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了整個法國」的80後女作家蕾拉·斯利瑪尼寫了怎樣的女性故事？

「這是法國的一首著名童謠，是我母親在我小時候經常唱起的歌。現在，我也常常唱給我的兒子聽。」3月13日晚，龔古爾文學獎得主、法國80後作家蕾拉·斯利瑪尼在思南讀書會上輕輕吟唱起這支「溫柔之歌」。她的獲獎作品《溫柔之歌》講述了一個保姆殺死僱主孩子的殘酷故事，蕾拉說，人們想起童年總是與溫柔聯繫在一起，但其實童年不乏黑暗、恐懼，「溫柔之歌」是一支催眠曲，當孩子聽著催眠曲安然入睡、放棄警惕之時，可能就意味著操控的開始。

「很難想像，怎樣一位女作家可以用如此客觀、冷靜的筆調寫出這樣一個充滿驚悚感的故事。這和我過去翻譯的小說都不一樣。」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院長袁筱一是《溫柔之歌》的譯者，在她看來，蕾拉·斯利瑪尼的文體乾淨，語言客觀中性，用詞簡潔準確，「尤其讓我吃驚的是，這是一位年輕女作家的第二部作品，但絲毫沒有自戀成分。她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和讀者一樣進入保姆的世界，又看到了保姆生活的另一面。」

蕾拉出生於摩洛哥，父親是一位銀行家，母親是醫生。蕾拉在摩洛哥讀完了高中，17歲那年來到巴黎，畢業後成為《青年非洲》的一名記者，2012年辭職，開始專職寫作。在創作處女作《食人魔花園》時，蕾拉還只是伽利瑪出版社組織的寫作班裡的一個新手而已，而她之後寫出的《溫柔之歌》出版一年銷量超過60萬冊，被《紐約客》稱為「一部征服了法國的小說」。該書版權至今已銷售到40多個國家，蕾拉本人在去年底被法國總統馬克龍任命為全球法語推廣大使。

《溫柔之歌》改編自真實事件：2012年，一位多米尼加保姆因為雙重謀殺罪，在紐約被起訴。小說里，女主人米莉亞姆在生育兩個孩子之後，再也無法忍受平庸而瑣碎的家庭主婦生活，她和丈夫保羅決定僱傭一個保姆，路易絲就這樣進入了他們的生活。隨著相互依賴的加深，隔閡與悲劇也在緩緩發酵。小說包含了對當代生活的細膩分析。女性生存的艱辛、小人物的命運、愛與教育觀念、支配關係與金錢關係，被一一揭示。「我自己在孩提時代也有過保姆。」蕾拉說，「付錢讓某人來代替自己愛自己的孩子」這個想法深深震撼了她，「這會導致一種非常揪扯不清的關係……我們永遠會恐懼他們取代我們在孩子心目中的位置。」

蕾拉30歲的時候，她也有了孩子。「我沒想到有一天我也會成為面試保姆的那個母親。」蕾拉處女作《食人魔花園》的靈感來自於她在照顧孩子時看到的一則新聞，而她後來也成為第一位在懷孕期間獲得龔古爾獎的女性。「一個男人要當作家是很正常的事，但一個女人因為要當作家或者忙於其他什麼事而找人幫忙照顧孩子，她就是自私的。我自己也花了一些時間來擺脫這種罪惡感。」蕾拉說，母性的問題在文學中得到的挖掘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多，由女性來挖掘的則少之又少。許多女作家不想成為母親，認為這與她們的寫作前途背道而馳。如果你需要照顧小孩，這就與你坐在辦公室里和寫作的意願相矛盾。如果你有了孩子，而你花在寫作上的時間比照顧小孩的時間多，人們就認為你是個不稱職的母親。女作家如何看待「成為母親的幸福」？蕾拉說，她想要講述的是圍繞母性與「母親的本能」建立起來的神話和謊言。在現在的社會，人們告訴母親，工作、母親的職責和生活娛樂三者可以兼顧。但與此同時，人們又一點一點向母親灌輸罪惡感，這種罪惡感日漸沉重。

於是，母親、保姆、孩子形成了一個充滿了張力的關係。出於經濟關係，作為僱主的母親對保姆有支配的權利，而保姆對孩子的支配，又讓母親和保姆之間的關係十分微妙。「僱主給保姆錢，換取保姆的愛，換取保姆對孩子們的照料，換取保姆對孩子們細心溫柔的體貼……他們之間真正所蘊含的東西是非常殘忍的。」談到看似完美的保姆最終走到殺人這一步，蕾拉用了一個精妙的比喻，「就像一個盤子從一張桌子被搬到另一張桌子，它已經有了裂縫，但不會馬上裂開，就在不斷被搬來搬去的過程中，最後一刻，盤子碎了。」

看似完滿的東西背後的裂縫，是蕾拉善於捕捉也熱衷捕捉的東西。「巴黎女性總是看上去很摩登，打扮得很精緻，她們早上與孩子幸福地揮手告別，晚上可能還能去個酒吧或者參加一個畫展的開幕式。但不被外人看到的是她們或許躲在洗手間里痛哭，和丈夫吵架、被領導批評、被孩子抱怨、和保姆發生矛盾……所謂完美女性背後在完美背後的東西是值得探討的。」

蕾拉的小說總是從真實的社會事件中獲得靈感，處女作《食人魔的花園》的靈感來自法國經濟學家、律師、政治家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涉嫌侵害一名女性服務生的案件。受到這個案件的啟發，蕾拉決定寫一個關於女性「性錯亂」的故事。小說圍繞一位生活在巴黎、從事記者工作的女性阿黛爾展開。在職場中，阿黛爾野心勃勃，但很快心生厭倦；在生活中，阿黛爾厭倦於周圍人的庸俗瑣碎與虛偽表演，在人群中顯得格格不入。她和丈夫理查從相戀到結婚，再到擁有可愛的孩子，一切看似順利而美滿，但婚姻背後是阿黛爾的厭倦、冷漠和疏離，她隱瞞著丈夫，遊走於一個個偶然邂逅的男人身邊，在慾望的重複中確認著自身的存在，在努力的遺忘中，童年冰冷的記憶卻一次次蘇醒。

袁筱一說，蕾拉聰明地摒棄了一切過於戲劇化的因素和政治陰謀的橋段，摒棄了可能使女性書寫更政治正確的立場與主題，只保留了一個「癮」。而在「癮」的背後，蕾拉這位米蘭·昆德拉的追隨者，觸碰到了一個女性內心深處的「不能承受之輕」，觸碰到「我們身下那片空虛里發出的聲音」。同時，《食人魔花園》也在講述一種現代人交流的缺失。蕾拉說，「他們交流不夠，他們自己心裏面都有自己小的事情，夫妻之間沒有很好的交流，有機會但是沒有抓住。」她強調，「這個故事裡絕不是沒有愛的。」

「以女人的角度寫女人的故事，引發共鳴和社會關注，這非常必要。」蕾拉說，」但是，坐在桌前寫小說的那個我，是擺脫了憤怒、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社群歸屬的我。我關心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人，我可以講述怎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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