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中國性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物」
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學校開了一門課：《中國歷史研究法》。學期末，有位學生向梁啟超交了一份讀書報告。梁啟超讀罷此文，拍案叫好，在批語中寫道：「以吾弟頭腦之瑩澈，可以為科學家。以吾弟情緒之深刻，可以為文學家。」意思是，以你這樣的才華，你研究什麼都能夠成名成家。
w-61這篇題為《馮小青考》的讀書報告，今天依然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經典。它出自當年只有二十三歲的潘光旦之手。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字仲昂，出生在江蘇省寶山縣羅店鎮。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華學校讀書。1922年至1926年留學美國。學成歸國後在上海、長沙、昆明、北京等地的大學任教，以其學貫中西、博通古今的學問和卓然不群的獨到見識著稱於20世紀的中國思想文化界。
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廣博，在性心理學、社會思想史、家庭制度、優生學、人才學、家譜學、民族歷史、馬克思主義和教育思想等眾多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著作《馮小青》（即《馮小青考》的正式出版文本），譯著《性的道德》《性的教育》和《性心理學》譯註，樹立了中國性文化史上的四塊豐碑。無論從成就還是從影響力方面而言，潘光旦都無疑是20世紀中國性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物。我國著名性社會學家潘綏銘曾說過，潘光旦在《性心理學》的譯註中寫出了「一部中國性文化史的大綱」。
「一個對於性的問題很早就感覺到興趣的人」
青年潘光旦
潘光旦的父親潘鴻鼎一生忙於鄉國事務，對兒輩身教多於言傳，埋頭讀書，報效鄉國的家風代代相傳。潘光旦從少年時代起就接觸到性書籍併產生興趣，這與他父親的鼓勵分不開。其父擔任過清末翰林院編修，也曾任職於京師大學堂，思想較開明。潘鴻鼎赴日考察歸來時，帶回一本日本醫生寫的有關性衛生的書。當時只有十二歲的潘光旦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看到了這本書，便好奇地翻閱起來，一發而不可收。他父親發現後，不但沒有責怪他，還告訴他這是一本青年應該讀懂少年兒童不妨也可讀讀的書。潘光旦多年後回憶這件事情的時候坦言自己是「一個對於性的問題很早就感覺到興趣的人」。
1912年潘光旦從「兩等學堂」畢業，父親從北京寄回家書，要他參加下年清華學校的入學考試。第二年父親去世，十三歲的潘光旦遵父親遺命考進了清華學校。這時的清華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潘光旦在清華「預備」了九年。其間除了抓緊學習英文，他從沒有放鬆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在寒暑兩個假期，別人都想方設法放鬆放鬆，潘光旦則按預先定好的計劃讀書。他說：我是中國人，要是沒學好中文，那是一樁羞恥的事情，要是沒學好英文，跑到國外去留學，豈不是濫竽充數，貽笑大方？因此，在清華期間，潘光旦在國學水平和英文水平兩方面，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早期的清華學校只招收男生，他們大都處於青春發育期，對異性的好奇與興趣隨著身體的發育與日俱增。但是在學校的環境里又難得接觸到女性，這種好奇與興趣越來越強烈。「封建社會由於日常生活中把兩性隔離開來而發生的所謂同性戀愛的現象，在清華也有所流行，在某些角落裡也曾造成過很惡濁的氣氛。」
