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頌敘事倫理之歌
《世紀》頌敘事倫理之歌
《世紀》為當代法國著名思想家阿蘭·巴迪歐(AlainBadiou, 1937年--）的代表作，是其在1999-2000年間在法蘭西學院的演講集。我讀的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的藍江譯本，全書以時為序，分為探尋方法、野獸、遠征、不可調和、一分為二、前衛、無限等十三章，內容涵攝治國、治家、修身。政治家讀之，雖居軒冕之中，卻可覺林泉野獸之聲，悟廊廟經綸。學者讀之，會覺利害之慮，不單求超脫於心，困居一隅，而是首當其衝，勇經世情滌盪，行倫理之思，敘時代之事。大眾讀者讀之，則會發現《世紀》如史籍，巴迪歐行文格局博大，具有人文關懷。而我喜歡《世紀》，注意的是巴迪歐的思辨敘事哲學和人文倫理關切。
（一）多維敘事空間
20世紀是一個怎樣的世紀？巴迪歐選擇通過遠征以回到歷史現場。從狹義的敘事倫理研究層面著眼看《世紀》，我們會發現《世紀》作為一種文學文本，關注的題域非常寬廣，涵攝文學倫理與審美、政治、宗教的關係，運用了倫理性敘事的機制，達到穿越權力話語的效果。從廣義的敘事倫理研究層面入手，《世紀》將我們引入了更大範圍的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的敘事框架，文學敘事只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關注多義性、多神論、相對主義、世界的虛擬化等人類面臨的價值危機和交往困境。 在巴迪歐的眼中，20世紀是一個暴力對抗的世紀，我們若能回到歷史現場，採取『去符號化』的中立表達，不佔隊，不蓋棺定論，不做歷史的先知，我們便能重現歷史原貌，客觀地描繪20世紀的革命圖景。
蘇聯建國初期的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在他的名為《世紀》的詩歌中，將對20世紀的憧憬具象化為一根銜接新舊世界的長笛，笛聲或悠揚、或哀鳴。巴迪歐認同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作中的「野獸」意象。倘若將20世紀比作是一個有生命的個體，它如野獸一般，橫衝直撞，鮮血染紅了人民對未來世紀的玫瑰色幻想。
巴迪歐選擇去符號化的態度看待納粹，號召用內在性的方法取代外在性方法。犀利的指出，某些知識分子要政治性地、客觀地歸類納粹，將之剔除惡的範疇。初讀《世紀》，我不禁對這種客觀解讀納粹的方式感到震驚。巴迪歐號召用內在性的方法來看待納粹，初讀難以理解，再讀酸楚難耐，三讀淚眼婆娑。巴迪歐思考納粹政治及斯大林政治的內部問題，提出一種「減法」的思考方式，這種政治用暴力（比如屠殺、清洗等）減少對立成分。在巴迪歐看來，法西斯納粹政治難道不是一種思想嗎？我們不應僅僅停留在對它的詛咒和拒絕上，而是要深入去思考它的靈魂，思考它其實也是在思考當代政治的出路。以史為鑒，巴迪歐對納粹和斯大林政治的減法思考，映射出他對美國等政治利益集團所實行的國際政策的看法：美國對伊拉克等國家的戰爭行為等是否也是屠殺和肅清的表現？若是將納粹以去符號化的方式解讀，似乎驗證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亦無可厚非的悖謬。若是秉承這種思想，世界可還有邏輯可言？而這種敘事方式是否本身就是對倫理的挑戰？
我們當然可以對巴迪歐的左派政治觀點持保守意見，對這些激進左派思想家的思想進行再思考。換個角度來講，無邏輯和多悖謬正是20世紀的整體圖景。巴迪歐在《世紀》中對20世紀的解讀，或是以其之道還其之身。
