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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劉嘉玲到清華女教授顏寧:我為什麼不生孩子?

在2017年新生人口數據所公布的1723萬新生兒中,二孩佔比已上升到51%,二胎生育率超過一胎。

中國的生育率已經低於被公認為完成世代更替所需的最低生育標準2.1%多年,但「生還是不生」從來就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問題。

周末和一個朋友聊天,她突然蹦出來這樣一句話,「我很喜歡小孩啊,可我不想生」,才讓我意識到好像身邊越來越多的女生都不願意生小孩了。

「我現在自己有錢啊,能買房,也能買車,為啥非要結婚生小孩,非要在給老公、孩子洗衣服、做飯中變得臉色枯黃。」

穩定的社會工作和一定的經濟能力開始讓身邊工作幾年的這個女生開始從思想到行為上變得獨立,變得也那麼放蕩不羈愛自由。

至於為什麼不生小孩,吳儀和顏寧都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給出了回答: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吳儀1938年深秋出生於武漢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

年輕的時候,吳儀喜愛充滿革命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的蘇聯文學。一本《遠離莫斯科的地方》讓她堅定地選擇了石油專業,這一干便是一輩子。

在步入老年自己走進養老院的時候,有人問她是否後悔這一輩子無婚無子,吳儀平淡地回答:

「生活沒有賦予我這個機會,既然已經這樣安排了,就不必勉強,一切順其自然吧。」

前有吳儀,後有顏寧。

2017年從清華出走普林斯頓的顏寧在《開講啦》為我們重新勾畫了一個從結構生物學角度看到的世界,並且告知廣大青年朋友:

人生的意義在於能為世界留下些什麼,至於她自己:不僅清楚自己在情感上不熱衷於生育和孩子,也能在理性上能接受不當母親的人生,活在當下的充實與幸福讓她不對未來做什麼無謂的思考。

能夠活出自我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也有不少年輕人是迫於經濟壓力選擇不生小孩,對他們來說,目前的經濟能力並不足以支撐他們負起養育孩子的責任,一個個熊孩子在他們腦中幻化為一台台夜以繼日工作的碎鈔機,他們笑稱到自己還是個孩子,怎麼能再養一個小孩。

畢竟吳儀和顏寧是為數不多的個例,在現實世界中,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生育的。

傳宗接代、延續民族的生育觀念讓中國人幾乎把結婚和生孩子自然而然地聯繫在一起。

舉個極端的例子,在同志的父母知道自己孩子的性取向時,除了無法理解這種同性之間的愛慕之情外,更恐懼的是他們將孤獨終老。

而對於一直善於思考未來的美國人來說,生育可能變得更加恐怖,甚至異化了人本為人的基本情感特徵。他們將加拿大著名小說家、詩人和文學評論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一九八五年完成的作品《使女的故事》改編成為了一部美劇《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它大概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在不遠的未來爆發了一場不育瘟疫,它導致那些尚能生育的女子淪為了一個個流動的生育機器,被物化的身體成為被分配給各個統治階級家庭的生育工具,女性作為人的價值就被降格為工具的價值,從而將生育問題的討論上升到深刻的哲學角度。

無論單身、結婚還是生小孩,只是生活中的一種選擇,希望你永遠都可以有選擇的機會,因為更美好的世界不是只屬於一部分人的美好,是屬於所有追求自由的人的美好。

這世界上的自由一直都有兩種,一種是隨心所欲,另一種是無憂無慮,徐靜蕾可以說是能兼顧這兩種的典範了。

關於生孩子,在一檔訪談節目中,徐靜蕾一邊直言不諱:

「現在我覺得關於這個話題,簡直這個都很可笑了,老生常談又是,就是結婚理由到底是什麼,比如給孩子上戶口,這是我認為是我最能接受的理由,但我自己還在工作,怎麼可能養小孩,誰管他?」

可一邊轉眼間老徐又去凍了卵。

路人甲乙丙丁,便紛紛開始八卦道:「不是不想生孩子嗎,為啥還要去凍卵?」

老徐當時就說了:「我可沒說我以後不想生啊!畢竟人的想法是在變的,人怕的就是沒有選擇,凍卵跟我想不想孩子並沒有關係!」

是啊,人生最怕的就是沒有選擇,選擇過自己想過的生活:隨心所欲、無憂無慮,在這種生活里,生還是不生好像都變得沒那麼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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