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身經歷1976年三位偉人去世

原標題：我親身經歷1976年三位偉人去世

本文摘自《名流滄桑》 作者：名人傳記編輯部 出版：河南文藝出版

鄔吉成出生於山西省神池縣榮莊子村一個貧苦農家。在三十多年的警衛生涯中，他一直從事黨的核心領導人和來訪高級貴賓的重要警衛工作，親歷和參與了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有過難忘的人生經歷，特別是一九七六年，那個特殊的年份——

周總理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 嘴裡又多迸出了幾個字："釣魚台的Wu。"

1976年是不幸和災難的一年，也是轉變著中國歷史的一年。這一年，深深印在我腦海里的事可以說是太多太多了。

1月8日早晨，我和中央辦公廳警衛處警衛值班室的副主任東方、民航總局的副局長張瑞靄、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長江明，還有北京衛戍區的副司令員邱巍高，聚集在首都機場，開會研究那裡的現場警衛事宜。

會議剛開不久，我就接到中央辦公廳警衛處警衛值班室的電話，說周總理逝世了，要我們立即回城。聽到這個消息，當時我的心頭像被重器捶擊，沉痛萬分。沒想到他老人家就這麼突然離去。

在那一時刻，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心情都"沉痛萬分"。但我則更痛一分，這不光是因為三十一年前，我從一個戰鬥員轉而成為一個警衛員的時候，第一次站崗就守衛在周總理的院子門口；更因為這其中還包含著一重永遠不能彌補的遺憾！

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家安全部部長羅青長，曾經寫文章，記述了周總理臨終前的召見。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總理召見了他，在和他交談中間周總理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讓病中的周總理再增勞累，就悄悄地離開了病房。所以，人們多把羅青長稱作周總理最後召見的一個人。

然而，此後周總理還提出要見一個人，那就是我。這是我意想不到的。時間是在他辭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當時周總理已經處在彌留之際，昏迷狀態大大多於醒來時分。而就在這天中午，他醒過來時，用含混而微弱的聲音說："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麼，身邊看護的人都聽不清。

人們順著"Wu"的發音推測，以為周總理是要見一位姓"吳"的，而且在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人中，確實就有姓"吳"的，例如"文革"以後擔任周總理值班室主任的吳慶彤。

畢竟，在中國，姓鄔的也太少了，再說誰會想到周總理在生命垂危之際，要見一個既不曾在他身邊工作過，又和周總理主管的業務距離較遠的、僅僅是從事保衛工作的幹部呢？

周總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們的假想後，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裡又多迸出了幾個字："釣魚台的Wu……"人們這才明白他要見的不是"吳某某"，而是負責釣魚台警衛工作的我。

但人們還不敢確定，就又詢問了一聲："您要見的是不是釣魚台的鄔吉成？"周總理點了一下頭。於是，周總理的衛士長張樹迎，馬上給我打了個電話："你馬上到三○五醫院來，總理要見你。"

我立即叫上司機小王，乘車趕到了三○五醫院。進了醫院的樓里，我徑直進了周總理病房斜對面他的護士和隨身警衛的值班室，我記得當時的時間是在2點左右。"趕緊去見總理吧。"我急於聆聽周總理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訴我："總理又昏迷了，請你在值班室里等候。"我一面等著，一面猜想著周總理召我前來，究竟是要做些什麼囑託和吩咐。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約是黃昏的時候，有人來通知我說："總理醒過來了。要先服點兒葯，醫生做一些簡單的處置，你就可以進去了。"可我等到的不是進入的消息，而是"總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這句話。

又是漫長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為在這個值班室里，老有護士走動，我怕影響人家工作，就去了樓門口處的警衛值班室。我記得當時在那裡值班的，有劉蘭蓀和康海群。

由於惦記著周總理的召喚，我怕因自己睡著了而錯過，所以在值班室里靠一會兒，就到走廊里轉一轉。到了次日凌晨五六點鐘，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鄧穎超大姐，還有作為醫療組組長的劉湘屏（衛生部長謝富治的夫人）。

鄧大姐見我還在苦等，就對我說："總理還沒醒過來，你已經等了太長的時間了，就別在這裡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總理再蘇醒過來的時候，我們再通知你來。"

"好的，"我剛答應完，就又口隨心思地向鄧大姐提出一個突然冒出的請求："請讓我在門外看一眼總理吧。"鄧大姐立即點頭答應了。我走到周總理的搶救室門邊。當時的門是半敞開的，我可以看見病榻上處於昏迷狀態的周總理。他的面龐已經非常消瘦，這難道就是我熟悉的那個精力過人、睿智超群的周總理嗎？我的內心思緒萬端，但還是儘力抑制住悲傷，默默地敬了一個軍禮，然後悄悄地離開了。

