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楨為什麼會有意對抗自己的「恩主」曾國藩？
晚清名臣沈葆楨
曾國藩和沈葆楨的關係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就是爭餉。曾國藩希望沈葆楨出任江西巡撫後，能為湘軍提供巨額軍餉。但沈葆楨卻截留大筆軍餉，想在江西建立屬於自己的軍隊，因此與曾國藩鬧得不可開交。
咸豐九年三月初四曾國藩在給沈葆楨的信中曾這樣說：「戲語次青曰：『幼丹偏激似鄙人，蠢拙亦頗近似。』笑笑」。
也就是說，曾國藩和李元度聊起沈葆楨的時候，說，沈葆楨的偏激很像自己，蠢拙也像自己。
這當然是一種褒揚，或者說惺惺相惜。在這樣一個人人習於工巧浮偽的末世，身上沒有幾分「蠢氣」，幾分笨拙，是不可能成大事的。
但是曾國藩這話說得不夠準確。應該說，沈葆楨的偏激遠過於曾國藩。出身書香門第、聰明過人的沈葆楨從小就自命不凡、清高孤傲，而且做事褊急操切，處理事情雖比曾國藩果斷凌歷，卻遠沒有曾國藩周到、講分寸。「沈據說是火爆性子、自視甚高，而且心胸狹窄。」他的母親曾經說「楨兒不耐繁劇。」曾國藩青年時代也是憤怒青年，但是他在漫長的官場生涯中經過了足夠的淬鍊，為人處事風格已經發生很大變化。而沈葆楨的官場經歷過於單純，性格弱點始終沒有得到糾正。與沈葆楨私交很好的李桓說沈是「急性人」。李鴻章在與沈葆楨關係尚好時則稱「幼丹……於不順手之事肝氣褊急，或有議其不能和衷者。」
沈葆楨身上的與眾不同之處除了一個「辣」字外，更有一個「酷」字。中國傳統社會是人情社會，每個人都被親情、鄉情、師生情等纏繞左右。但是沈葆楨卻能「仗劍斬情絲」，視這些「俗情」為無物，絲毫不受他們影響。
徐珂《清稗類鈔》記載說：
沈文肅被旨為本省欽差大臣，省吏皆畏且忌。藩署胥吏某，平日挾指上官，以刻蠹起家，與沈有連，而沈素惡之。一日，以餉故忤沈，沈立逮之至，數其罪，以軍法從事。布政為之哀請，不聽。方坐堂皇，而封翁手書至。沈置書案隅，曰：「了公事後，治私事耳。」卒誅之。事訖，發封，封翁書果為胥緩頰也。
也就是說，沈葆楨被任命為欽差，準備處理某個吏員。這個吏員很有背景，居然找到了沈葆楨父親的門路。沈葆楨接到父親的信，並不拆開閱讀，說，這是家信，等公事處理完畢再讀。於是這個吏員殺了，再啟讀父親手書，果然是為此人求情的。
《世載堂雜憶》中有一則的題目是「沈文肅無情」，其中說：
孫渠田先生，名鏘鳴，浙江瑞安人。道光丁未為會試同考官，得二門生：一為李鴻章，一為沈葆楨。鴻章與渠田先生甚親洽，執門生禮甚恭。而沈葆楨則師誼甚疏。渠田先生主講鐘山書院山長，取課卷前十名，葆楨不獨顛倒其甲乙，且於渠田先生批後加以長批，且有指責渠田先生所批不當者。蕖田先生遂憤然辭館歸。……江南人士皆謂李文忠有禮，沈文肅無情。
也就是說，李鴻章與沈葆楨是同一屆進士，他們的同考官都是孫渠田。李鴻章對孫渠田一直恭恭敬敬地執師生禮。但沈葆楨則禮貌甚疏。沈葆楨做兩江總督的時候，孫渠田做鐘山書院院長。有一次考試，孫渠田把前十名的卷子送沈葆楨看，沈氏不但認為孫渠田排的名次有問題，還在孫氏的批語後面復加長批，指出孫氏批語的不當之處。孫氏一怒，辭職回家了。因此江南人都說，李鴻章有禮，沈葆楨無情。
連這樣無關宏旨的小事，沈葆楨都不願意顧及師生情面，遇到大事，沈葆楨對抗自己的「恩主」，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雖然舉主與被舉者之間事實上存在著施恩與受恩的關係，但是這種關係畢竟是「私誼」。而且這種關係往往會演變成政治中的不正常因素，影響臣下對君主的忠誠和朝廷的政治紀律。真正的「社稷之臣」，應該超越這些個人情感，赤膽報國，一心為公。因此面對曾國藩的舉薦，沈葆楨與左宗棠一樣，都懷著一種警惕：越是被某人保薦，就越要注意用人行政當中不受這個因素左右。
