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文史
文史（第一輯）
簡介：
《文史》是由中華書局主辦的大型學術季刊，每季第二月第一日出版，繁體橫排，大16開，256頁，三十餘萬字。刊載有關中國古代和近代的文學、史學、哲學、考古學、語言學和科學技術史等領域的學術論文，以「崇尚實學，去絕浮言」為宗旨。文史設有：簡帛研究、殉制研究、二十四史修訂研究、讀書筆記等欄目。
創刊：風格的確立
上世紀60年代初，中華書局與《新建設》雜誌合作創辦了《文史》雜誌，第一任編輯是沈玉成。
第一輯《文史》出版時，編輯部原擬寫一《編後記》，經齊燕銘、丁樹奇(時任中華書局副總編)、何其芳、馮定、吳晗及中宣部科學處等多人審訂，方才最後定稿。最後出版時，這篇《編後記》被改為《編者題記》。《編者題記》確立的辦刊宗旨是：
我們要求《文史》具有這樣一種鮮明的性格：崇尚實學，去絕浮言。我們提倡樸學家的學風。乾嘉以來樸學家們的研究工作，如果剔除其逃避現實和釋事忘義的一面，他們那種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和實事求是、尊重客觀的治學方法，仍然是一份有益的遺產。批判地繼承這份遺產，重視資料，對資料作細心的考訂，對於改進我們的學風，或有針砭和藥石之效。
正是這篇《編者題記》奠定了《文史》此後的風格與方向。
在具體工作方面，《文史》自第一輯起就建立了嚴格的審稿制度，至今保留的檔案表明，每一篇來稿編輯部都曾認真審閱，並附詳細的審稿意見。編輯部還擬定了「特約審稿人名單」，包括文學、歷史、哲學、語言文字學和其他共五類64人，學術界扛鼎人物基本上都在此名單中，審稿意見至今仍保留在檔案中。有些文章，不但請社外專家審，還要請不同的編輯室
的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見。
最初四輯《文史》中發表了很多重要學者的重要文章，比如段熙仲《禮經十論》、江世榮《有關〈莊子〉的一些歷史資料》、章士釗《熱河密札疏證補》、唐蘭《〈劉賓客嘉語錄〉的校輯與辨偽》等。
張政烺在回憶文章中說：「《文史》是在這種氣氛中出版的，保全了一部分學者的時間和精力，使他們寫出並印出一些有用的東西。可惜到第四輯在1965後6月出版的時候已經被納入等待批判之列，『文革』中齊燕銘被揪到中華書局來斗，設計並支持出版《文史》是大罪一條。」
其實在1964年12月28日，第四輯發稿之後，沈玉成呈送金燦然、蕭項平、徐調孚的一份《彙報》中，除請示了幾個稿子的意見外，第五條就說：
《文史》辦不辦的請示問題，一農同志說乾脆開次編委會，請各位編委正式表示態度，友漁同志也必定要有正式意見。屆時大家如覺得需要請示，再正式寫報告。如大家覺得可以出，也可以在會上談談怎麼出法。會擬在明年一月上旬開。
這份彙報上幾位領導均圈閱。看來《文史》在那個時候遇到了能否堅持編下去的難題。但第四輯還是正式出版了，第五輯也開始了審稿工作。
第五輯第一批稿於1965年9月7日發稿，1966年2月18日，《新建設》雜誌社編輯部給中華書局的專函稱，《文史》第五輯的目錄(初稿)已編出。檔案中保存的最後兩份發文稿，是1966年2月7日沈玉成擬，一份送馮家升的「請校《突厥文祝願辭》」，另一份送黃品蘭的「送《說話札叢》等校樣四份」。送黃品蘭文封發時間為1966年2月9日。
此後，關於這份雜誌便再沒了聲音，直到「文革」結束。
文革後三代齊耕耘
1978年，《文史》正式復刊，是復刊較早的一種雜誌。「文革」前，《文史》是依附於《新建設》雜誌社的。可是「文革」後，《新建設》雜誌早已停辦，中華書局就獨立承擔了編輯出版工作。《文史》一復刊，使得文史研究者又有了一個發表成果的陣地。
陳高華在回憶文章中說：「《文史》復刊，仍然堅持『崇尚實學』的精神，對於學術界的撥亂反正，起了有益的作用。這是人所共知的。二十多年來，一以貫之，堅持自己的方針，不受政治氣候變化的影響，這在中國的刊物、論叢中，可以說是非常難得的。至於《文史》三十輯中發表了許多高質量的論文，對於古典文學、歷史、哲學史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那是有目共睹，就用不著多說了。《文史》對中青年作者的重視，也是有口皆碑的。今天活躍於古典文學、歷史學界的許多中青年學者，都在《文史》上發表過作品，有的還是在《文史》上開始自己的著作生涯的。」
復刊之始，那些在「文革」期間承擔點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工作的重要學者還都聚集中華，顧頡剛、羅爾綱、張政烺、啟功等學者都給予《文史》以極大支持。顧頡剛積極倡導，帶頭賜稿，還熱情幫忙組稿。先生去世後，他的助手王煦華秉承遺志，源源不斷地將遺稿整理加工送給《文史》發表。羅爾綱也格外偏愛《文史》，八十多歲高齡時仍孜孜不倦地為《文史》撰稿。
在這些大家帶領下，學界許多學者，如謝國楨、俞平伯、林庚等先生都曾惠賜大作。後來成為學術中堅力量的裘錫圭、金開誠、李學勤、陳高華等等，都是《文史》的重要作者。