從那以後，根據醫生的回憶，周總理的"心臟在微弱地跳動，呼吸淺而短促，真是脈如遊絲"，他再沒有氣力發出要見什麼什麼人的聲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後與世長辭。

每當回顧起這段往事，我就抑制不住長長的嘆息：周總理為什麼會在彌留之際提出要見我？他見我究竟要囑咐些什麼？看來這隻能是個永久的、無解的謎了。我是多麼希望能完成周總理的最後囑託啊！只要周總理那個黃昏的最後一次蘇醒時間再延長一點兒。可是，歷史的機緣無法由人來把握，我眼睜睜地看著它從我身邊溜走。

我和武健華，同乘一輛車緊跟在周總理的靈車後面

在商議周總理治喪事宜的會議上，我被指定為治喪活動期間安全組的負責人之一。中央辦公廳警衛處隨後開始了警衛工作的部署。在商討具體安排前，我們警衛值班室的全體工作人員一齊向周總理的遺像鞠躬默哀。因此可以說：我們是最早開始舉行對周總理悼念儀式的。

當周總理的遺體從醫院移送八寶山火化時，我和警衛處另一位副處長武健華，同乘一輛汽車緊跟在周總理的靈車後面。我親眼目睹了從醫院到八寶山的數十里長街，沿途群眾自發形成的送殯隊伍的壯觀場景。人們雖然悲痛萬分，可秩序井然，廣大群眾對周總理的感情，是難以用文字表述出來的。

1月14日，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弔唁活動結束，周總理的骨灰將移往人民大會堂，並將在台灣廳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前寄望祖國統一的夙願。

在那天傍晚五六點鐘，周總理的衛士長張樹迎和衛士高振普，抬著鄧穎超大姐敬獻的花圈，鄧大姐捧著周總理的骨灰盒在前，跟隨在他們後面的，是治喪委員會的負責人及周總理的親屬，隊伍緩步從勞動人民文化宮走向人民大會堂。

1月15日，周總理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舉行。午後，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警衛處副處長、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召集參加警衛工作的全體人員進行布置。他要求一定要保證安全，維持好秩序，遇事態度要好，如遇衝動情形要多做勸說工作。路線及汽車出入口，如有自行車走錯路，勸說一下就行了。要注意禮貌，尊重老人。他還作了一些有關安全的具體指示，並囑咐會場布置好後一定要有專人檢查。

我還要說一件事，這是一個從未被披露、人們聞所未聞的秘密。因為毛主席沒有出現在周總理的追悼會上，所以世人只是推測了一番毛主席為什麼沒有到場的緣由，卻沒想到毛主席原本是要出席周總理的追悼會的！

作為安全組的負責人之一，我在追悼會開始前，確確實實接到了毛主席可能參加追悼會的通知。是汪東興親自給我下的指示：把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和台灣廳準備和安排好，以供毛主席到達時落腳歇息。

也正是因為等待毛主席的到來，追悼大會開始的時間才比原定的時間推遲了一會兒。但毛主席最後為何沒有到場，其原因我無法猜測。這對我來說至今也仍是個謎。

追悼會後，將依照周總理的生前囑託，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國的江河湖海。這一任務要由飛機執行作業。汪東興通知空軍司令員張廷發到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向他交代了這一任務。

冬季白天短，天已經黑了下來，但在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街上聚集的群眾久久不願散去。在這種情況下，送骨灰的車子出了人民大會堂，就會被群眾發現，很可能出現擁堵的情況。這樣一來，車子不好通過，還有個安全問題。

汪東興問我："你看採取什麼措施，能保證車出去不出問題？"我說："只有推遲撤除警戒，待飛機起飛後再撤比較安全。"於是，我們就按這個商議進行了部署，並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衛戍區部隊。

最後，周總理骨灰的移送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只是讓群眾多等了個把小時。

由於室內溫度沒有控制好，致使朱德委員長患了感冒

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員長病逝。

在我的記憶中，朱老總的那場病起因很偶然。6月21日，他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由於會見的時間推遲而沒有及時通知，朱德委員長在有冷氣、氣溫低的客廳里等了近一個小時，以致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開始發高燒。

住進醫院治療後，朱老總的病情一直沒有好轉，反而逐漸加重，繼而發展到肺、腎等部位並發炎症。從朱老總病情惡化到昏迷期間，中央辦公廳、警衛處的部分領導及老同志，都到醫院進行了探望。

7月5日下午，我和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副處長以上幹部，去北京醫院朱老總的病房看望他。此時朱老總靠插著輸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經不省人事。見到此情此景，陣陣悲痛湧上心頭，我的眼淚奪眶而出。站在朱老總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緒萬千……

