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林毅夫：中國經濟怎麼看

近日，人民日報客戶端「大咖有話」之「兩會面對面」邀請到全國政協委員、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今年兩會，他帶來怎樣的提案？新結構經濟學又「新」在哪？——聽林毅夫談「中國經濟怎麼看」。

Q：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大咖有話，這期節目人民日報客戶端為大家邀請到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請您和我們網上觀眾聽眾一起談談最熱門的問題，兩會。這次您帶來了什麼提案？

林毅夫：一個是國內精準扶貧，一個是一帶一路。我一直在關注南疆，尤其是和田。和田有220萬人口，7個縣1個市，連片貧困，目前有將近60萬的勞動力，就業怎麼解決是個問題。在新疆尤其在南疆，過去因為交通基礎設施很差，跟全國的市場跟世界的市場聯繫在一起比較困難。

那將導致新疆的發展維持在比較傳統的農業，傳統職業，收入水平也比較低。現在情況有些變化，一帶一路交通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讓新疆這個地方的產品，可以進入到中亞，可以進入到南亞，通過印度洋到達歐洲。

現在，還可以從鐵路進入歐洲，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讓新疆的產品可以進入到國際市場。找機會把東部沿海勞動力密集型，轉移到新疆那邊，可以形成新的產業集群。幫助新疆抓住這個融入國際市場的機會，為此我提了一個提案。

Q：這兩天開會，包括政府工作報告，都提到當前的中國經濟它的顏值高，氣質也好，您怎麼看？

林毅夫：形容詞形容得很好，所謂的顏值高，是指數字好看。6.7%的增速超乎大家的意料，企業的盈利狀況也改善了，居民收入增長比經濟增長力還高。氣質好，則是指發生了一些結構性的變化，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提高了，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提高了。

以及，我們進行了結構性改革，在去產能方面取得了成績，讓經濟的素質更好，更加長期可持續。中國出現了一些歷史性的變化，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過去這五年確實是不平凡的五年。

亞洲基礎設施銀行成立，有那麼多國家參加，而且美國這些主要發達國家都在參加。實際上，二戰後現有的國際治理體系，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形成的。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提出的發展創意。有那麼多人支持，這就代表著變化。中國進出口貿易也變成世界第一大貿易國，這些都是歷史性的變化。

Q：隨著結構調整，我們整個發展的模式，在過去幾年當中確實出現了很多變化。

林毅夫：確實是這樣，過去發展速度很快，但是一般產品的附加價值比較低。現在，我們從追求數量的增長變成注重質量的增長，開始轉變。

這跟發展階段有關。比如參考東亞經濟體的發展經歷，起初都是產品質量差。日本50、60年代之前就是這樣，我們自己的台灣、韓國、新加坡、我們的香港，在60年代70年代也是這樣，產品價格低，但質量不好。

從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利用勞動力多且廉價的特點，是經歷快速工業化的必要過程，現在進入到高、中等收入階段，跨入中等收入、高收入，那就不能附加價值低，價格便宜。

提高收入水平，高質量發展，一方面是反應我們發展的階段，二方面也是我們在國內國際市場，要維持我們的競爭力的必要。同時不僅是在生產方面這樣，在消費方面也是這樣。在低收入階段的時候，有工作，有飯吃是第一個要求。但現在收入水平提高了，現在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願望，怎麼來滿足，就很重要。

大家美好的生活願望裡面不僅是收入水平的提高了，還要生活的質量的提高，環境質量的提高。這些方面，都要求我們高質量的發展。

Q：從低收入向高收入這樣的發展，我們中國台灣包括韓國，有這樣的一個先例，中國大陸這麼一個龐大的一個體量，能夠要做到，2025年人均的國民收入總值達到1.27萬美元。

林毅夫：1.25%左右。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將來收入水平才會不斷提高。中國處於目前這種發展階段，我覺得我們發展的空間還挺大的。

一方面現在有些產業有過剩產能，很多產業還可以產業升級。新的科技創新給中國機會，有可能進行彎道超車，比如互聯網、移動通信、大數據、人工智慧、高鐵等等。只要能夠不斷的創新，不斷的升級，勞動生產力水平就能提高，收入水平就能提高。

Q：而且包括消費，在經濟的推動當中，消費這個環節確實現在這兩年有很明顯的一個加強，這方面在未來是不是也是一個特別起作用的環節？

林毅夫：它的前提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是技術要不斷的升級，收入水平才會提高，收入水平提高了消費就會提高。社會增長速度能夠維持，整個經濟有良性的循環。樂觀和悲觀是相對而言，我對一些問題的判斷比一般人的判斷好一點，有的人說我樂觀，但事後那些判斷基本都實現了，而且可能還超額實現。

