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座落魄的村莊住過的近代大儒與升斗小民

梁漱溟先生

導讀：平民匠人、親王貝勒、進士文人、精明商人、快樂的敗家頑主，沒有什麼好值得評判他們是非功過的，他們只是一批批大有庄的住客，看了一遍自己人生中的日月起落，便消匿於時間之河不再浮現。

作者：陸波，專欄作家，新著《北京的隱秘角落》。

近代大儒之雪泥鴻爪

近代以後，大有庄便是一個工匠藝人、小商小販，為皇家園林服務人群聚集的村莊，精明人居多，有特長的手藝人、商人居多，精明的村民開始出租房產，會有學生、教員來此地租房。傳統傳承至今，今天蜈蚣街一帶滿是學生公寓。而90年前，有一位大學者梁漱溟就曾經租住於此。王宗昱先生的《作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梁漱溟》一書中記述了這段往事。

蔡元培先生1916年看了梁先生寫的一篇文章《究元決疑論》，當時找不到印度哲學的教員來講課，於是就請他到北大來。1917年12月梁漱溟先生來北大上課，他上課的第一天，他就問蔡元培先生對釋迦牟尼和孔子的態度。而且說出：「我不僅是不反對，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做旁的事。」這句被後世將其冠名為「保守主義」或者說「反動派」的著名言論。所以他在北大那個洋派或者說革命派居多的環境里肯定是個不合時宜少數派。

1924年他辭職，他被聘到了山東菏澤省立第六中學任高中部主任。但第二年就帶著熊十力先生和一些學生重回到北京，想效仿朱熹恢復古人私人講學的風氣，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他便主張恢復宋人講學之風，開始私人講學。

1926初春至1927年5月，前後一年左右，梁先生轉到頤和園北大有庄的極樂寺居住，熊十力、衛西琴及青年學生約十來人也搬來大有庄。可以說他們這些人是見過「漢白玉觀音站像」的。衛西琴是梁漱溟一生唯一的外國友人，他是個行為古怪不被世人理解的德國音樂家，也來到北京這個西郊小村子居住。梁先生在《人心與人生》里專辟章節介紹了「亡友衛西琴」的學說。

現在的極樂寺附近

對於佛家思想極力推崇的梁先生住在極樂寺倒是很適宜的，他過往也數次動過出家的念頭，在大有庄乾脆住到廟裡私人講授也是非常有趣。不過，北大之後他的思想開始轉向儒家了。這一年，他應包括北大在內的一些高校邀請，演講《人心與人生》、《我對於心理學上見解的變遷》等。《人心與人生》是梁漱溟先生自認為最為重要的作品。

1926年，客居大有庄開始，他即作為向學生演講的內容開始了該書的創作活動，直到1960年他開始寫作此書，終於在1975年完成著作，而1984年才正式出版，前後歷經近60年，梁漱溟老人亦在此間閱盡中國社會之沉浮變遷，人生人性之千姿百態。這本書從人生（人類生活）來講人生，又從人心談論人生，是幫助人類認識自己的好教材。

在1953年之前，這位有「中國最後一位大儒家」之稱的人物曾與毛澤東有過一段關係融洽的時期。他們最早結識於1918年梁漱溟在北大教書時期，在毛澤東的岳父楊昌濟家初識。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16天，兩人多次交談，甚至有兩次通宵達旦。1951年至1952年兩年間，在北京城沒有住房的梁漱溟，經毛澤東特別指示被安排住在頤和園諧趣園。他們經常往來，談論哲學、社會、歷史，高談闊論漫無邊際，經常興高采烈，有時也會不歡而散。那是他心趣盎然，意氣勃發的兩年，他在日記里經常記載與三五好友爬山划船。而頤和園的居住地與他1926年大有庄極樂寺居住地近在咫尺，回到村莊逛逛，探訪寺院房東老友也是極有可能的。據大有庄老人講，極樂寺帶髮修行的最後的比丘尼也是極高壽的，活到了上世紀90年代。

1924年，梁漱溟辭職北大奔赴山東熊十力先生是跟隨的。這件事我一直不能理解，因為他同時也辭掉了北大的教職，而離開山東之後他去了武昌大學執教。但一年未滿，1925年的秋天他又回歸北大教書，講授因明學。這時候他來到大有庄與梁漱溟及十餘師生在大有庄租房共住，延續梁先生私人講學。因為這裡離當時的北大校址實在距離遙遠。而熊十力是需要每周去沙灘上課的。

