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家的孩子更容易自殺？｜大象問答

 答 / 日飛 

這個說法應該是來自北京大學副教授徐凱文，但表達不準確。他的意思是說，在出現自殺危機的學生中，父母職業是教師的比例最高，尤其是中小學教師。

按常理推測，徐老師碰到的這些有自殺傾向的教師子弟，大概多是他在北大做自殺預防工作遇到的學生，也就是說，都是成績很好的學生，很可能都是在教師父母的嚴防死守下，度過了與青春小說和電影完全相反的青春期。

中學教師可能是對從業者心理影響最大的職業之一，與多數職業相比，教師不但是職業，更是一種人格。你可以白天是媒體編輯，晚上是業餘球員，夜裡是搖滾樂手。但老師就是老師，就像牧師的門應當常開，工作性質和密度決定了他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太可能切換到其他頻道，特別是面對自己孩子的時候。

即使不從事心理諮詢工作的人，很多也都聽過中學教師子女朋友的傾訴，總結起來內容都差不多：別人上學時候受到的規訓，他們放學甚至畢業後仍然不得解脫。

教師日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對青少年的規訓——所謂規訓，如果只看外在表現的話，就是 1984 說的，通過使人受苦的方式發揮權力。

除了個別城市的少數條件優越的學校，中國大部分中學的教師都難免給學生留下這樣的印象：他們建立權威的方式簡單粗暴，他們對學生日常生活的管制近乎沒事找事，他們的教育方式抹殺個性，相比於學生的健康成長和自我實現，更看重紀律和秩序的維持。

無論初衷如何，受教育者都難以從這種規訓中獲得美好的體驗。我至今記得中學時候，班主任經常在放學後暗訪學校附近的公園、快餐店、小商品市場等約會聖地，逼得搞對象的同學躲到附近居民樓的房頂上。可想而知，學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理解班主任的行為，只能歸結於她心理變態。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以至於在我自己上中學時，同學之間甚至流傳著一種說法：有些老師之所以這麼喪心病狂地管我們，主要是因為他們文革期間在年輕人手上受了太多的罪，結果對我們這個歲數的人充滿敵意，碰到機會就要打擊報復。

這種想法當然荒謬絕倫。無論是否經歷過文革，有管理職責的老師都難免要做一些看似心理變態的事，比如扒後門小窗戶監視教室，在聽話的學生中培養告密者，或者在家長會、全校集會上當眾羞辱談戀愛的同學。直到現在，有些地方的老師仍然會對學生動手。

?據報道該打人老師已被停職反省

如果父母教育也是同樣的規訓力度，顯然更容易超過孩子的承受極限，引發心理問題。特別是在父母執教的學校就讀的孩子，日常的規訓和巨大的期望混合在一起，更容易把人壓垮。

這也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日本作家村上龍在小說 69 中的這段話，描述的情況，很多中國學生都不會陌生：

高中時代對我造成傷害的那些老師，我至今無法忘卻。除了為數不多的幾位純屬例外的老師，其他那些當真是想從我這裡奪走非常重要的東西。他們不厭其煩地持續著將人類變為家畜的工作，他們是無聊的象徵。

如果你對村上龍的激憤之言沒有感覺，不妨搜索衡水中學人稱「天下第一操」的跑操方陣。要知道，很多中學的管理者在網上看到那樣的場景後，第一反應是要推廣到自己這裡來。

讀到這裡，你多半已經察覺到，我和村上龍一樣，離開學校多年後對中學老師仍有情緒。這一點我必須承認。

不過，我也確實比前些年更能理解我當年的那些老師了。這並不是隨著年齡漸長，我終於體會到了他們的教育帶來的好處，明白了他們的良苦用心，如果在中學時代完全接受了他們的規訓，我甚至都不可能得到我現在從事的工作，而且多半會被現在的同事譏笑為笨蛋。