一般人會比較悲觀，因為悲觀通常拿發達國家做參照，拿發達國家的理論做依據。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還是一個轉型中國家。轉型過程當中有改革不到位的一些扭曲。這些落後跟扭曲從理論上來說，中國確實有很多問題。這種狀況下比較容易看到問題，但其實一路走來有很多成績。

我個人這些年實事求是，不是根據理論來看中國，而是直接來看中國，目前階段確實有很多問題，不能夠避諱。但有問題要了解這個問題，同時要看到解決這些問題有什麼機會，有什麼資源，有什麼政策措施。把這些問題考慮清楚的話，中國還有很多機會。

Q：有一些企業家，原來的產業遇到比較大的問題。您覺得金融領域的風險，可控嗎？

林毅夫：中國有句話叫居安思危，對可能出現的問題要高度關注，認為最大的風險是忽視風險的存在。金融確實是容易爆發風險的地方，而且在不少國家，不少社會，他們經濟發展會很好，突然間出現了金融危機，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就是一個例子。確實，對金融風險要高度關注，過去這些年也有一些值得擔憂的地方。

現在來看，得必須關注的有幾點：房地產，一般大多數國家的金融風險都從房地產泡沫。房地產非常重要，但就像總書記所講，房地產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一點要把握。還有金融脫實向虛也要防止，脫實向虛容易造成泡沫化。金融就像血液，如果血液流通不暢，經濟必然受到影響。

金融要不斷的創新，就像其他領域要不斷的創新，但是在創新過程當中要避免詐騙。企業走出去是必然的，但也要防止利用企業走出去變成資金外投，防範在發展過程當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Q：還有一個風險，達沃斯會議上您也講到，擔心嗎？

林毅夫：貿易對雙方都有利的，大家是有共識的。貿易保護主義表面上看起來，可以保護國家利益，但實際上，綜合理論和歷史經驗，很多人跟我抱怨（這個問題），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特朗普上台後甚至曾打算在墨西哥建牆。表面上好像就業留給了美國人。我覺得貿易保護主義說說可以，其實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怎麼應對貿易保護主義？兵來降擋，水來土掩。有的可以經過WTO仲裁，有的可以針對某些領域提出必要措施。我到美國去跟美國國務院、白宮、財政部的一些高級官員交流，其實他們自己心裡也很明白。美國經濟雖然有所復甦，但還沒有完全復甦。這種狀況之下，從政治的需要，就會採取一些舉措。

但是全面的貿易保護，全面的貿易戰，可能性還是比較低的。當然我們不能因為可能性低，不做國內的改革，還是可以採取一些必要的調查，施加一些必要的關稅。

Q：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根據您對整個經濟發展模式的研究，能帶給世界什麼樣的一些經驗？

林毅夫：很重要的經驗就是走自己的道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而不是簡單照搬別人的理論，照搬別人的模式，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如果真能解放市場實事求是，任何國家都有經濟動態快速發展的機會。

1978年我們改革開放的時候，統計數據人均GDP155美元，81%的人生活在農村，84%的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之下，是非常內向型的經濟。這40年能夠發展的這麼快，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崩潰論，老是此起彼伏。但我們是這40年中唯一沒有出現金融危機的國家，為什麼能這樣子？

會有這種看法，實際上與用發達國家的理論來看中國有關。根據主流理論來做政策，不管是發展，轉型都不成功。主流理論是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出來的，理論是不是適用，界定於它的前提條件，發達國家提出的理論，明的和暗的都是以發達國家的條件為條件。發展中國家條件不一樣，推行的結果也就不同。

改革開放能成功，是因為實事求是走自己的道路，根據自己當前的狀況，主要矛盾是什麼，解決這些主要矛盾的條件是什麼，然後把有利條件用好，來克服矛盾。矛盾克服後，新的矛盾會出現，然後根據新的矛盾及其關鍵，再去解決那個矛盾，一步一步的走過來。

Q：您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能跟我們大家做一個介紹，說說這個「新」在什麼地方？

林毅夫：這是一個理論體系。過去的發展經濟學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是現在經濟學中的主學科。發展經濟學也叫新自由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到處存在的政府勢力，所以政府應該退出，發揮市場的作用，重視市場忽略了政府。

新結構經濟學是總結我們自己改革發展的經驗，成功與跟不足，以及東亞這些成功經濟體，他們所能夠成功的原因，而提出。其主要內容，跟過去有很大不同，這一理論強調政府跟市場都需要。2008年，我到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2009年在一個內部會議上，我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的這個名詞。