20世紀前期的世界紛亂嘈雜，人心迷惘。新世紀的產生，也預示著舊世紀的滅亡，二者關係不可調和。在巴迪歐看來，20世紀是食人野獸，它用沾滿鮮血的利齒叼著人們的殘肢，向舊世界宣示新世紀的誕生。硝煙一起，一片狼藉，革野獸之命便成為出師有名的正理。這隻野獸，身上布滿獵人的槍眼，腿上夾著捕獸夾，血肉模糊，出於擺脫羈絆、剔除捕獸夾的動機，以暴制暴，試圖以血腥終結血腥，最終開啟抗爭與被抗爭間的殘忍遠征。這種將20世紀比作困獸的解讀，令人不寒而慄；其論述又條理分明，無懈可擊。在《世紀》中，巴迪歐關注毛澤東關於《戰爭和戰略問題》的論述，肯定了毛澤東關於戰爭和革命的辯證關係。由於20世紀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我們只能通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杆子必須拿起槍杆子。」巴迪歐將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歷程，看成了一曲絕望而悲壯的史詩。種種不可調和矛盾，化成一場最終的搏鬥。
初讀《世紀》，有一困惑一直縈繞心間，世紀的歷時分界點如何界定？巴迪歐指出，我們可以將20世紀的起始時間看成是1914—1918年的戰爭，其終結於九十年代的蘇聯解體。以歷史與政治事件為標尺，巴迪歐將20世紀建構成一個革命和戰爭的世紀。斯大林的共產主義清洗、納粹的罪行，使得二十世紀有了一個極權的狂躁面孔。關於新舊世界更迭的思辨，中國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認為榮枯代謝、推移吐納是世界風雲變幻的根本法則，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在新舊事物關係層面，巴迪歐也有類似卻更極端的論斷：新世紀的誕生與舊世紀的消亡不可調和，絕對新的誕生會是一種溢出和爆裂，而絕非如水過鴨背，了無痛楚。以巴迪歐對世紀分界點的闡述，若是簡單將大事件看成是世紀的分界點，那麼，關於世紀的節點是否會陷入多元論的泥潭？不同的種族、國家對20世紀的大事件是否會有不同的解讀？但是，我們可以簡單將巴迪歐對世紀的定義理解為一種有儀式感的「新紀元」，就像中國古時的改朝換代，一朝新起萬骨枯，世紀更迭絕非以百年為節點，世紀之輪是由人民群眾推搡向前。更具象地說，人民群眾在推車的過程中，或用力不均，或方向不一，難免有被車輪碾軋的可能。在世紀之輪面前，沒有優勝者。逝者逝矣，新生者只能順時事推著車輪，踩著先人的白骨，滾滾向前。歷史的車輪從未停止。如果說殺戮、鬥爭、被殺戮、被鬥爭都是本著對『新』和『前衛』的憧憬，那麼納粹和猶太人，施壓和被迫害者，在不同的敘事框架內，就可能有了宿命論的解讀。巴迪歐將納粹對猶太的迫害，當代的『伊斯蘭主義』歸結至宏觀敘事框架：一神論上帝已死。
在《世紀》中，巴迪歐並未大量使用數理計算來論述觀點。但是，巴迪歐依舊借用馬拉美的《骰子一擲》不可言說的數據隱喻來表述20世紀矛盾的不可調和：「世界上最富有的三個人擁有的財富超過了世界上最窮的48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GDP）。」 因為這些不可調和的矛盾，20世紀變得脆弱和不堪一擊。正如曼德爾施塔姆詩中描繪的世紀的另一圖景：它如新生的嬰兒的軟骨，脆弱的不堪一擊，像被獻祭的羔羊。二十世紀是一個雙面神，既是野獸般殘忍血腥，又如嬰孩般脆弱易潰。巴迪歐很贊同這種將20世紀一分為二看待的觀點，並將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上升至基督教層面，認為關照二十世紀應該有雙重視閾，應從人性和宗教等二元視角來解讀20世紀的主體。
（二）人性倫理關切
如果說個人焦慮是心理疾病使然，那麼社會集體焦慮就是社會自身的病入膏肓。新的世紀，人們思維方式也經歷這急劇的變化，道德倫理便成為新的時代訴求和社會進步的必然條件。發掘每個人心底蘊藏的善良意願、道德情感，將其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對上一世紀進行倫理考究，也是撐起新世紀大廈的四梁八柱之一。有了倫理層面的辨證思考，思維就有了柔度，才不至於被當今世紀的焦慮擊得粉碎。
關於人性的倫理思辯，巴迪歐從弗洛伊德相關概念切入。巴迪歐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了弗洛伊德關於性、意義和真理的論斷的勇氣，並客觀地評價了二十世紀對兒童命題的顛覆，他借用笛卡爾關於兒童的論斷：兒童不單是純潔的化身，而「不過是表現出從狗到成人的一種過渡階段。」 甚至提出了為戀童癖辯護的可能性：考究兒童和戀童癖的成人之間的兩廂情願關係。但從倫理尺度的把控來講，這種兩廂情願仍不足使戀童癖的成人免除懲罰。巴迪歐肯定了弗洛伊德關於性、意義和真理的偉大戰鬥，並借拉康之口說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表現出宗教和精神分析的大決戰。道德與享樂的矛盾，性與宗教的內在鬥爭，對性的考究成為新時代的一種斷裂性綜合。