我對老師的理解主要來自於，規訓青少年就是他們的工作，而且他們的資源、工具都有限，難免要採取令人難以接受的工作方式。

更何況，中學教師的規訓手段也符合絕大部分家長——不妨理解為他們的甲方——的期望：把自己毛手毛腳、好吃懶做的兒女，培養成有基本文明教養、可以在社會上立足的年輕人。

這樣的工作顯然是艱難的，即使對家長來說，也需要極大的耐心和時間付出才能成功完成。更何況，老師往往一個人肩負著同時培養數十人的任務，「愛的教育」幾無可能，很多成年人之間難以想像的手段不但難以避免，而且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職務行為。

有些做法甚至沒有明顯的教育目的，比如一些以管理嚴格而聞名的學校里，教師要日常檢查學生的私人物品和來往信件。除了學校外，這種事只有在監獄裡才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只要這種操作能讓教室里這幾十個躁動的青少年好好獃著不要出事，就會被認為是完全正當的——因為，我們完全可以說，中國的中學教師事實上承擔著家長、警察、教會等多個職業的責任。

?邯鄲某中學設置在教室後方的班主任辦公室

所以，那些看似心理變態的做法，如果只用在學生身上的話，並不會影響老師的社會形象。

直到現在，中學老師在中國很多地方都是有文化、有教養的人，以至於他們特別適合兼職從事民間金融行業，除了桃李滿當地的人脈關係，也是他們的道德人品事實上廣受認可。

對絕大部分學生來說，他們的教育方式很可能就是行之有效的。甚至背誦弟子規，雖然廣受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詬病，看起來也確實像是村上龍所謂「將人類變為家畜的工作」，但對那些不惜花費重金為子女謀求公務員工作的父母，從小教會他們的孩子如何服從，也不見得就有什麼不妥。

畢竟，教師作為一個同時伺候幾十個客戶的乙方，本來也很難對每個人的個別情況作充分考慮並採取相應對策，儘可能把他們教成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准成年人或者說「家畜」，很多時候確實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而且話說回來，相對「西化」的中國人想像中的開放教育，如果真的出現在我們生活中，肯定有很多中國家長都承受不來。

我曾在朋友身上注意到，某個以個性開放、自由發展而聞名的重點中學，出產了比例超乎尋常的實驗音樂家、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政治行動派，他們身上都有相似的、令我羨慕的性格，比如近乎天真的自信和藐視挫折的勇氣，彷彿傳說中的美國人。

但是我羨慕歸我羨慕，那所學校的家長如果知道學校可能有更大概率把他們的孩子培養成這樣的人，心情可能普遍不會太好。

所以，我現在能理解，當年老師對我們做出的那些怪事，儘管在成年人乃至正常人之間都是不可接受的，但和他們的心理健康與否並無直接聯繫。

只不過，那些事做多了，難免把中學教師塑造成規訓者的人格，使他們在家裡、在社會上都顯得行為乖張。

我的同事曾和一群中學教師一起旅遊，驚訝地發現他們嚮導游隱瞞了自己的職業，因為「我們當老師的在社會上受歧視」，而且被揭穿後真的遭受了導遊的白眼。後者的理由很簡單：當老師的事兒多，愛教訓人，而且在旅遊商店不買東西。

我自己也旁觀過公益組織為中小學教師舉辦的培訓課程，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和他們對學生的要求截然相反，這些人自己坐在台下時，幾乎都會情不自禁地表現出對培訓講師的不屑一顧，不斷地插嘴發言，內容都非常一致：我比你懂得多，我其實是不用來聽你講的。

可想而知，這種表現給人留下的印象多麼糟糕：不管幹什麼工作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得對權力關係如此敏感，都是很招人討厭的。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這樣的場合，女老師的表現要開放得多，這或許是男女看待權力的不同方式造成的結果。對於規訓本身，女老師的態度可能要更職業得多。

那些成年後不幸出現自殺危機的孩子，可能就是父母獨特職業人格的犧牲品。徐凱文老師曾在演講中說過，自殺很多時候是對父母的報復。不極端的報復是微博上的千百條控訴，發展到極端情況就成了悲劇。

畢竟很少人能以如此資源來表現自己的教師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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