對外是在2011年，我應邀到耶魯大學做年度講座，正式提出新結構經濟學。我的研究很早，1982年到芝加哥大學留學，1987年在耶魯大學做博士後，回到國內是1987年5月份。1988年的時候，認為自己學習了西方最先進的理論，可以指點江山了。但是發現那些理論在中國不適用。

教科書上教的理論是很沒效率的。按照理論，中國政府做的不理性。但是中國維持了十年左右9%的平均增長速度，那是代表政府的政策肯定是對的，政府肯定是理性的。如果中國政府是對的，理論就不對。1988年以後，我就開始碰到問題，去了解問題及其產生根源，思考用什麼辦法來治理才會有效。

中國的發展機遇在什麼地方，中國的出路在什麼地方？我比較幸運的是，比較早想通這個問題。根據1988年後我對中國問題的判斷，1994年出版了一本書——《中國的奇蹟》。在書里，我提到，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到203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會超過美國。

但90年代，大家還在想中國崩潰，我就認為中國會超過美國，我很樂觀。2014年的時候，中國按照購買率，已經超過美國。現在國際上普遍的看法，是到2025年之前，中國按照市場匯率計算的市場規模，經濟規模就會超過美國，基本是八九不離十。

Q：這四十年改革開放為理論提供了更好的依據和實踐。

林毅夫：特別幸運，理論來自於新的現象。中國改革開放40年這個現象，是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不用簡單照搬西方理論看中國，從中國的實踐經驗出發，了解背後的道理，可以提出很多新的理論來。

Q：您在理論的完善過程中，如何看待政府的作用？有為政府的概念會不會過於理想化？

林毅夫：確實是理想，有效市場也是理想。市場不完善也是普遍存在，所以有效的市場，跟有效的政府都是理想的目標，然後這兩個之間是相互為條件的。既然市場自己不能解決，就要政府來幫忙解決，所以我提出的是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前提。

要是沒有政府有為來控制市場實力，市場是不會有效的。但是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規。並不是政府做的都是對的，最終的目標是讓市場有效。我們維持40年的穩定發展，政府做的絕大部分還是在彌補市場的不足。

怎麼能達到有效市場，要看到市場失靈的地方在什麼地方，然後建議政府來幫市場解決這些失靈的地方，這樣市場才能有效，如果沒有政府，經濟就難以發展。讓政府清楚，怎麼跟市場有機的結合。

Q：政府作為市場反應信號是好的，而且是有效的。

林毅夫：結果是好的。我從世界銀行回來以後，也繼續在努力，你比如說現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是非洲國家，非洲怎麼發展？發展中國家在窮的時候基本上都是農業經濟，靠自然制約。提高收入水平，實現現代化，一定要從農業經濟變成工業經濟，然後進入到以服務業為主。我提出新結構經濟學在非洲國家提倡並實踐，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比如說非洲貧窮的國家之一，衣索比亞。基礎設施很差，居住設施很差，營商環境很差，跟剛開始改革開放的中國完全一樣。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發展有競爭力的產業，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國際開始對埃有信心，招商引資的方式更是吸引更多商家在這裡投產。這樣一實行馬上當年見效！

埃塞現在變成吸引外商投資最多的國家，這個理論在波蘭也產生了一定的效果。過去波蘭人口流失嚴重，都跑到歐洲去就業。應用新結構經濟學後，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比較優勢的產業很快變成有競爭優勢的產業，也就能佔領國內國際市場，創造就業，不少人已經回來了。

Q：我們還將繼續改革開放，從您的理論角度來看，中國應該怎麼做下去？

林毅夫：一方面當然要深化改革。改革開放取得穩定快速發展，主要推行的是雙軌制，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老辦法中，對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給予了不少保護補貼。新人新辦法在於，對比較優勢的、開放民營經濟，允許外資合資企業進入。不僅開放進入，還積極給予因勢利導，使得我們取得穩定與跟快速發展。

改革應該與時俱進，我們要把現在金融在要素市場的扭曲消除掉。在上海自貿區等區域，推行負面清單。除了跟國際民生至關重要的產業，各種外國投資之外，其他產業都是開放投資的。外資企業在中國應該是享有國民待遇的。

隨著現在主要矛盾變化，怎麼樣從數量的擴張，走向質量的不斷提高的發展模式，都是我們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隨著挑戰的變化而要努力的方向。

Q：您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還在未來的實驗當中還要進一步發展。

林毅夫：理論是所有實踐發展，理論的創新要不斷的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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