從我參軍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朱德是我們所屬的八路軍的總司令。在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他是與毛主席齊名的領袖。我在1945年初調到延安中央警備團，擔任毛主席、朱總司令等中央首長的警衛任務後，曾守衛過中央首長開會、娛樂的禮堂和俱樂部，輪流到各首長住處站崗，因而有了和總司令見面的機會。

沒見到朱德總司令本人以前，在我的想像中，總司令應該是個威風凜凜的大人物，可在接觸的過程中才發現，他是個和藹可敬的長者。那時，在辦公之餘或休息日，朱老總愛到延安附近或勞山去打獵。

解放戰爭後期，我曾被選入特別小分隊，警衛著朱老總從西柏坡到華東解放區。我還記得在那次出行中，朱老總在和華東野戰軍高級將領交談時那飛揚的神采和那有力的手勢。

進北京以後，朱老總住進了中南海。我則調到了公安部，脫離了中央首腦保衛系統，除了在接見外賓的場合，遠遠地看著朱老總和外賓交談，就很少有和他接近、見面的機會了。

然而，隨著公安部八、九局的合併，特別是"文革"開始以後，因為工作的變動，我又一次和朱老總相逢，並面對面地向他致以問候。

那是1973年，朱老總的政治秘書廖蓋隆向中央辦公廳反映，說朱老總處的醫護、保健、生活照顧方面，存在一些問題。汪東興隨即指派我到朱老總的住處，召集全體工作人員開會加以處理。

我因此兩次到萬壽路新六所四號樓朱老總住處，請康克清大姐一起開會，商討如何妥善解決相關問題，最後形成了康大姐和工作人員雙方都滿意的意見。事後，我給汪東興寫了一份書面的情況彙報。

記得3月19日那天，我在朱老總家開完會，到院子里欲乘車返回時，正碰上朱老總散步後往自家走來。我立刻上前與朱老總打招呼，問候老總近情。朱老總對我說他自己的身體還不錯。我當時也感覺他氣色、精神確實挺好。

作為周總理追悼會期間長時間守候在現場的警衛工作負責人，我還記得，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時，年近九十的朱老總到醫院作最後的遺體告別，他站在周總理遺體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個莊嚴的軍禮。離開時面目顯得異常沉重。

在周總理逝世後，毛主席病重期間，朱老總還說過，他可以分擔一部分中央的工作。從此，他更多地出面會見外國元首、政府首腦，以致染恙不治，走在了毛主席的前面。

我把自己對朱老總的全部景仰，都投入到朱老總治喪期間的安全保衛工作之中，我至今還保存著治喪期間的有關材料，其中一份由治喪委員會擬訂的《追悼會會場注意事項》，如今看看，也蠻有意思的：

一、各單位參加追悼會的人員，要嚴格審查，登記名單，指定專人帶隊，集體乘車前往會場。

二、參加追悼會的人員要整隊入場，自覺遵守紀律，遵守會場秩序，聽從工作人員指揮。

三、進入會場前，要清點人數，防止外人混入隊伍，並在指定地點休息。不要隨便走動，不要大聲喧嘩，不要吸煙，不要隨地吐痰，不準帶提包，不準攜帶槍支、匕首、易燃易爆物、錄音機、照相機。

四、服裝要整齊，女同志不要穿花衣服。

五、愛護公物，嚴防失火。為確保安全及各項規定的貫徹，幾位副處長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

走了朱老總後，毛主席的病情也一天天惡化，不久就進入異常緊張的狀況。中央陸續向各地發過幾次電報，通報毛主席的病情。可以說全國各級領導和廣大民眾，對毛主席不久於人世，是有一定精神準備的。

1976年9月9日，經多方全力救治無效，一代偉人毛主席"停止思想了"。中共中央隨即組成了以第一副主席華國鋒為首的治喪委員會，料理毛主席的治喪事宜。

治喪委員會下設了一個辦公室，由黨、政、軍和北京市等各大單位的負責人參加。這個辦公室共有七個組。秘書組：負責文件、證件及電函的處理，安排活動日程；群眾組織組。負責來賓簽到，群眾隊伍的組織指揮；警衛組：負責各個集會、瞻仰活動的警衛保衛工作，要求高度警惕，防止敵人造謠惑眾，破壞搗亂，預防敵人的突然襲擊和偷渡，還負責守靈禮兵的組織；總務組：負責人民大會堂、天安門會場的布置，治喪期間的物資供應和生活安排等；宣傳報道組：負責活動的攝像、電視、照相、擴音及新聞報道等；外事組：負責各國駐京使節、各國外賓向毛澤東遺體告別的組織聯繫，處理唁電等工作；衛生保健組：負責參加治喪活動的首長和群眾的醫療救護工作。