熊十力先生

從1926年春天開始，他開始著手改寫作《唯識學概論》。其實，這部以教義為基礎的著作已在1923年印行。而這一年熊十力先改寫了《唯識學概論》，本書的印行是熊十力由佛歸儒、自創新論所邁出的極其重要的一步。1926年北大印製的第二種《唯識學概論》，這一種講義是熊十力改造唯識學、自創新義的一個里程碑。1932年，熊十力以十年思想之力推出文言文本的巨著——《新唯識論》，標誌著他開創的「新唯識論 」哲學體系的誕生。

1926年在大有庄的熊十力應該是度過了思索探究的一年，著說、教學、否定前我，還要奔波西郊與北大講課，令他疲憊，所以大有庄的記憶於熊十力而言絕非美好，他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不得不中斷這段日子去外地療養。

在大有庄的日子裡，梁、熊兩人都沒有固定收入，靠稿費和臨時講課維持生活，除了衛西琴單獨吃飯，大家基本上跟梁先生一起吃素，可是熊十力是無肉不歡之人。學生薄逵山管理伙食採購，有一天，熊問薄：「給我買了多少肉？」「半斤。」當時是16兩一斤，熊一聽是半斤，卻以為是5兩，道：「給我買那麼點兒！」過了兩三天，熊又問：「今天給我買了多少肉」？「今天買了八兩。」熊一聽便喜笑顏開：「這還差不多！」這個半斤八兩的故事令大家笑談好久。

熊十力先生好吃上幾兩葷腥肉菜，沒想到文革時期正是用他這張好吃的嘴明了一代大儒的志氣，熊先生正是以絕食的方式抗議文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絞殺摧毀，他不再進食，直至命絕。

不管怎麼說，梁、熊兩位中國近代著名哲學家思想家在1926年至1927年北京大有庄的極樂寺里度過了不同尋常的一年，清貧但有快樂。那時，他們正當盛年，精力旺盛，勤奮研學，沒有枉費光陰。

普通人家

上下左右遑論歷史掌故，似乎還沒有涉及到我親歷的鮮活大有庄，那麼回到我狹小有限的生命空間，回到現代，說說我曾見聞的兩個普通百姓家庭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一個生了11個孩子的母親。我3歲的時候就走過這座村莊的道路，這話放在今天就是夢話。可那是真實的，沒有大人呵護，只是和一群幼兒園的小夥伴從大有庄東側的「黨校幼兒園」走回黨校東門，大概300米的距離，成群結夥的小孩嬉笑玩耍著走過大有庄的塵土飛揚的小路。

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對於孩童來說是安全的，道路上沒有危險的車輛，偶爾會有個馬車驢車的由車把式駕馭，沒有交通安全之憂。那條幼兒園之路是大有庄的北馬路，是村子與中央黨校的交界線。走到快到黨校東門的時候必定要經過一戶人家，人家很窮，永遠是敞著門，裡面黑黢黢的，強壯的母親時常坐在門口懷裡有個吃奶的孩子，看著來來往往的人們。印象中她面色帶善，濃眉大眼，身才高大，典型的勞作婦女。

她是11個孩子的母親，她的孩子都如同小鐵蛋似得永遠是跑來跳去，穿的破舊但健康快樂，沒有一個夭折。這家母親是香山那邊獨生女兒嫁過來的，她娘家媽媽害怕人丁稀少的孤清，讓她多生孩子，生多少都好，娘家媽媽過來給帶。這家男人似乎腿有毛病，大約是小兒麻痹留下的後遺症，很少見他站起來跛著走路，他不說話，總是坐著門口用粗黑的雙手修鞋。

1970年代，生產隊的豬委託這家飼養，我印象中大概就兩三頭豬，豬欄就挨著房子。這戶人家總是讓黨校的人好奇得很，因為他們家是黨校東門外第一戶，幾乎挨著東門，過來過往的人們都要走過她家才能進黨校的大院。她家總是敞門開窗，因為家也是店鋪，男人總是悶頭吭哧吭哧修鞋，後面就是他們住的屋子。天黑了透出比煤油燈也亮不到哪裡去的燈光，比黑暗更凄惶。還有那些總是歡天喜地追跑打鬧的小鐵蛋給了黨校人們無數的談資話題，人們會為他們能不能吃飽穿暖長大成人擔憂。還有，那些講究衛生的人們，不可思議豬圈都放在家裡了這些手臉髒兮兮的小鐵蛋咋不生病？活蹦亂跳的。