「上帝是共產主義思潮下的絕對真理，是理想化的人，是「設想的完善的人的過程。」 現代形而上學關注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問題，巴迪歐給出了回答：超人並不存在，他只是必將到來。從鬥爭的意義上來說，20世紀並未結束。世界依然紛爭不斷，各種力量依然在博弈，歐盟的分裂走向，複雜的中東情勢，新舊問題疊加。用巴迪歐自己的話來講，要承認20世紀有太多罪惡滔天的記錄，這並沒有完結，現在有名有姓的罪惡已經被諸如股份有限公司之類的匿名的罪惡所取代。剝削與被剝削群體，並沒有隨殘暴的戰爭結束而消亡，而是幻化成了隱性的壓榨模式，繼續上世紀未完的夢魘。《世紀》對資本主義社會規律的解讀帶給讀者很強的心理震撼。
從時間緯度來審視，正如個體的人生軌跡一樣，世紀也是單行道。人生命終結後，仍會有其他的個體重蹈覆轍；歷史也是一樣，時間是單項維度，一直向前永不止息，但是歷史場景總會重現，發展趨勢總有規律可循。世紀的發展，歷史的更迭，有史為鑒，有據可依。巴迪歐關於世紀走向的思辨，與葉雋的僑易學在嘗試建構人類、世界、宇宙的基本規律問題上有一定共同之處：葉雋通過「乾元-坤貞」的二元結構和三維(上、中、下；始、中、終）來建構歷史框架，以六步（起、承、持、轉、合、極）的基本層次來解釋事物發展範式。與葉雋不同的是，巴迪歐借薩特和福柯等人哲思，以人和上帝的佔位關係來解釋歷史的發展歷程：20世紀是一個改造舊人，出現新人的世紀。
對巴迪歐來說，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能夠在計劃中設計共產主義、主體性平等等目標，若非如此，那麼人如豬狗和螻蟻一樣淪為了一種動物物種。 在我看來，這就是歷史的進程，就像人的生存狀態，只要人存在，便有紛雜的事物需要處理，矛盾便普遍存在。正是由於矛盾雙方的相互作用，卑微如歷史塵埃的單個個體，才能聚成大寫的人，繼續推動歷史的車輪向前，無限接近那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標。若採用辯證的態度，對世間萬物發展歷程進行倫理思辨，其紋理框架不言自明。
（三）《世紀》之於中國
在資本主義全面勝利之際，巴迪歐卻高喊「回到列寧」。張一兵在《世紀》譯著的內容簡介中寫到：「阿蘭·巴迪歐，是齊澤克當面向我推薦的他那幾個哥們中的一個......在這本《世紀》中，我們會看到一種後馬克思視域中不尋常的百年反思。」 實際上，巴迪歐與中國淵源已久。巴迪歐曾是阿爾都塞的得意門生，在「紅色五月風暴」和「後現代」激變中倒戈為阿爾都塞的批判者。1975 年，巴迪歐在《矛盾理論》中,徹底表明了他的「毛主義」立場, 支持讓人民群眾直接跨越官僚和知識分子進行造反運動的方式, 將批判的矛頭對準了阿爾都塞。之後，巴迪歐將拉康、海德格爾、馬克思、毛澤東的思想雜糅在一起，以數學邏輯為建模中軸，繪製了一副關於存在和事件的現實圖景。巴迪歐創造性地提出了不同的社會狀態之間的變革不純粹是一種斷裂,而是一種連續性的演化。在《矛盾理論》中，巴迪歐表明『任何理論必須從革命性的實踐中產生, 任何先於實踐產生的理論都是一種偽理論』。對於當代的中國來說，我們應與時俱進地看待我們的意識形態，對毛主義實行一種非原教旨主義式的繼承，走中國特色的改革路子。
巴迪歐在第九章『七個變數』中，將意識形態作為第二個變數來考究。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大革命的三個關鍵性能指，三者套在拉康的三維世界理論框架中，指出：平等是想像界，個體希望大家處於統一狀態，渴望他者的愛；自由是象徵界，博愛是真實界。若將馬克思主義看做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將每個人還原成絕對的自由個體，先擱置巴迪歐將法國大革命關鍵詞和拉康三維世界二組概念類比的科學性問題，我們可以肯定看出，巴迪歐看出了20世紀是『一個意識形態被催眠的世紀』。在巴迪歐筆下，意識形態同哲學、批判、時間、形式、再批判、反辯證法一起，成就了20世紀的建構形式主義、產生二元分化（解構）、再建構的發展圖景，對辯證看待20世紀中國有一定指導意義。