《文史》選用稿件的唯一標準是稿件本身的質量，中青年學者的文章只要是有見解有質量也會受到青睞;名家的文章如果名不副實，也不會勉強錄用。李零1979年在《文史》發表《關於銀雀山簡本〈孫子〉研究的商榷》時只有31歲，接著第十七輯又發表了他的《〈孫子〉篇題木牘初論》。著名學者林悟殊1981年研究生剛剛畢業，其進行的古代摩尼教研究在當時是鮮有人進行深入系統探討的研究課題。當他最初把自己關於這一課題的論文寄給國內一些刊物時，不是被默默退回就是被視為論題冷僻而不被採用。率先接受這些文章的便是《文史》。林悟殊在《文史》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刊在第十八輯，題為《摩尼教入華年代質疑》;之後，有關摩尼教研究的若干篇考釋性文章，亦相繼在《文史》刊出。甚至，林悟殊的論文集《摩尼教及其東漸》一書也是由《文史》編輯部推薦，由中華書局出版。1988年《文史》復刊十年，出版三十輯之際，林悟殊曾撰文《我與〈文史〉》，深情懷念這段與《文史》的淵源。
復刊初期的《文史》得益於老一輩學者的鼎力支持，也得益於中青年學者的支持。胡道靜曾說：「復刊後的《文史》就明顯地呈現三代人濟濟一堂共同耕耘、研討的學術園地這一特色，它的重大意義在於藉此培養起繼武的人材。」王素曾回憶說，1983年，自己與父親王冀民聯名、主要由父親執筆的《文中子辨》發表在《文史》第20輯上。「這是一篇用文言文寫成的兩萬多字的大文章，當時盤點國內各類學術刊物，也只有《文史》有膽識、有版面刊發，於是投了過去，很快就刊出了。」此後到1992年間，王素另有三篇論文是在《文史》刊發的。
可以說，《文史》承載了一個時代的學術追求，也幫助一個時代的學者圓了學術夢。正因為順應了時代潮流，雜誌很受讀者歡迎，這樣一本專業範圍很窄的雜誌，每期的印數都在一萬冊以上。
但是，作為純學術雜誌，《文史》也遭遇了市場經濟的冷遇，後來印數直線下降，經營狀況非常艱難。在這個時候，中華書局內部不曾動搖過繼續辦《文史》的決心，大家說：「《文史》是中華的一塊牌子，不能丟。」趙守儼曾說「只要求《文史》保證學術質量，使它成為學術界了解中華書局的一個窗口」。所以，即使在中華書局最艱難的時候，《文史》也沒有停辦。
從1978年復刊，到2002年《文史》成為季刊，24年的時間，共出刊54輯，其間經歷了「文革」結束之初對學術的井噴需求，也經歷了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大潮對一份純學術期刊的衝擊。但是《文史》始終堅守的崇尚實學、注重考證的風格沒有變，《文史》秉承的專家審稿、嚴格把關的要求沒有變。
新世紀任重道遠
進入21世紀之後，社會環境和學術環境都發生了巨變。怎樣在越來越艱難的經營環境和浮躁的學術氛圍中保持傳統、保證高水準的學術質量，怎樣在堅持《文史》獨有的「崇尚實學，去絕浮言」個性的同時有所創新，都是《文史》的後繼者與作者、編者們所要面對的關乎生存的現實問題。
2002年，《文史》恢復為季刊，每年四輯定期出版。經過一段時間醞釀，2004年，《文史》調整編委會成員，改變原先由本單位領導擔任主編的做法，組建新的編委會，延請學者裘錫圭出任主編，王邦維、李家浩、辛德勇、陳來、葛兆光、榮新江、劉躍進、閻步克等擔任編委，集中了當代中國古代文史哲各學科的中年骨幹學者。裘錫圭表示，接受中華書局的邀請，一是出於對中華書局和《文史》的感情，一是希望通過《文史》這一學術園地，來提倡一種扎紮實實的學術風氣。
《文史》的主編與編委，並非只掛虛名，每一位都認真行使職責。主編裘錫圭在每期出刊前必審查刊發的文章，大到文章的立意主旨，小到一個字一個標點用的是否正確，都會提出嚴格的要求。出刊之後，裘先生又會認真閱讀，一旦發現錯誤，就要求在下一期中刊登勘誤，如是編校中造成的錯誤，更要求向讀者與作者道歉。各位編委則主要承擔了每年大量的外審工作。
為了保證高水準的學術質量，《文史》繼續堅持所有刊發的文章都嚴格執行編輯部三審與外審專家雙向匿名評審制度。各位外審專家每次的匿名評審都認真客觀、直言不諱，無論是否建議刊用，外審專家都會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見，有的外審意見本身就可以成為一篇高水準的學術論文。
新時代的《文史》作者中湧現了大批中青年學者。此外，海外學者的論文也時有發表，既體現了「開放」的精神，也使得內容和陣容更加充實、擴大。《文史》不僅在香港、台灣學人，而且在日本、歐洲各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世界各地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漢學家中也享有崇高的聲望。
（註：暫缺第五十四輯及五十九輯之後的《文史》。）
文件目錄：
中華書局：文史001
中華書局：文史002
中華書局：文史003
中華書局：文史004
…………………………
中華書局：文史059
《文史》第1-64目錄
（註：文件數：58；大小：723.57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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