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兵曉葦：新四軍中的「白毛女」
簡
介
曉葦，女，1930年1月出生於安徽省全椒縣，1945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10月在新四軍二師抗敵劇團、華東軍大文工團工作，1952年11月先後在南京無線電廠、北京地毯廠、北京機械局工作，1973年任中國雜技團政工組組長，1977年8月任東方歌舞團政工組組長。1988年離休。
心酸童年
1930年1月24日，我出生在安徽省全椒縣一個城市貧民之家，父母帶著我租了一間舊房和祖母住在一起，寄食在姑母家。姑父是個小地主，父親當跑腿的。5歲那一年，家裡添了弟弟。母親每天一手抱著弟弟，一手拉著我，從住處走到姑父家。母親每天要做10多人的飯菜，還要採買清掃、縫補漿洗，常常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母親要我帶著弟弟玩，我小時瘦弱，背著走路已很費力，還能玩什麼呢？每天，姑母家桌上酒肉飄香，而我與母親、祖母只能在灶門口吃點殘羹剩飯。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慘遭日軍血洗，接著日寇佔領全椒縣城，城裡一片恐慌。父母親帶著弟弟逃難去了，瞎子祖母和我留下給姑母家看守三進庭院。一天半夜，兩個日本兵闖進門來，用刺刀挑開被子來搜查，我嚇得直打哆嗦，從那以後我恨透了日本強盜。
1938年6月，3架日機對全椒縣城狂轟濫炸，全城到處是火海。祖母怕我有危險，於是便也叫我跑出城去。我隨著人群跑了75里地，在管家壩找到了避難的父母親。這年母親又為我添了一個弟弟，後來祖母也來了。轉眼到了1939年初冬，父母親每天起早貪黑給地主家幹活，拿到2升米，也填不飽全家6口人的肚子。姑母和父親商定將我送給陳六娘作養女，陳六娘原是縣裡童家茶館的小姐，嫁給地主陳老六，曾生過兩個男孩，可惜全部夭折了。
9歲的我，非常難過地離開了媽媽，來到周家崗陳六娘家後，六娘子說：「臘英（我以前的名字），這個家就我們兩人，明天就送你去讀書。」從此，我白天上學，晚上就陪六娘讀書。當時雖然衣食無憂，但在精神上我卻很壓抑，晚上只要頭一落枕，眼前就會浮現出在昏暗的油燈下，媽媽默默地縫補衣服的幻影。1940年初，國民黨頑固派重兵進攻周家崗，我又隨繼母遷到了津浦路東的半塔集，六娘從此不再讓我上學，而是整天讓我掃地洗碗干各種雜事，我活脫脫地變成了一個小傭人。
走進部隊，戰友情深
1941年10月，我記得那是秋高氣爽、陽光明媚的一天。一位身著灰軍衣的新四軍幹部來到我家門口，微笑地問我：「小鬼，你到劇團來演戲唱歌跳舞好嗎？」我高興得合不攏嘴，說好呀！就這樣我頭也不回地就跟著走了，11歲的我從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第二天，我來到二師抗敵劇團，見到了張望團長和儀軍副團長。他們讓我穿上小號的棉軍衣，顯得挺神氣。大哥大姐唱著抗戰歌曲，歡迎新入伍的小女兵。很快，我被分到四旅抗戰劇團，龔維一大姐一見面就說：「我給你取個名字，叫曉葦，曉就是拂曉，天剛亮，意味著有朝氣；葦就是蘆葦，長在水中，很純潔。」龔大姐見我長得既矮小又瘦弱，還親自動手把她的軍衣改小一點，帽子後面也縫了一截，這麼一收拾，我顯得精神多了。當時，抗日進入最艱苦的階段。部隊行軍時每人要背3斤米袋，我年紀小，團長戴賢中就分給其他同志背，每過一次封鎖線，都要走上百里路。通過鐵路線時，兩邊10多里要跑步前進，領導每次都指派一名男同志背著我跑到宿營地。