警衛組的負責人有北京衛戍區的吳忠，有公安部的於桑等。參加了這年幾次重大治喪活動警衛的我，再次成為警衛組的主要負責成員之一，參與了這一次治喪工作。警衛組的辦公地點在人民大會堂的黑龍江廳，常坐守在那裡值班的，是中央辦公廳警衛處的馬盼秋。

9月10日晚，毛主席的遺體從中南海住處出西門，經府右街進人民大會堂西門，安放在設於北大廳的靈堂。從9月11日到17日，三十餘萬各界群眾代表、各駐華使節以及來華外賓，在人民大會堂弔唁和瞻仰了毛主席的遺容。

在為期七天的弔唁過程中，中央辦公廳主任、警衛處處長汪東興一直守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內，警衛處的其他幹部們更是全力以赴，每天工作都在十三四個小時以上。在緊張的忙碌中，我只能偶爾抽很短的時間，在警衛值班室的長椅上打個盹兒，恢復一下體力和精神。

為了在弔唁期間使毛主席的遺體得到完好的保護，除了嚴格的安全警衛外，還制訂了一系列保護遺體的嚴格規定，如對室內溫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燈光，照相攝影等，都不能超過所要求的限度。為確保安全及各項規定的貫徹實施，幾位副處長，像李釗、畢景榮和我，二十四小時晝夜輪流值班。

在我們中央辦公廳警衛處的諸多副處長中，只有武健華和我兩個人，被指定參加在群眾弔唁時的守靈任務，每班守靈要在毛主席的遺體旁站一兩個小時。每次守靈人員的名單，是要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的。我讀報時發現，除了武健華和我兩個警衛工作者以外，其他為毛主席守靈的人，都是中央各部委的負責同志。能為毛主席守靈，我感到這實在是一種極高的榮譽。

至於為什麼選中我參加守靈，我做了種種推測：也許在警衛組裡，我是長期處在警衛第一線的，大概是讓我代表了第一線的警衛人員。再有一個可能，就是因為我曾是毛主席警衛班的一員。當時毛主席警衛班的成員，要麼不在北京，要麼脫離了警衛工作，只有我既在北京，又在警衛工作崗位上，特別是仍守衛在毛主席的身邊，所以榮幸地成了他們的代表。

這一圈兜下來算是完成了迷惑的任務

弔唁儀式到10月17日下午全部結束，毛主席的遺體要從大會堂移至某地暫放，並將在那裡進行防腐處理。我參與並目睹了整個過程。在起運前，毛主席的遺體先從水晶棺移到密封的氮氣帳篷里。新華社長期擔任為領袖拍攝的攝影師杜修賢，從各個角度拍照了毛主席的遺容後，遺體被抬上了專用的汽車。

警衛組從安全和保密的角度為行動作了周密的安排，遺體的運送按預先的布置，組織了兩個車隊，其中有一隊承擔迷惑任務。

張耀祠帶領的一隊，護送著毛主席的遺體，出人民大會堂西北門，直接開至某地。汪東興也在這一隊坐鎮。

第二隊由我組織帶隊。汪東興布置任務時對我說："你再調兩個人，乘一輛車做前衛。"我隨即召來了龐廷經和高振普。我們這一隊也是出人民大會堂的西北門，然後向東經南、北池子，過了北海大橋，從北門進入中南海。

大概不會有人想到，這兜了一大圈兒，擔任迷惑任務的車隊的主車上，乘坐的是在毛主席逝世後，排在黨內第一位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華國鋒在中南海換車時，把我叫進了他的轎車，我們再從西門出來，馳往暫放毛主席遺體的某地。

到達目的地後，華國鋒下了轎車，在臨下地下室時，他還問我是否跟他一起下去。我想我的任務就是把他安全地護送到這裡，下去並沒有我要做的工作，就說："我不下去了。"

9月18日下午3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大會的主席台搭在天安門城樓下，金水橋的裡邊，前面的觀禮台上布滿了花圈。在主席台上的人員，有由黨和國家領導人組成的治喪委員會全體成員，再加上工農兵代表二百餘人，共約五百人。參加廣場追悼會的群眾，號稱一百萬。

追悼大會的安全保衛工作，主席台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全面布置，廣場及參加追悼會的群眾隊伍的安全由北京衛戍區、北京市公安局擔負。

在進行布置時，警衛組要求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人人做安全工作，提高警惕，加強戰備，防止蘇修的突然襲擊，防止反革命的破壞活動，還要防火、防爆炸等一切危險情況。

追悼大會從開始到結束，長達十多個小時，場內外始終莊嚴肅穆，秩序井然。會場部署了工人、民兵、北京衛戍部隊、公安民警等，共動用警力兩萬三千五百餘人，保證了追悼大會的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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