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平台沒有「安靜的生活」

十多年前，托馬斯?弗里德曼寫了一本暢銷書《地球是平的》，認為全球化會抹平各種不平等。但回頭來看，當「去中心化」的全球化遇到「趨中心化」的互聯網，地球並沒有變平，很多地方甚至變得更加崎嶇不平。

在互聯網世界中，空間距離消失，地球塌陷成一個點，集聚力量變得空前強大，造就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互聯網巨頭，呈現出強者恆強、強者愈強的競爭格局。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如何認識互聯網巨頭對不平等、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成為學界和各國政府都頗為關注的焦點。更簡單直白，這些超級強大的互聯網巨頭，對社會到底是好是壞？是否需要政府干預來限制它們的市場力量？

經濟學家對於壟斷的厭惡由來已久。主流觀點是，壟斷導致定價高於邊際成本，會造成無謂效率損失。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翰?希克斯爵士經常被引用的一句話，「壟斷利潤的最大好處是安靜的生活」。這種安靜的生活，在消費者方面是不用經受選擇之苦，而在企業方面，則是可以懈怠，不用挖空心思去提高質量和降低成本，即「享受」列本斯坦所謂的X-非效率。

希克斯對於「壟斷利潤」的論述，本質上刻畫的是所謂的替代效應，是由和他一起榮膺諾獎的經濟學大師肯尼斯?阿羅提出的。一個不受挑戰的壟斷者，創造和接受新技術就會替代既有利潤，既有利潤越大越牢固，壟斷者越不願意創造和接受新技術。希克斯的論斷，或者阿羅的替代效應，對於受行政性壁壘庇護的壟斷企業是比較恰當的，但用來描述互聯網平台，卻有很大的問題。

首先，平台壟斷的確會導致價格高於邊際成本，但這並不代表平台競爭會導致更高的社會福利，這主要牽涉到生產效率與經濟效率之間的權衡，即所謂的「馬歇爾衝突」。

互聯網時代的經濟邏輯，最根本基礎是梅特卡夫定律：網路價值是參與者人數的平方量級。由梅特卡夫定律可立即推演出「網路外部性」：人們加入一個網路的私人收益與已加入人數正相關，而加入網路的私人收益小於社會收益。網路外部性有很多類型，但其中一種特別值得關注，即「雙邊網路外部性」，因為這構成了「平台」乃至「平台競爭」的基礎。某種類型的交易，如果有很多潛在買家和賣家，如何撮合兩個群體達成交易將至關重要。平台功能就是撮合交易，而平台效率也集中體現為撮合效率。對於某個平台，「雙邊網路外部性」意味著，已加入該平台的買家越多，則賣家加入該平台的潛在收益也越高；同樣，已加入該平台的賣家越多，則買家加入該平台的潛在收益也越高。由此，買家和賣家是否加入該平台，乃是一種「雞生蛋，蛋生雞」的正反饋過程。

在平台競爭中，撮合效率是決定平台勝負的關鍵因素。滴滴和優步是典型案例。一開始，滴滴採取的撮合機制是，客戶打車需要輸入目的地，的哥由此知道每個客戶的打車距離，並對長途乘客搶單，而考慮到每次交易長途乘客支付價格更高，滴滴打車就具有「價高者得」的效率優先特性。優步則採取了「派單不挑單」的定價策略，的哥只知道某個地方有人打車，但不知道目的地在哪裡，無法挑單，因而這種撮合策略具有「公平優先」特性。兩種撮合策略對決，的哥們預期，到優步平台打車的乘客以短單居多，因而他們更願意到滴滴平台，這樣更有機會搶到長單，最差也不過是和在優步平台一樣獲得短單而已。這樣，先是的哥為了追逐長單而離開了優步平台，而一旦的哥們離開了優步平台，乘客們也就隨之離開了優步平台。最終的結果，效率優先的滴滴戰勝了公平優先的優步。

如果生產某種產品（或提供服務）具有巨大的固定成本，則從生產效率角度看，生產應該儘可能集中，這樣才能儘可能窮盡規模經濟；但一旦生產高度集中，生產者就會具有壟斷定價能力，導致價格高於邊際成本的社會福利凈損失。這就是所謂的「馬歇爾衝突」。在傳統的自然壟斷案例中，規模經濟主要來源於生產方的固定成本，但對互聯網平台而言，規模經濟的來源同時涵蓋了供給面和需求面，既有互聯網平台的固定成本，也有平台客戶之間的網路外部性。這種差別至關重要。