在這種環境中，已經讀過「性」書的潘光旦設法偷看到了一些含有性愛成分的小說或圖畫。那些科學價值頗低的性愛讀物，儘管滿足了他一時的好奇心，但滿足不了理智上的求知慾，比如中國古代筆記小說中記載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性行為到底是怎麼回事，現實生活中為什麼會有同學產生同性戀的感情等，都是他想要解開的謎團。
當時清華學校的教育，事實上已經走上英美「通識教育」或「通才教育」的道路。課程與上課時間不多。學校鼓勵學生跑圖書館，闖書庫，亂翻書，說是「跌跌撞撞」大有好處。學生本人在準備成為一個「通才」的同時，會「撞出」個比較專門的名堂來。清華的藏書一直比較多，當時號稱國內最現代化的館所建成以後，庫藏更充實，環境更吸引人，借閱也更方便。特別是到了高年級，很多課的主要內容就是要求學生多看參考書，搞些小題目，從事寫作，長短雖不拘，卻要別出心裁，不蹈前人窠臼。這無形中給潘光旦創造了極好的條件。1920年，潘光旦在清華圖書館發現了西方性心理學大師靄理士的英文原著《性心理學研究錄》，共六大冊。這部書在當時還不能公開借閱，平時鎖在書庫以外的一間小屋裡，只有教師和校醫可以問津，所以潘光旦費了不少的周章以後，才逐本借閱了一遍。幸運的是，潘光旦這時在清華已有七年紮實的英文訓練，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也比較豐富，因而基本上讀懂了這部性學名著。如果早幾年看，他或許未必能夠理解書中的要義。讀完這六大冊後，當時的他就頗為自豪地以一個性方面的小權威自居，不少同學也拿一些自戀與同性戀的問題向他討教，他也不客氣地就自己所知逐一解答。此前他還認真閱讀過西方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導論》，感到獲益匪淺。他一向喜歡看中國的稗官野史，在其中發現了明末一個奇女子馮小青。在對照弗洛伊德的著作後，他認為馮小青的表現是影戀的絕妙例子，於是就借梁啟超催交「中國歷史研究法」的報告的機會，寫出了《馮小青考》。
《馮小青考》後來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經典。文章考據了明萬曆年間那位叫馮小青的女子的死因。馮小青天資聰穎，卻因家境貧寒，十五歲就嫁給了杭州一富商的公子做妾，因為大婦嫉妒，把她關在西湖邊的院子里。兩年後，馮小青病故。她的死因世人眾說紛紜，卻僅止於猜測。潘光旦被馮小青的紅顏薄命觸動了，因為在他的童年記憶里，曾不止一次看到女子因癆病去世。潘在文中有板有眼地分析道：「影戀無他，自我戀之結晶體也。」他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為解剖刀，將其死因確診為性壓抑後的極端自戀，而癆病只是生理表象。傳統社會對「性」諱莫如深，潘光旦的這一分析可謂驚世駭俗。但它比以往的各種猜測和推論都更為高明，因為弗洛伊德的理論包含了科學的合理因子。後來，在抗戰時期，潘光旦和他最親密的學生費孝通同在昆明，他們一起參加民盟的民主運動，來往很密切，在學術上的交流也很頻繁。費孝通在寫《生育制度》時就借用了《馮小青考》的結論，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女性的感情生活，指出潘光旦所揭示的馮小青式的心理變態可能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 潘光旦曾在十七歲那年遭受了人生災難性的重創。他在清華校園內跳高時受傷，後來受到感染，未能及時治療，最後不得已鋸掉了一條腿。他在家休養了一年多，返回學校時拄上了兩根拐杖。從此，這兩根拐杖伴隨他一生。