曾國藩逝世三年後，沈葆楨在給友人吳惟允的信中說過這樣一句話：「吾輩出而任事，國家是為，豈其為朋友私情耶？」在另一封信中他這樣表白自己：「吾輩既出而任事，嫌怨所不能辭，只求我無愧於人，何必人都諒我。各行其是，自若奚如。」
在沈葆楨看來，他所做的一切決定，都是本著「大公」這個出發點，基於自己視野內各種因素權衡後的最優選擇。因此問心無愧，不畏毀謗。這是理解沈葆楨所作所為的一個重要角度，從一般意義上來說，這當然是非常值得讚賞的。但問題是，沈葆楨是為了「大公」，曾國藩所為也不是基於「大私」。沈葆楨眼中的「大公」，和曾國藩眼中的「大公」，到底哪個更「大」呢？
應該說，作為總督的曾國藩是從天下全局、至少是江南全局考慮問題，而沈葆楨只是從江西省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當資源短缺之時，次序先後問題有著極大的重要性。按沈的觀點，巡撫的主要責任在於保護本省，關心人民，治理出良好而穩定的江西……如果願意去剝削人民，那就不難取悅於曾，但是一個官員只顧軍隊而不顧人民福利，那末最終兩者都不可能適當地兼顧。就此事而言，沈的利益和江西官紳相一致。
當時戰局中，江西承擔的協餉任務確實一直非常繁重，已經刮骨吸髓，以致有無法承受之虞。所以從江西本位考慮，減少給曾國藩的供餉也自在情理之中。這一點在當時的朝廷公文中看得很清楚。朝廷諭旨說：
曾國藩辦理東南軍務，需餉孔亟，而沈葆楨值地方凋敝之餘，心存撫字，或致蠲緩多而協餉未能如數。
但是客觀地說，江西在當時並不算是最困難的省。後來沈葆楨再一次向朝廷訴說江西的困難時，曾國藩就建議，請皇帝派人巡視，或者請沈葆楨到別的省份看一看，其他地方已經達到了人相食的程度，而江西尚屬完善之區：
即以民困而論，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野無耕種，村無炊煙，江西亦尚不至此。請我皇上欽派大員，察看東南數省，果江西之軍民較苦乎？抑皖南、金陵之軍民較苦乎？假令沈葆楨奉使巡視皖、吳一次，果行軍於江西較難乎？抑行軍於皖南、金陵較難乎？知必有不辨而自明者。臣於三省皆系轄境，非敢厚於皖、吳而薄於江西也。無論何人處臣之地勢，不得不出於此也。
從這一點上看，沈葆楨的視野比曾國藩狹窄。趙烈文對此事的評價比較客觀公正。他說：
沈心地端純，遇事敏練，而局面未免狹隘。本系中堂保薦升任，自以整頓地方，方為不負所舉，不當顧戀私恩，引嫌推委，且薄前任各撫之擁位素餐，一無建白。故到任後，增募繼果、韓字等營八千人，移調精毅、精捷等軍萬餘人，各府募守勇五百人，兵數日增，費用無出。……平心論之，中堂薦列賢才，原期為國任事，沈之奮發有為，不可謂之越職。惟江西餉需雖迫，而皖台竭蹶尤甚。且中堂於江省軍務未嘗稍置(膜)[漠]視，則東征大局攸關，沈亦不當以距江省較遠，遂生畛域。當此滄海橫流，公私塗炭，體國大臣雖彼此如頭目手足之相護，猶慮不濟，而分崩如此，不能不為賢者責矣。
也就是說，沈葆楨這個人心地端正，處事敏練，但是大局觀未免有些狹隘。他被曾國藩舉薦，自認為只有把地方治理好才算對曾國藩最好的報答，因此做事不避嫌怨，也不顧私恩。他看不起歷屆前任都尸位素餐，無所作為，因此到任之後，建立軍隊，導致軍餉大增。平心而論，曾國藩舉薦沈葆楨是為國家治理地方，沈葆楨全心全意治理江西，這是他的本分。然而江西雖然財政緊張，但安徽的困難更大。而且曾國藩對江西的防務也一直很關注，不會讓沈葆楨暴露在危險之下。進兵金陵是天下大局的關鍵，沈葆楨因為其他戰場離自己很遠，所以就將給其他戰場供餉當成身外之事。如今天下處於危急之秋，大員們彼此應該相互扶持照應，沈葆楨卻做出這樣的舉動，我也不能不責備這樣的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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