如果不理解互聯網平台的內在經濟邏輯，強行地通過規制，將市場結構從壟斷平台變到競爭平台，社會有可能遭受雙重損失。第一，每個平台的客戶基礎變小，進而每個客戶所能享受的網路外部性的好處下降。第二，平台固定成本的攤銷範圍變小，產品或服務的平均成本上升，而羊毛出來羊身上，要讓各平台都能活下去，平台定價必須高於平均成本，最終與壟斷平台相比，消費者支付的價格反而上升。

其次，在互聯網世界中，由「安靜的生活」所代表的「壟斷利潤」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原因在於熊彼特所強調的「創造性破壞」。

阿羅效應若要成立，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在位者的壟斷地位是不受挑戰的，但在互聯網時代，「跨界」競爭成為一種常態，任何一個壟斷平台，隨時都面臨被「野蠻人」敲門、侵蝕乃至替代的風險。互聯網時代，任何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出現，都會導致大量資本湧入，進而有很多平台參與競爭。比如，在人們熟知的移動出行領域，早一些時間有快的和滴滴的競爭，之後又有滴滴和優步的競爭。給定沒有任何平台可以獨佔商業模式，各平台能夠模仿經營策略，撮合效率並無太多差異，平台競爭就演變成典型的消耗戰。每個平台，為了能夠爭取客戶，一般都會採取補貼。這時候，勝負關鍵在於兩個因素，一個是領先時間，另一個是口袋深淺。領先進入市場的平台，自然會因為現擁有一定的客戶基礎而享有先動優勢，但在消耗戰中，資金更加雄厚的平台，更有機會堅持到最後。

英文中有兩個單詞，competition和rivalry，漢語都翻譯為競爭，但實際含義差別甚大。前者指的是斗而不破的競爭，或者說是「在市場中競爭」(in the market)，而後者則是指你死我活的決鬥，或者說是「為市場而競爭」(for the market)。網路外部性意味著，兩個相互競爭的互聯網平台，如果網路互不兼容，而客戶又只能或者只願意「單棲」，即二選一，這種競爭就具有決鬥性質。（預期）客戶基礎更大的平台，會對客戶具有更大吸引力，而新客戶不斷加入，又會進一步加強這種網路優勢。

最典型的例子是簡訊。十年前，電信壟斷者可能永遠不會想到，簡訊的命居然是被微信給革掉的。最近的例子，很多人都擔心滴滴出行會造成完全的市場壟斷，但在長途乘客端，有來自專車的競爭，而在短途乘客端，滴滴的利潤則受到共享單車的強力壓縮。可進一步設想，或許在不遠的將來，依託雙邊市場而確立市場優勢的滴滴，又會受到來自智能駕駛和共享汽車的巨大威脅。這種潛在威脅，一旦轉化為現實，意味著商業模式的顛覆和市場格局的重新洗牌，哪裡還有什麼「安靜的生活」？

這種潛在威脅，即便沒有轉化為現實，也會對在位壟斷者的定價構成限制；容易理解，在位者利潤越高，顛覆者的顛覆利潤和積極性也越高。互聯網世界的平台壟斷，形式上看起來是壟斷，但本質上卻更像是威廉?鮑莫爾所謂的「可競爭市場」（contestable market）。

最後，政府規制最重要的理論基礎是市場失靈，但在互聯網領域，不但判斷市場失靈很困難，而且即便確認有市場失靈，找到能夠改善市場績效的規制方案卻更加困難。

如前所述，將壟斷視為「市場失靈」，本質是一種靜態觀點，而從動態角度看，則很難成立，因為動態效率往往超越靜態的非效率。進一步，即便認為壟斷不合理，是立即採取政府規制來「糾正」，還是採取「等等看」策略，也值得探討。互聯網技術日新月異，針對某種商業模式的規制政策，從制定到實施，所耗費時間可能大大超過了該商業模式的生命周期。既然計劃不如變化，最好的策略可能就是「等等看」。如哈耶克所言，人類最大的理性，就在於認識到自己的理性不足。市場機制會失靈，政府干預也同樣會失靈。

技術進步是一種「否定之否定」的「創造性破壞過程」。世界並沒有像弗里德曼預期的那樣變平，而是在很多領域變得更加崎嶇不平。一種很重要的原因是，強大的「去中心化」的全球化力量遇到了更加強大的「趨中心化」的互聯網力量。現在，就在人們對互聯網平台「霸權」憂心忡忡的時候，以「區塊鏈」等為代表的「去中心化」力量正在醞釀和發酵。我相信，這些新興的「去中心化」市場力量，而非政府管制，才是互聯網巨頭真正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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