兩口子是單獨起灶吃飯的，而且吃的好，有時會有點肉，還喝上兩杯小酒。孩子們是另外大鍋飯，大的帶小的，小的滿地打滾胡鬧的，亂吃亂玩一團。其實兩口子蠻有智慧，他們自己不吃好喝好身體好，如何將11個孩子養大成人啊。窮苦百姓總有他自己歡喜而智慧的生存大法。

後來，人們的擔心被證明就是瞎操心了，用百姓話說，11個孩子，一個也沒糟踐！11個孩子非但長大成人還都很出息，她家門框上永遠貼著「光榮軍屬」的標語，會有軍人模樣的正派青年走進走出。不僅有軍官，他家還出了檢察官，還有科學家，吃官糧的公務員，等等，個個人才。而黨校院子里不成器的打架胡鬧的孩子有的是，經常有大人便說：「看看東門大有庄那家，瞧瞧人家孩子，窮人家孩子有出息啊。」

前些年老太太還活著時經常出來曬太陽，脖子上帶著孩子給買的金項鏈，有認識她的黨校老人經過都會打個招呼誇讚幾句。現在，她家祖屋處改建成一幢二層小樓，經營有海鮮的餐館——恆葉漁村，名字老派而溫暖。黨校的老人稱之為「老八家飯館兒」，應該是這家裡的老八兒子經營的。

11個孩子的大有莊家庭，如今老八家開的飯館

11個孩子的母親在那個物質貧瘠的年代與殘疾老伴兒如何苦掙苦扎過來，真是無法想像之事。11個歡蹦亂跳的孩子每天要吃多少飯，一年四季要換幾套衣，絕非今人可知。勇敢強壯的母親用臂膀承擔了全部的苦難，她希冀而堅定的眼神我至今沒有忘記。黨校東門口這戶人家是苦日子裡的典型人家，貧窮、勵志、節儉，在最低的生活線上有著超人的生存能力，並把日子向著一個好的方向去過。

第二故事是關於兩代修車人梁記修車鋪的故事。從大有庄西南上坡入口進入村子，你會很快看到一座相當講究而且有官氣的宅院。過去聽說是安置一位退下來的軍隊高官，但二十幾年過去，高官應該早已過世，這座宅院也已回歸某空軍部隊所有，門前常常停著軍車，設了地樁，閑雜人等不得近前。宅邸高牆深院，與周邊雜亂無章的民宅形成鮮明對比。

有趣的是，大宅子有三個標誌可尋，其一，其外側是村門，大鐵架子門，上寫「大有庄社區」。其二，大鐵架子門外側即是一垃圾站。臭烘烘的但每天有人清運。其三，挨著垃圾站的就是「梁記興隆修車鋪」。如果說東門外的母親是我幼年時期的記憶，梁記兩代人在大有庄的修車生涯則是我時斷時續的半生觀察。

1980年代初期，那時候剛剛允許老百姓自辦買賣高個體戶。梁家爸爸老梁在中央黨校正門外60米開外的路邊開了一家修車鋪。位置就離著今天那塊題著著名的「中央黨校」幾個字的大石頭幾步路的地方。梁爸爸那時候也只是個三十幾歲的青年，小梁完全是個孩子，他說他有16歲，仰著一張娃娃臉，紅粉撲撲的。父子倆天天興高采烈地守在修車鋪修車，總有無窮無盡的車給他們修，補胎、上油、打氣。父子倆都愛說話，他們的鋪子總是會聚集那麼幾個人，沒有清閑的時候。

那時候看著小梁是個活潑好動大男孩，甚至有點頑皮，有一次他坐在一個也是個二把刀青年開的帶翻斗的農用三輪車上兜風，沒想到車子翻了，他正被扣在翻斗下面。這時候有個英雄出現了，就是我爸。我爸那天正好在黨校大門口收發室等報紙——那年代郵局只把報紙送到單位門口。他站在60米開外地方看見頑皮熊孩子被扣到車下，就飛奔過去連同另一路人把車子翻過了。熊孩子小梁嚇傻了，等老梁跑過來責罵，他便愣愣地說：「我也不知道怎麼翻的，反正有一個叔叔把我救出來了。」這件事讓我們說了一陣子，因為那時候個體戶雖然並沒啥社會地位，但畢竟收入高了，掙的是活錢，又成了黨校人民關注的對象。那個時候，小梁即使不願讀書了，也完全可以去工廠或者找一家大集體的單位，做個正經職工。沒想到，小梁一干就是一輩子。