潘光旦身殘志不殘，依然把目光投向海外深造。當時在中國，殘疾青年留學海外尚無先例。他鄭重其事地詢問當時的清華代校長嚴鶴齡：「我一條腿能否出洋？」校長沉吟片刻，然後用不太肯定的語氣回答他：「怕不合適吧，美國人會說中國人兩條腿的不夠多，一條腿的也來了。」這句話使潘光旦心裡「氣死了」。他決心以自己的能力，取得赴美深造的資格。他最大的優勢就是從進清華學校起，考試成績總是名列前茅。所以，連教圖畫的美籍女教師都為他抱屈鳴不平：「潘光旦不能出洋，誰還能出洋？」經過不懈努力，他終於進入美國東北部素以學術著稱的達特茅斯大學。
潘光旦選擇的學科或多或少都與性方面有所關聯，例如生物學、遺傳學以及從生物進化論和遺傳學推演出來的優生學等。在學校允許自我安排的時間裡，潘也是整日輾轉於各個書庫之間，博採眾家之長。1924年，潘在達特茅斯大學畢業後，考上了哥倫比亞大學讀碩士生，主修動物學、遺傳學，1926年獲碩士學位。兩年間，他還利用每年暑假在紐約長島等地學習優生學、人類學、內分泌學、單細胞生物學等。這些都為他後來的研究和傳播科學的性文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用科學理念解釋性現象
1926年，留學美國四年後，潘光旦回到了祖國。他在上海開始了教書生涯。自20世紀以來，上海不僅成為商業都會，也成為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心。「五四」思潮打破了中國傳統的性禁錮思想，一時間，「性」的話題成了社會輿論的熱點，自然也成為知識分子們各抒己見的熱門話題，同時還成為一些報刊書籍的焦點選題。
潘光旦認為，中國在世紀之初經歷了社會大動蕩以後，新的社會性道德還沒有建立起來，必然會出現一個時期的混亂。現實確實如此。在當時應運而生的林林總總的性讀物中，雖然有一部分是嚴肅地介紹性知識，但同樣有為數不少的卻是借傳播性知識以售其奸，從中漁利。在1926年後陸續登場的《新文化》《性雜誌》《性慾周報》《性三日刊》《性報》等報刊中，胡編亂造的內容隨處可見。後來又出現了一些粗製濫造的性書籍，如《愛的人生觀》《色的社會問題》和《性學ABC》等。對於這些以「性」為噱頭，大肆鋪張賣弄的書籍報刊，潘光旦極為反感，他評論道：「這種種刊物，名為介紹正確的性觀念，他們自己的動機和態度便很有問題。名為介紹精當的性知識，他們所敘述的事實常有錯誤，有的更是半出臆造。要辯駁起來，真是辯不勝辯，駁不勝駁。」 面對當時的亂象，潘光旦以為，和這些所謂「性學家」是犯不著爭辯的。但在忍無可忍的時候，他也曾挺身而出寫過駁斥文章。他的文章往往是找出那些書刊文章中的基本知識性錯誤加以批駁，以此幫助讀者迅速辨別出那些質量甚差、誤導讀者的讀物。
在性文化的傳播和性教育問題上，潘光旦利用自身學貫中西的根底，總結出性教育者必須具備三方面的資格：一是個人精神生活健全，這是具備正確性觀念的基礎；二是在教育的訓練上，是生物學家與醫生兩類職業的人，而生物學家因其學識準備較醫生更加全面、更加深入而尤為相宜；三是具有社會道德的動機，不以發表性的文字來求名求利。
潘光旦身體力行，除了直接介入當時有關性研究、性言論的討論以外，還積极參与當時出現的其他與性有關的社會事件、法律案件的討論。他以自己科學的態度和淵博的知識，積極撰寫文章。這些文章一般都發表在大眾媒體上，而不是專業學術報刊上。這樣可以較多地在社會各界流通，從而起到普及科學的性文化的效果。
1934年初，天津《大公報》刊登的一則報道引起了潘光旦的注意。該報道說，四川省內江縣某書店有一位四十歲左右的經理傅先生，年輕時在日本留過學，歸國後曾當過中學教員和校長，口碑不錯。但到書店工作後，不知從何時起，忽然開始喜歡打扮成女人的樣子，臉上還塗脂抹粉，不論居家外出，都是如此。這種現象在當時實屬罕見，因此，「人妖」之說在全縣城傳開，繼而傳向全省以至省外。潘光旦依據性心理學的知識，參照稗官野史中的事例，判定傅先生的這種表現是「易性喬裝」，屬於一種簡單的性心理變態。他撰文解釋道：「『易性喬裝』和別的性心理變態一樣，有它的先天的原因和後天的緣會，沒有此種因緣的人，別人雖欲勉強他改裝，既有所不可，有這種因緣的人，自己雖欲抑制自己，也有所不能。我們遇見這種比較不幸的人，無論男女，都應該表示幾分同情，雖不能加以援助，至少不應該拿『人妖』 一類的名字來罵他們。」