對於生於20世紀90年代的我來說，幼時最早的記憶是澳門回歸後某日的早晨，媽媽把我從溫暖的被窩揪出來，哼著『你可知Macow,不是我真姓』，為我套上在火爐旁烤好的棉褲棉襖。20世紀末的中國，直接、明顯的暴力衝突趨於緩和，和平和發展開始成為主流。對於中國新生一代，20世紀的觸痛感不似親歷癥結淤積年代的前輩感同身受。20年後的今天，《世紀》中論述的那段時光已然化身為史料典籍，有關納粹和猶太人的歷史也已幻化成歷史書上的鉛字。發現、追求並鞏固自然世界的平衡，聯合起來改造歷史，創造一個新的世界，朝向一個非資本主義的未來，成為新世紀的主旋律。
巴迪歐用在世界之中的事件性斷裂來重新定義那個作為整體性的「一」 。以巴迪歐在《世紀》中的觀點束本節：「我們的時代，至少從西方的小資產階級的角度看來，是一個生態的時代，一個環境的時代，是禁止捕獵的時代。人本身就是存在的守護者，我們應該以形式化的非人本主義來反抗動物性人道主義。」反抗、禁止、二元對立仍是我們尋找新時代出路所繞不開的字眼。
巴迪歐尖銳的指出：一個新世界，是，但什麼時候？確實，革命、鬥爭卻仍以不同形式存在著。20世紀景象比作是野獸，它暴躁、易怒、空虛、殘暴；那麼21世紀將打開一個怎麼的歷史捲軸，中國又將扮演怎樣的角色？21世紀前16年，從親歷者的角度，我們看到了焦慮的人心、肉身、真實、現實、愛情、改變、殘酷、前衛，我們不禁要問：這一系列焦慮是否會結束？何時會結束？巴迪歐給我們留下了人和上帝共同消失這一拉康式去主體性的虛無結論，但是也留下人是存在的守護者這一主體化的指引。巴迪歐區分了「個人」和「主體」的概念：
「個人，我也稱它人類動物，是依照著其胃口、利益和他們認為對自己有好處的那些東西去行動的。所有的個人都能成為主體，但是主體行動是投身於藝術真理、科學真理、政治真理或愛之真理的過程中。」
不難看出，巴迪歐藉助尼采、福柯等思想，用美學殖民的方式，摧毀了20世紀的價值感；實際上，他是帶著反傳統的面具的鬥士，以懷疑的視角審視世界，卻在敘事倫理層面對真理、意義的存在進行思考；面具下的個體巴迪歐讓懂的人心疼。
（四）結語
20世紀前半葉，世界人們經歷了無數的衝突和戰爭。巴迪歐的《世紀》帶我們回顧歷史，以多維倫理的視角重播現場。讀《世紀》之前，我一直篤信納粹是罪惡的符號，是迫害的象徵，這種歷史課本上的定論早在我們心中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記。巴迪歐帶我們返回神聖的層面，思考何為人？人註定是一種道德存在，但並不意味著人性本善。巴迪歐將自然、神均納入廣義敘事倫理範疇，關注人與歷史、現實、倫理的關係。
我慶幸能在20世紀末，生而為人，回顧歷史現場。看完巴迪歐的《世紀》，我開始明白個體的痛苦、消散、含混不清，均是時代的焦慮，體現著走向未來路上的集體擔當。從共產主義的眼界看待這段歷史，我們能更理解西方的左翼知識分子。用透視的眼光去看世界，才頓覺無紛華靡麗之念。
這就是《世紀》，一部具有多重闡釋可能的倫理透鏡，映射出世間百態，關照著芸芸眾生。它並未採用大多社會科學專著的描述性單項敘事方法，而是雙管齊下，創建了多重敘事框架，以雙面手的邏輯方式，不憚以惡的對象來切入20世紀的整體圖景。野獸與嬰孩、激進人本主義與激進反人本主義的衝突與磨合，鋪展開20世紀思想與形式鬥爭的藍圖。
《世紀》讀完之後，心中的疑慮並未消失，那種對人類未來的不確定感，化為餘音繞梁的警策：人們只有對新的世紀進行倫理考究，才不會因遠征之路漫漫而畏葸不前；從倫理角度對新世紀進行思辨，才不會對不確定的未來張皇不安。
作者簡介：葉瑋瑋，女，河北邯鄲人，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英語學院聯合培養博士生;研究方向：比較文學，生態文學；環境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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