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衣言校本《劉給諫文集》題記
《劉給諫文集》五卷，宋劉安上撰，據《中國古籍善本目錄》及《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著錄，是集存抄本凡十餘部，另有清同治十二年瑞安孫氏刻《永嘉叢書》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清抄本有清孫衣言親筆校並題跋。線裝一冊。每半頁八行，行二十一字，無框格。卷前有宋留元剛《二劉文集序》。此抄本當為同治時孫衣言、孫詒讓父子校刻《永嘉叢書》本的參校本之一。
劉安上（1069—1128），字元禮，永嘉人，與從兄安節皆嘗師事二程，同游太學，號「二劉」。紹聖四年（1097）進士，歷官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給事中等。安上嘗疏論蔡京之罪，又與御史丞石公弼等於朝廷彈劾之，故以氣節著稱於當時。安上於詩文甚工，《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雲「其詩醞釀未深，格意在中晚唐間，頗見風致。文筆亦修潔自好，無粗獷拉雜之習。《總目》亦梳理劉安上詩文集的卷數、流傳情況，謂：「薛嘉言作安上《行狀》，稱其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篇帙頗富，然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劉安上集實止五卷，與此本相合，蓋兵煅之餘，後人掇拾而成，非其原本矣。《宋史·藝文志》作四卷，則當由刊本舛誤，以五為四耳。自明以來，流傳甚尠，朱彝尊自潁州劉體仁家借抄，僅得其半，後得福州林佶人抄本，始卒成之。」實際上，在《國史經籍志》之前，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八即以著錄為：「《劉給事集》五卷，給事中劉安上元禮撰」。則劉安上詩文的散佚，當在南宋。《四庫全書》所用底本為鮑士恭家藏本，留元剛《序》在劉安節《劉左史集》卷前，《總目》即以為留元剛僅序《劉左史集》，則誤。館藏抄本卷末有過錄的朱彝尊跋序，可證此抄本當源自朱氏抄本。
孫衣言（1814—1894），字邵聞，號琴西，晚號遁叟。浙江瑞安人。歷官布政使、太僕寺卿等。好藏書，其推崇宋代學者王應麟備至，尤慕《玉海》200卷，故顏其樓曰「玉海樓」。子詒讓，字仲容，號籀庼。清末樸學大師，購書亦富。卒後，玉海樓藏書大部分歸浙江大學圖書館。
（孫衣言像）
孫衣言題跋以墨筆書於集目錄後，迻錄如下：
此丁大中丞藏本，予假得之以校所藏《給諫集》新、舊抄本。中丞本蓋與予新本同出一家，其訛脫及臆改處大略相似，皆不知舊本之善而亦有可互相補益者，且間有新、舊本皆訛誤而獨中丞本得之者，以此知寫本書非多得數本無繇是證也。予既取以校所藏兩本，復為中丞本校一過，大約以舊本為主而文意兩通者，則並存之，庶使昔賢遺書多一善本。予聞中丞藏書甚富，宋元以來傳抄秘籍幾近二百餘種，如能仿毛子晉、鮑以文故事，合而刻之為一巨叢書，則豈徒秇林之幸？將使前人文字在若存若沒之間者赫然復著於後世，即中丞亦當與之同乘不朽矣。同治庚午四月瑞安孫衣言校畢並記。
丁大中丞，即丁日昌（1823—1882），廣東豐順人，字禹生（一作雨生），號持靜。洋務派官員，亦近代一大藏書家，藏書達10萬冊。同治庚午年，其在江蘇巡撫任上。丁日昌的藏書目錄《持靜齋書目》亦載有孫衣言校《劉給諫集》事，記曰：「《劉給事集》五卷，同治庚午年四月孫琴西衣言以所藏新、舊刊本校過，可感也」。以上可確認館藏抄本曾經丁日昌收藏。
同治十二年，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囑湖北崇文書局重刻《二劉文集》（即《劉給諫集》、《劉左史集》）並置於《永嘉叢書》中。孫詒讓有《刊二劉文集跋》，略云：「（《二劉文集》）余家舊有文瀾閣傳抄本，脫誤竄改殆不可讀，丁卯秋試於杭州購得盧抱經所藏舊抄本《給諫集》，家大人又從祥符周季貺司馬所錄得吳枚安校訂本《左史集》，命詒讓以家本對勘，刊補頗夥。會武昌開書局刊布經史永康胡月樵丈實總其事，因屬為重刻以廣其傳……同治十二年七月後學瑞安孫詒讓記。」
（孫詒讓像）
由孫詒讓跋可知：孫衣言跋中的「所藏新、舊抄本」即指「文瀾閣傳抄本」和原「盧抱經（盧文弨）所藏舊抄本」。此外，孫氏父子的兩篇題跋所述情形略有出入。一是孫詒讓跋未提及丁日昌所藏抄本，實則就文字而言，孫氏兩抄本均用丁日昌藏本校過，「間有新、舊本皆訛而獨中丞本得之者」，故丁氏藏本於《永嘉叢刊》本的校刻亦有功焉。又孫詒讓在《溫州經籍志》中稱其「家藏盧氏抱經堂抄本及所見順德丁氏、嘉興陸氏諸抄本並作《劉給諫集》」。可作證其確實用過丁日昌藏本。二是孫衣言所云「予既取以校所藏兩本」似不確，實際上「新、舊抄本」主要由孫詒讓校，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其中一本現藏於浙江大學圖書館。丁氏藏本上孫衣言的校文，凡「新、舊抄本」不誤而丁氏藏抄本明顯錯訛者，則徑改；或改正後再批曰：「原作某，誤」。凡與「新、舊抄本」不同，而文意亦通者，則校曰：「一作某」。