龔大姐對我的教育很嚴格，照顧則無微不至。晚上睡覺，大姐會把我冰涼的小腳放在自己的肚子上焐熱了再睡。腳上起了泡，大姐就用針幫我把泡挑破後再穿一根頭髮，這是對付腳泡最好的辦法。有一次龔大姐發現我的鞋底破了，便把自己的舊軍衣撕了，用襁糊漿硬烘乾，飛針走線納成鞋底。她怕新鞋不跟腳，還特意綴了兩根帶子。有一次雪中行軍，團長背著我，龔大姐拿著我的行李跟在後面，不時幫著托一下。過橋時大姐發現我的小腳露在寒冷的空氣中，就伸手幫我拉褲腳，瞌睡中的我一伸腳把龔大姐踢到了橋下的冰河裡，同志們把她拉上岸，她還笑著說沒關係。大姐就穿著濕透的棉褲在雪中行軍，兩條腿被褲子上結的冰碴劃破了。龔大姐的慈母心、戰友情，我是終生難以忘記的。
1942年秋，在新四軍第四旅全體隊員合影
到四旅劇團的第二天，團里就讓我參加演出，在《農村曲》里飾巧姑。在團長的鼓勵下，我壯大膽子登台演出，受到大家稱讚。團里還派我到連隊教唱歌，同樣受到了一線同志的關愛。1943年3月，貫徹精兵簡政，四旅劇團撤銷，我和龔維一、馬玉順等奉調二師抗敵劇團，凡是小孩戲都由我來演。三幕話劇《新生之路》排練的過程中，我飾演小女孩阿鳳。一天到黃花塘新四軍軍部演出，陳毅代軍長特地到後台看望我們，他慈祥地摸著我的頭，開玩笑地說：「小鬼，你什麼時候知道談戀愛呀！」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首長熱情而又風趣地鼓勵我們把這台戲演好。
1943年秋天，抗敵劇團全部參加整風學習，劇團領導考慮我年紀小、個人經歷清楚，建議我利用這個機會去讀兩年書，這正合我心意。在二師政治部肖望東主任的關懷下，我如願以償地進入半塔集幹部子弟學校讀書。在學校一年半的學習和鍛煉，我增進了許多知識，提高了思想理論水平，為以後幾十年的工作與學習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45年5月初，抗日戰爭進入全面反攻階段，因工作需要我回到了劇團，同學們戀戀不捨地敲鑼打鼓歡送了我。
1944年曉葦14歲時，在新四軍二師抗敵劇團
1946年夏，國民黨反動派對華東地區瘋狂進攻，兩淮失守。這時，我和二師文工團一部分同志併入華東野戰軍六縱文工團。1947年，我軍在山東戰場連續發起魯南戰役、萊蕪戰役、泰安戰役、孟良崮戰役和沙土集戰役，我和戰友們一直上前線包紮搶救護理傷員，還趁間隙表演小節目慰問部隊。在一次戰鬥中，我看到一位非常年輕的戰士腹部中彈，躺在草堆上，我給他喂水，照顧他睡下。黃昏時分，部隊接到撤退命令，我又來到那個戰士休息的地方，想叫他一起撤退，但到跟前一摸，卻發現他早已停止了呼吸。一個年紀輕輕、沒有留下姓名的革命戰士，為了新中國的解放就這樣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我站在他的遺體前，默默致哀，行了一個軍禮，並唱了首輓歌，便匆匆去追趕已經走遠了的部隊。這個小戰士的形象牢牢刻在了我的腦海里，時時激勵著我堅定革命鬥爭的意志。
演《白毛女》，反響強烈
臨朐戰役後，部隊北渡黃河到魯西南短暫休整，然後向隴海線南出擊，六縱文工團留在魯西南一個山村排練大型歌劇《白毛女》。導演決定由我和另一位同志扮演喜兒（我扮演A角）。當時，我對演喜兒角色感到有點把握，一是我在舊社會也有一段苦難經歷，對於在地主壓迫下的窮苦人生離死別有切身體會；二是我和喜兒年齡相仿，都是17歲。當然，在排練時我還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在「北風吹」和「紅頭繩」兩節中，既要突出農村窮苦姑娘的天真和稚氣，又要表現過新年時喜得一根紅頭繩的歡快情緒。
