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不修大典，難出大師

美國哈佛大學學者、中國古籍善本國際權威——美國亞洲藝術院資深院士沈津教授，任職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18年，經眼兩萬餘種善本，出版《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顧廷龍年譜》《翁方綱年譜》等專業著述800萬字。就中國古籍如何保存、整理及研究，遠在美國的沈津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不修大典，難出大師」。他寫中文古籍善本書志，是對中國文化進行的一種詮釋。

將稀見的古籍善本供學界利用

遼寧日報：您曾師從我國著名版本目錄學家顧廷龍先生，也曾在上海、香港中文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任職，是什麼使得您多年立志要寫中文古籍善本書志？

沈津：我去年5月才離開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這之前在幾個圖書館裡工作了58年，基本上都在和中國古籍打交道，從購書、整理、編目、鑒定、保管、服務讀者、回答諮詢、編輯出版、寫作研究，我都做過。我有幸在中國內地、香港及美國等地圖書館看了不少古籍，尤其是美國的國會圖書館及各大學的東亞圖書館，藏有一些國內沒有的卻有重要文獻價值的圖書，我想這些稀見的古籍善本，應該通過有效途徑，用現代化的科技手段，如掃描、影印等方法，回歸國內，供學界利用。

遼寧日報：您所著《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收入的都是您認為難得的罕見之書，您選書的標準是什麼？

沈津：幾十年中，我大約經眼了兩萬部左右的善本書，有不少是難得一見的本子，如稿本、抄本等。我認為，應該站在讀者或研究者的立場上，將他們很難見到的書或版本加以揭示。在此前提下，我選書的標準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只著錄一部者我才寫，這說明「物以稀為貴」，流傳較多者我就割愛了。

遼寧日報：您在「哈佛燕京」工作18年，將其收藏的4000餘種中文古籍善本寫成書志，還發現並揭示了一批國內未收藏的善本圖書，美國大概有多少種中國古籍？

沈津：我想先說明一點，我只將「哈佛燕京」的善本寫了3000餘種300多萬字，另外將近1000種是我們請來的4位專家教授完成的。當然，這部書志曾獲得了2011年中國出版界的最高國家獎。在美國的國會圖書館和各大學的東亞圖書館裡收藏的中文古籍大約在50萬冊以上，也有一些國內未收藏的古籍善本，如「哈佛燕京」的善本書中就有《休寧蓀浯二溪程氏宗譜》《新刻全像漢劉秀雲台記》《欽明大獄錄》《明楊繼盛彈劾嚴嵩奏疏草稿》《清宗室敬徵日記》《北洋海軍來遠兵船管駕日記》等，大約有360部左右為國內各圖書館所沒有著錄的善本或版本。

遼寧日報：您認為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中的哪些珍稀獨本讓您印象深刻？

沈津：我印象深刻的珍稀獨本，這很難回答。我曾應邀對宋元版本做過一次重新鑒定與評估，但我認為最好的不是這些宋元本，而是《永樂大典》41冊，它的市場價值卻較其他中國古籍善本為高，如今《大典》單冊價格約為900萬元人民幣以上，那41冊即相當於3.7億元。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其最為珍貴的藏品為谷騰堡42行本《聖經》，現市價每部在2500萬至3500萬美元左右，就此可以推算出《大典》41冊的價格，接近於兩部《聖經》之價。

完成揭示善本書內涵的工程是一項成就

遼寧日報：在《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中，您介紹的多為明清的善本，為何之前收錄的不多？

沈津：《書錄》共收491部，其中宋刻本收了22種，元刻本收了11種，而明刻本竟達201種，稿本57種，抄本74部。藏書家最重宋本，因為其書之行式、字跡、紙質、墨色，多精雅古樸，迥非後世所及。我很少刻意去寫宋元本，是因為這類宋元本多數是流傳有序，前人不僅著錄，而且詳考有加，我若再寫，也少有心得。所以我的著眼點是流傳稀見的明刻本及那些未刻的稿本、抄本。

遼寧日報：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人們就已經對宋刻本《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存疑，為何至今仍未能進一步研究？您如何評價目前國內版本鑒定現狀？

沈津：《琬琰集》作宋本的依據不足，確有很多疑點。版本鑒定是一門學問，我尚未完成的書中有一部是《古籍版本三十講》，其中有一講是寫版本鑒定的，大約有7萬字，寫的都是我50多年來的所見所聞與實踐。國內圖書館界古籍版本鑒定的人才早已呈現出青黃不接之勢，上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成名的中國版本目錄學家早已凋零殆盡，如王重民、趙萬里、瞿鳳起、顧廷龍、潘景鄭、冀淑英都先後駕鶴西歸，今後也很難再出現這樣的上駟翹楚、高才巨匠。目前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也在致力這方面人才的培養，由於師資力量匱乏，故還要待以時日。反之，民間藏書家中卻有不少優秀者，他們的實踐能力較強，有的還有研究成果，這是一股前進的力量。

遼寧日報：國內大館如國家圖書館，省市館如上海、南京、浙江以及重要的大專院校圖書館，目前都沒有自己的善本書志。您如何評價？

沈津：據我所知，這些重要的大館目前都沒有寫作本館善本書志的計劃，大館的特藏資源豐厚，人員也是兵強馬壯，這是一般館所不具備的優勢。但若真的要進行這項工程，時間上很可能就是10年、15年，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因為寫好書志並不容易，要詳細地揭示書的內容版本，儘可能精審確鑿。所以，將來揭示善本書內涵的工程應是一項成就。就像圖書館一座標誌性的建築，是處於永久的坐標，永存天壤的。它在學術上的影響、價值，不是得不得獎或得什麼獎的問題，它可能影響幾代人，這也是我們在哈佛秉持的「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之理念體現。我認為，寫作善本書志，不僅是將館藏的各種善本及文獻都能予以揭示、編輯、影印，以之嘉惠學林，而且更重要的是通過這項工程，來培養版本目錄學這個領域中的人才。

遼寧日報：您熟悉國內外的典籍整理與保護，您對國內的古籍保護工作有何評價和建議？

沈津：我國自古以來就有良好的典籍整理與保護傳統，由於多種原因，存藏過程中古籍文獻受到不少損毀。2007年，國家古籍保護計劃實施，使得我國的古籍保護工作首次全方位進到國家層面。其中，我們要加強我國中文古籍收集整理與保護，還應加強國內西文古籍的收藏與保護修復。最近六年，我作為特聘專家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工作，目睹了他們在這方面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已訓練培養了不少西文圖書修復人才，作出了可喜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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