《永嘉叢書》本是《劉給諫集》在清代唯一一次刊布。其所用底本當為孫氏所藏「新、舊抄本」之一。從上引孫衣言跋可知，其文字當以丁日昌所藏抄本（即館藏抄本）校過。今筆者將此抄本與《永嘉叢書》本比勘，發現文字差異處仍有數十處之多。茲分三類舉例說明：
1.抄本誤奪而《永嘉叢書》本不誤者，如卷三的《謝釋褐》末句，《永嘉叢書》本作「某敢不敬修士檢，祗服官箴，增益其所不能，日聞其所未至，上酬鈞造，少答已知。」抄本奪「箴」字；卷四的《策問·二》文中，「西漢揚雄議論不詭於聖人，於漢之將相，咸述品澡；班固博極群書，至論古今人，則別為九等」一句。抄本「於」誤作「而」，於義不通。
2.《永嘉叢書》本誤而抄者不誤者，如卷一的五言詩《小飲》後四句，抄本作「池河欺碧玉，籬菊暗黃金，時序將樽盡，翻驚壯士心」。「池河欺碧玉」意為荷葉的鮮綠使碧玉亦相形見絀，與下句「籬菊暗黃金」相對。《永嘉叢書》本改作「敧碧玉」。敧：意為倚靠。池中何有碧玉可敧？卷三的《賀溫守蘇起再任》一文，抄本「恭惟某人風度凝遠，器量閎深」句。《永嘉叢書》本「器量」誤為「氣量」。卷五的《陳善閑邪謂之敬》首句，抄本作「君子之事，君盡心焉，耳已言而不心則近諛，貌而不心則近佞，諛且佞，君子不為也」一句。《永嘉叢書》本「已」誤作「矣」。
3.兩本文字皆不誤，但《永嘉叢書》本的文字短於抄本者，如卷三的《謝提舉亳州明道官》文末，抄本作「竊幸里閭之佚，游心魏闕，敢忘畎畝之忠，倘溝壑之未填，願捐筋而上報。」《永嘉叢書》本改「畎畝」為「犬馬」，雖無關大旨，但用詞不甚馴雅，太過直露。
此外，即使以三種抄本互校，《劉給諫集》中仍有許多句子不能卒讀。孫衣言遂以理校法依上下文義進行校改。單字或詞一般寫作「某當作某」或「某疑作某」。脫字較多則略加說明。如卷一的五言詩《竹》，抄本原作「繁枝喜刪除，勁節見獨立，灌溉未逾浹，新筍已戢戢」。「灌溉未逾浹」一句，不解何意。孫衣言於「渝浹」旁批「當作逾旬或浹旬」。「浹旬」的用法在卷三的《知舒州謝到任》文中即有，曰「解受春之組，曾未浹旬，綰德慶之富，已臨近境。」卷二的《朝請郎祠部員外郎石景術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宣德郎提點京畿刑獄張閌為河北路轉運副使》有「以爾景術吏治詳敏，故擢以河朔轉輸之寄，乃揚各職」句。孫衣言眉批「按目系二人，景術句下當脫一句九字，河朔句上當脫一句七字。」依宋代公文的四六文寫法，此處脫文為十六字當無疑義。查《儀顧堂題跋》卷十一，陸心源據張立人藏舊抄本補出十六字為「故授以畿右按刑之司，以尓閌知謀蕭給」十六字。卷三《謝除中書舍人》中「臣稟資固陋，運際休明，雖少見於藝文，詎堪世用？唯粗安於節守，敢為身謙」句。孫衣言於「謙」旁批「當作謀」。卷五《經義·以肺石達窮民》中「四海之內，無隱不達，則聖人仁民之心於此見矣固已盡矣」。孫衣言將「見矣」二字加上括弧，旁批「二字疑衍」。在《永嘉叢書》本中，孫衣言的這類校文多未被採納。主要原因在於孫詒讓校勘《永嘉叢書》本底本時所用乃嚴格的對校法，即在無版本依據的情況下，輕易不輕改一字。此種校法有其科學、謹慎、穩妥的一面，利於保存古籍的本真面貌。當然，對於明顯疑文誤字亦不做校正，則未免執之太過，使後來利用古籍者仍需為疏通文句而花費心思查閱資料，實屬不便。由於《劉給諫集》自《永嘉叢書》本後再未見其他校刻本，孫衣言所校丁日昌舊藏抄本上的文字可補《永嘉叢書》本之不足，故其仍具一定的文獻校勘價值。
此抄本卷端鈐有「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周連寬印」印。又有「嘉業堂藏書」書籤一枚。嘉業堂為近代最著名的藏書及刻書家劉承幹的藏書樓，鼎盛時期，藏書達16萬冊。嘉業堂中不乏名家舊藏，丁日昌「持靜齋」藏書亦在其中（見周子美：《嘉業堂藏書聚散考》）。抗戰時期，劉氏因財力日窘，藏書陸續散出。此抄本始流入周連寬手。周連寬（1905-1998），為近代圖書館學、目錄學家、檔案學家。歷任嶺南大學圖書館中文部主任、國民政府內政部圖書館主任、上海市立圖書館館長、嶺南大學圖書館采編部主任、中山大學歷史系資料室主任等職。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於上世紀50年代初購藏此書。數十年間，人事多變，書亦幾度易主，良可嘆也。
此文原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專刊，有增改。
策劃 | 古籍與特藏部
撰文 | 楊健
排版 | 謝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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