對於當時社會上涉及性的法律案件，潘光旦積极參与討論的也不少。他寫出的評論文章，有的儘管有些超前意識，但在當時仍然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在客觀條件有限的情況下，他的文章還是儘可能地普及了一些科學性知識。
中國歷史上是個農耕社會，因此重男輕女的觀念很嚴重，在舊中國尤其如此。有一年上海吳淞的一位婦女連生了兩個女孩，受到公婆的嚴厲責怪，公婆把全部責任都推到兒媳婦身上。後來矛盾激化，成為一樁引人注目的官司。潘光旦雖然知道這種把生男生女的責任推到女方之說是荒謬的，但他也知道當時中國社會的複雜狀況，所以他在評論文章中，採取由淺入深的方法，將生男生女是由男子的染色體決定的緣由娓娓道來，說明女方在生女一事上沒有任何責任，而男方對於染色體也不可能自由選擇，因此男方也負不了這個責。在文章最後，他呼籲道：「婦女解放運動里的諸位姊妹，少喊一些平等自由的口號，多做一些這一類的教育工作吧！多一分這種工作，便可減輕一分婦女界的痛苦！」
對於性作用的認識，潘光旦認為「性是人類最大的原動力」，而性與個人衛生，性與社會等都是互有關係的，有的還有密切的關係。1932年，一位叫周亭榮的十五歲溫州少年，反反覆復地犯盜竊案，但案值都不大。他多次被捕入獄，但始終沒有悔改之意。當時上海各報的社會新聞都據此做了不少專題報道，報道標題中還往往以道德譴責式的詞語稱他為「劣童」「無惡不作」等。潘光旦依據性心理學，認為那些「義正詞嚴」的報道是有所偏頗的。他評論道：周亭榮今年十五歲，正當春機發動的初期，他沒有受過教育，更沒有受過適合他年齡的性教育。他正在性發育期內，生理上有種種的衝擊，心理上有種種的疑難，也沒有人替他解釋，給他慰藉，內部的衝擊和疑難找不到正當的排解，便轉變為偷竊、逃脫、假扮、謊騙、捏造故事種種形諸身外的行為了。這是最近十多年來西方發育心理學已經確定的一部分的事實。西方像周亭榮一類的少年，有一經專家向他說明性發育的道理之後，便立即放棄偷竊、逃脫、捏造的行為的。性教育的不可不講求，有如此者。 社會對於周亭榮，不明白他的反社會行為的癥結所在，把他叫作「劣童」，說他「無惡不作」，不坐實他的犯罪行為不止――這是什麼社會！嗚呼，不教而誅的社會！ 30年代初期，有件女生殺女生的命案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杭州西湖藝專女生劉夢瑩被同為女性的同學陶思瑾殺害。當即滬杭一帶的報紙對此進行了詳細的連續報道，北平《晨報》的報道尤其詳細。潘光旦仔細閱讀了各報的有關內容，結合自己從杭州朋友來信中獲悉的有關信息，進行了條分縷析，最後推斷出此樁命案源自於陶劉兩人的同性戀。因兩人愛之深切，妒情也必定濃厚。後來陶有了戀人，劉獲悉後，想方設法地去破壞也就不足為奇。陶思謹因此亦產生了被迫害的幻覺，最後導致妒殺事件發生。潘光旦一直在跟蹤這個案件的進展，先後寫出了直接相關的短評五篇，間接涉及此案的短評兩篇。
1932年5月5日該案開庭時，潘光旦在《華年》周刊發表的兩篇有關評論由被告律師呈繳法庭。潘光旦在這些短評里，呼籲在陶思謹的判決和量刑之前，應該邀請有關專家對其家世遺傳、日常行為等進行充分的調查與鑒定，並聲稱缺少這個環節就難言會有公平合理的判決。他還就這個案件呼籲律師、法官要積極借鑒西方性心理學、犯罪心理學的研究成果。
他還建言要善待那些因精神異常而無罪開釋的人，應該給予適當的安置。儘管潘光旦的超前意識在本案的判決中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但他堅持不懈地宣傳科學的性文化，並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解讀，在當時的社會，特別是在思想學術界，還是引起了不小反響的。