1945年，蘆葦15歲
年末歲初，寒冬臘月，《白毛女》劇組在部隊巡迴演出時，正值華東野戰軍一部在豫皖蘇地區機動作戰。通常是弄清了部隊當晚沒有行軍作戰任務，就派部分男團員先去挖土築台，天黑點上汽燈就演出。有時遇上北風吹、雪花飄的天氣，汽燈下雪片飛舞，更增添了真實感。當演到惡霸黃世仁來搶人時，楊白勞的屍體在雪地里，我扮演的喜兒跪在鄉親們面前呼天搶地：「大叔大嬸救救我呀！千萬不跟地主去，死跟爹爹一塊兒死，活跟大嬸一塊兒活呀！」從內心深處爆發出來的那種煎熬傾注了我太多的感情。「為什麼窮人這樣窮，為什麼富人這樣狠！這樣的日子我怎麼過呀！多會兒熬完這苦日月？」這樣的歌詞在那個年代裡足以感動劇場的每一個人。
當時，部隊正在進行以訴苦和「三查三整」為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劇團密切配合，《白毛女》連演20多場，反響強烈，效果明顯。演出過程中，全場一片啜泣聲，許多戰士聯繫自己的苦難家史，提高了階級覺悟，激發了殺敵立功的激情。許多剛從國民黨軍隊解放過來的戰士，也很快認清了自己真正的敵人，和老戰士一起英勇作戰。據此，文工團獲得一片讚揚聲，榮立集體二等功。
1948年4月，我軍發起渡江戰役前，我被調到華東野戰軍第八兵團文工團（後改為華東軍政大學文工團）工作。在勝利渡江、解放南京、推翻蔣家王朝後的第一個金秋季節，華東軍政大學文工團排演歌劇《王秀鸞》。這個劇歌頌勞動英雄王秀鸞熱愛勞動、勤儉持家、孝敬公婆、積極支持丈夫參軍上前線。導演李樂同志讓我主演王秀鸞。一開始，我顧慮重重，怕演不好這個角色，因為我自從進入抗日劇團演《小放牛》起，都是演小孩戲，當年我才19歲。而劇中人王秀鸞已28歲，她有丈夫公婆小姑子，還有10來歲的兒子，在處理家庭關係上，我沒有一點實際體驗。李樂對我說：「你不能只演一個類型的戲，你已經長大了，也成熟多了，要努力去塑造各種類型的角色，逐漸拓寬戲路子。」按照劇情的要求，「王秀鸞」在舞台上要熟練地完成犁地、澆地、收割等整套農活，有時還要按秧歌舞的步伐，邊做邊唱。在李導的指導下，我刻苦揣摩這個角色，努力去實現導演的要求。首場演出，觀眾反映良好。團里同志說我台上台下，判若兩人，把王秀鸞演得有血有肉。
1950年4月，《王秀鸞》劇組在南京演出20多場後到上海演出，又連演數十場，盛況空前，場場爆滿，轟動了大上海。當時紅星電影院的老闆說：「我們這個影院開業以來，從來沒有出現這樣場場滿座的盛況。」著名作家、文藝評論家胡風，還專門為劇組召開座談會，他評論說，這個新型歌劇，既貼近實際，又高於生活，是廣大勞苦大眾喜聞樂見的。他稱讚我內在戲演得很好，能抓住觀眾。
生命不息奮鬥不止
新中國成立後，為支持愛人的工作，我改行做行政工作，一干就是幾十年。1988年，我被批准離休，在歡送會上我說雖然離休了，但要遵照陳雲同志的教導，離休不是革命的終止，而是新工作的開始，生命不息，奮鬥不止！
自從愛人1995年去世後，在寂寞時，我總是面對老照片，回憶當年的烽火歲月，沉醉在思念戰友、思念親人之中。我11歲參軍，在革命部隊這個大學校里，受到許多首長和同志們的厚愛，在黨的培養下健康成長。滴水之恩，湧泉相報，我要在有生之年，回報社會，回報人民！
人生雖有涯，夕陽無限好。回首往事多欣慰，笑看今朝更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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