小梁也老了，還在修車。攝影：王斌

後來，又是黨校征地，而且他家鋪子就擋在黨校的大門臉上，一堆破車爛胎的，倆手臉黑污油泥的男人，不知咋協商的，就把他家鋪子移到村子裡去了。但那個位置，正把著村門口，也是大有庄最正根兒的主馬路——大有庄路的起點，是黃金地段。我印象中這父子倆在村口把鋪子經營的依然有聲有色，路過時從沒見有冷清的時候。

再後來，漸漸地，老梁就不見了，只小梁一人當老闆兼夥計，粉紅臉兒的少年逐漸變成個黑臉漢子，秀氣娃娃般的五官也變的粗糙難看了。一年年看著小梁變成滄桑中年男，沒有小小梁，只他孤單守攤，眉飛色舞的面容再也不見，只是中年男人渾身上下積累的灰塵與疲憊。

現在他是個沒表情的老闆，疲沓沓的，經常坐在一破椅子上沉思。客人還是不少，打氣的，自助敲敲打打的，反正工具齊全，再有就是沒事在那裡彼此閑扯的，而小梁倒很少與那些客人扯閑篇。現在不光自行車，好像還開發了電動車的生意，但無論我多少次路過他的鋪子，再沒見他笑過。這讓我想起並不搭界的閏土和《傷仲永》，或者說，讓我想到一生飛快如梭。

只要有自行車，修車行的生意永遠會有的，但現在基本都是些老頭們或者外地謀生者從事，北京本地人應該不會再去從事這個營生了。

不知小梁還能幹到哪一天？這個以工匠、手藝人、小商小販為傳統的村莊，現在本地人基本上經營的是「瓦片經濟」——吃房租。我走在村子裡的小街，譬如蜈蚣街之類，做東張西望狀，路過的本地女人就會問：「你找誰？」但我一張口北京話：「這蜈蚣街吧？」女人便答：「是。」知道我不是租房房客，便快步離開了。仔細想想，這些變遷是怎樣一點點發生了，而過去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

俯瞰大有庄，攝影：王斌

隨時可以告別的村莊

我還是個小毛孩的時候，會站在中央黨校東門看著眼前的大有庄，因為它與我身後的宏麗輝煌的黨校大院完全是兩個世界，這是又窮又破的村莊，房屋低矮、黑暗，道路是土路，爆土揚塵，小商店木門窗框搖搖欲墜，人們穿著破爛，過著與黨校院子里完全不同的生活。

每個人的勢力感來自階層，即使你還是個小毛孩，也會很快對這世界的高低上下生成分別心，但跟隨年齡的累積，我的分別心逐漸填進去對這個村莊的愛和疼惜，如同疼惜自己跌打滾爬的人生那麼多的心酸辛苦，不自覺的也愛屋及烏，甭管它多醜多爛，也寬和待之，正所謂寬以待人，目的是希冀他人寬待滿是生活的灰塵與疲倦的自己而已。

在老村莊沒有消失之前，我希望這些曾經的故事能被人們了解，如果真有一天這裡只是一條城市的綠化帶，建有現代式的街心公園景象，那真是好似曾經鮮活生動的飲食男女，熱絡生活都沒發生過似得，只是回歸一片普通的土地。而那一天遲早會到來的。

平民匠人、親王貝勒、進士文人、精明商人、快樂的敗家頑主，沒有什麼好值得評判他們是非功過的，他們只是一批批大有庄的住客，看了一遍自己人生中的日月起落，便消匿於時間之河不再浮現。當然村莊遲早將被拆除，在它已經很久沒有了農耕意義之後，它就地位尷尬成為「城中村」，有些寄生蟲般的不勞而獲又怠惰消極的含義。它必須服從城市化的大趨勢。那也不值得悲觀，宏觀而論，整個人類的活動都可以從無到有，從清凈到凌亂，紛擾繁複，惹人喜惹人悲，這經久不息的輪迴攜帶著生之喜樂哀愁，死之沉寂滅失。萬物只是騰空而起，暫寄時空一小隅，總是有飄即落，譬如風中小鳥，掠過，鳴過，還要拼盡小身軀的全部力氣，努力完成這個過程，並希望這是快樂的過程。被一個個曾經鮮活的人們構成的村莊也是如此。

今天的大有庄街道

【附註】

本文部分資料參考自「虹映山房784」的新浪博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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