寫出中國性心理學第一部重要文獻
潘光旦深厚的中英文根底，加上他精益求精的精神，使他在中國翻譯史上佔據了一席顯著的位置。他翻譯和加以詳細注釋的《性心理學》，則是至今無人超越的扛鼎之作。我國著名散文大師，精通中國古典文學和熟悉西方哲學的張中行先生，在評論潘光旦的翻譯時說道：「『精譯』要滿足四個條件：一是精通外文；二是精通本國語；三是有足夠的所譯著作這一門類的學識；四是認真負責。用此四個條件考試，即使出於林琴南、嚴復之手的也算在內，過去的譯著必有多一半不及格。而潘譯《性心理學》卻可以得特高的分數。如果一百分算滿分，該書應得一百二十五分。」
潘光旦自從在清華學校讀了靄理士的六冊《性心理學研究錄》後，就對靄理士的學問推崇備至。雖然一生無緣與其相識，但他自稱是靄理士的私淑弟子。他在《性心理學》的譯序里說：「譯者並不認識靄氏，也始終不曾和他通信；但二十年來，總覺得對他要盡我所能盡的一些心力，總好像暗地裡向他許過一個願似的。以前學問的授受，有所謂私淑的一種，這大概是一種私淑的心理吧。至於譯者所許的願，當然也是一般私淑的弟子所共有的，就是想把私淑所得，縱不能加以發揚光大，也應該做一些傳譯的工作。」
1933年，靄理士的《性心理學》在英國出版。1934年秋，轉入清華大學任教的潘光旦看到這本書後大喜過望，決心抽時間翻譯這本書。因為他認為，國內那些胡編亂造甚至鼓吹「性解放」的讀物，誤人子弟，僅僅靠批評還是不夠的；而對那些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很多愚昧的性觀念，同樣也急需啟蒙。因此，宣傳自己認可的科學的性文化和樹立自己認可的正確的性道德觀刻不容緩，而下大力氣譯介西方先進的性科學研究著作無疑是一條有效的路徑。1934年，潘光旦先從靄理士《性心理研究錄》第六卷「性與社會」中選譯了兩篇，分別以《性的教育》與《性的道德》為書名出版了單行本。不久他讀到了《性心理學》，發現其論述範圍更加全面，是更為理想的譯介對象。
由於潘光旦到清華後不久又擔任了教務長，教學和教務工作相當繁忙，實在抽不出時間完成這個願望。1939年，清華大學為避日軍戰火，輾轉南遷至雲南昆明安頓下來，與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組成了西南聯合大學。潘光旦在昆明用了兩年時間將此書翻譯成中文。為了讓讀者不感到中西間的隔膜，潘光旦以精湛的國學造詣從中國古代典籍中找出豐富的例證，為這部名著做了精當的注釋，使讀者可以反過來，通過靄理士的結論，更深刻地了解中國性文化中的一些長期被誤解與曲解的現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部譯作後面附的《中國文獻中的同性戀舉例》一文，這是潘光旦在翻譯《性心理學》的同性戀章節時，聯繫到了中國的情形，在廣泛查閱和摘錄正史和野史中有關中國同性戀現象的記載的基礎上，寫成的較為系統的研究成果。這部三十四萬言的譯著，大約十萬言是注釋和附錄，占原著近三分之一篇幅。這些注釋和附錄的主要內容是從性心理學的角度對中國傳統文獻，尤其是稗官野史材料進行整理、分析，對靄理士《性心理學》的原文內容進行印證、補充，個別地方甚至進行了修正。因此，學術界認為，這十萬字的文獻是中國性心理學第一部重要文獻，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國性學界的專家學者們對潘光旦有這麼一個評價，即：奠定西方兩性之學基礎的是被稱為「最文明的英國人」靄理士，而「接住這個火把，把它傳到中國這片土地上來的，是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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