高水平。乾隆三十八年後，用木活字排板印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一百三十四種，在刊印過程中對各種工藝有所改進，改變了元朝王楨先在一整板上刻字，再鋸為活字的舊方法，而是先鋸好大小相同的木子，然後貼上字樣刻字。以木活字擺印書籍，省工省費，乾隆皇帝賜名「聚珍」，並題詩十韻稱訟。主持雕印該書的大臣金簡總結印書經驗，著有《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書，對當時及後期的出版事業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乾隆皇帝對校鐫經史板片除下的零頭短片非常珍惜，命仿古人巾箱之式，雕刻袖珍板叢書十種。嘉慶四年刻《續纂大清一統志》，工料愈遜，九年纂《熙朝雅頌集》，特諭浙江巡府阮元刊進，亦不如乾隆初年諸殿本。「道光、咸豐兩朝天下多故，稽古右文萬幾無暇」(《清殿本書始末記》)。同治朝武英殿刻書基本停止。「光緒一朝，初敕纂七省方略，為省費計，由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以西法鉛鑄活字排印成書」。武英殿刻書處到此時已名存實亡。
嘉慶皇帝封武英殿遣存下的書籍、畫板非常重視，十九年五月上諭「武英殿御書處書籍版片，積年刊刻不易，若任其殘缺漫漶，殊為可惜，著逐一查點，其頒行有用之書，如版片間有缺壞，應即補刻齊全」(《清仁宗睿皇帝聖訓》)。嘉慶以後，宮中藏書管理混亂，武英殿所藏書籍書版失竊日趨嚴重。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發生一起大火，所藏書籍、書板、印刷工具等慘遭毀滅。《清穆宗實錄》記載:「六月二十日晚，西華門內武英殿不戒於火，延燒至三十餘間····」可見損失之大，相傳火災起因在於武英殿書籍「久被盜竊，典守者假火逃罪」。
武英殿刷印的書籍，除滿足皇帝御覽、宮內陳設、獎勵臣民外，還頒行各省官府，書院等。乾隆三十九年奏准，「凡聚珍館擺印各書，刷印連四紙書五部，竹紙書十五部，以以備陳設，又刷印竹紙書三百部，發交江南、江西、浙江、廣東、福建五省通行。」由此可見，殿本書籍頒行較廣，印數不少。但經遇三百多年的風風雨雨，存世已日見稀少。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現仍藏有殿本書籍七二二部，二一八九一冊，武英殿所雕刻書板十多萬塊，其中包括著名的滿文《大藏經》、藏文《大藏經》的經板，這些書籍與書板的存世已非常珍貴，對研究清代文化、清代宮廷刻書等都是寶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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