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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哲學、數學哲學和科學哲學的關係

《勞特利奇哲學史》

《勞特利奇哲學史》對從公元前6世紀開始直到現在的西方哲學史提供了一種編年式的考察。它深入地討論了哲學的所有重要發展,對於那些普遍公認的偉大哲學家提供了很大的篇幅。但是,較小一些的人物並沒有被忽略,在這十卷本的哲學史中,包括了過去和現在的每一個重要哲學家的基本和關鍵的信息。這些哲學家被明確地置於他們時代的文化特別是科學的氛圍之中。

這部《哲學史》不僅是寫給專家看的,而且也是寫給學生和普通讀者看的。各章都是以淺近的風格寫成,每一章的作者都是這一領域公認的專家,全書130多位*的專家來自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愛爾蘭、法國、義大利、西班牙、以色列等十多個國家的著名大學和科研機構。每一章後面附有大量的參考書目,可供深入研究者參考。有詳細的哲學大事歷史年表,涵蓋了從公元前8世紀至1993年西方哲學發展的全部歷史,後面還附有專業術語的名詞解釋和文獻、主題、人名索引。該書是代表當今世界哲學史研究領域*學術水平的著作。」

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係

斯圖亞特·G·杉克爾

(stuartg.shanker)

選自勞特利奇《20世紀大陸哲學》

老蟬錄入

轉載請在文首標註哲學園及ID

在這一卷,我們考察邏輯哲學、數學哲學和科學哲學在20世紀的突出進展。有一件事清楚地證明了巨大變化的發生。在本世紀(20世紀)前幾乎沒有幾個哲學家費力地將「哲學」拆分為其組成部分,他們對哲學本身的本性以及哲學與科學的關係也是興味索然。事實上,我們現在所認為的完全不同於哲學的學科如數學或心理學,甚至物理學或生物學——曾經都在哲學的庇護之下。

比如,希爾伯特(Hilbert)怎樣從哲學系獲得他的博士學位就是件饒有趣味的事。現在,我們更加關心公理學、證明理論、分類理論、數學基礎、數理邏輯、形式邏輯和數學哲學之間的不同。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後者是哲學家活躍的領域,而前者是數學家的統治領域。相反,哲學家和數學家自由地穿梭於所有這些領域。可以確定的是,在數學家的著作和哲學家的著作之間作出區分總是可能的:思路、方法,尤其是目的和結論總會泄露作者的職業。但是,哲學家和數學家正在肩並肩地工作,正在閱讀彼此的著作參加彼此的會議,這是不爭的事實,是理智的進步,其重要性已經獲得充分的關注。

意味深長的是,20世紀邏輯哲學和數學哲學的主要人物——弗雷格(Frege)、羅素(Russell)、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布勞威爾(Brouwer)、彭加勒(Poincare)、希爾伯特、哥德爾(Godel)、塔斯基(Tarski)、卡爾納普(Carnap)和奎因(Quine)都從邏輯學或數學轉向了哲學。也許正是這種變化而不是其他單一因素決定了分析哲學的本性。其不僅導致了形式工具的引入,而且引起了對「邏輯分析」的關注、對「組織化」的研究,以及對建構語言「形式模型」的投人。哲學本科教育越來越不再以柏拉圖(Plato)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著作開始,而是以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開始。過去學生們探究真理概念的細微差別,現在則接受對真理概念進行公理化的訓練。座談會和討論受到排擠,代之以真值表和19世紀後期冗長乏味的德文科學專著。

或許邏輯和數學勢不可當的進步最顯著的影響是哲學論證開始以高水平的技術運用進行。那些從哲學直接進入這些主題的人發現,如果要參與討論,那麼他們就不得不掌握形式邏輯或數理邏輯這些複雜的東西。但是,儘管一切都已改變,哲學的根本問題卻始終如一。「真的本質是什麼?」,「證明的本質是什麼?」,「概念的本質是什麼?」,「推理的本質是什麼?」,甚至分析哲學中更為自我標榜的話題「意義的本質是什麼?」,所有這些問題一直都是哲學的興趣所在。因此,歷史研究在過去幾年中得到顯著發展就毫不奇怪了,它以在某個經典人物或論證與當代思想之間建立聯繫為目的,這一點,帕金森(Parkinson)教授和我在這套哲學史「總主編序」中已經有過說明。

然而,從哲學問題的持久本性就得出結論,認為哲學的一些基本原則在世紀並沒有改變,這是不明智的。然而,與其說形式和形式主義思想的影響無處不在(事實上已經開始衰退),不如說哲學和科學的關係無處不在。這個議題是貫穿世紀的最受關注的議題。的確,就某些方面而言,這是被那些有抱負的邏輯、數學和科學哲學家不斷定義的話題。

羅素主義和維特根斯坦主義,即唯科學主義和被人們(至少是被其批評者)貶稱為日常語言哲學的那種學說,是兩種主要的對立觀點。在羅素看來,哲學應該「盡量使自己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它應該「研究科學方法,并力求將經過必要改造後的這些方法應用到它自身特有的領域」。根據羅素的觀點,唯科學主義有兩個基本層面。第一,哲學與科學之間沒有本質差別:它們都投身於對知識的追索(儘管是在普遍性的不同層次上),它們都構建理論並提出假說。第二,哲學在科學的發展中扮演著啟示性的角色。正如羅素指出的那樣:

在很大程度上,哲學的不確定性比其確定性更為顯著:那些已經能夠找到確切答案的間題都被劃入了科學的領地,只有那些目前不能被明確回答的問題留下來形成一種叫哲學的剩餘物。

在這幅圖景中,哲學的領地被不斷侵蝕。哲學家做得越出色,他們的領地離消亡就越近,因為他們的成功需要科學家的積极參与,即嚴格地檢驗和修正他們通過先驗推理建立的理論。

羅素觀點的說服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歷史的支持。典型例子存在於機械論與活力論之爭中:在動物熱量理論之爭和反射理論之爭的相繼解決中。當時,科學哲學家們很自然地認為圖靈(Turing)提出的丘奇(Church)論題機械論版本已為這個過程中的另一主要步驟作了鋪墊,即把心靈從哲學的管轄範圍轉移到認知科學的管轄範圍。有一種觀點開始出現,即人們不能把哲學再當作邏輯、數學及科學發展的推動力;相反,「科學皇后」已淪為女傭,她也許開啟了邏輯、數學和科學的巨大發展,但絕非其支配力量。借用當代概念論的術語來說,在20世紀,哲學的命運開始被描述為從上位身份到基本層次身份再到下位身份的淪落。

表面上看來,這場爭論非常奇特。畢竟,它是把自然科學被物理學的替代作為其典例的。可是,在20世紀由物理學激發的哲學爭論屬於哲學中最為艱深和熱烈的爭論。圍繞以下話題的辯論物質和時間的本質,宇宙的起源,實驗、證據、解釋、定律和理論的本質,物理學與其他科學的關係——只是在20世紀受到熱烈討論的話題中的一小部分,並且還將繼續引發激烈的爭論。另外,這些爭論與圖靈論題引發的論戰比起來,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

如果一定要說哲學的處境有什麼變化,那麼20世紀以來,人們對哲學的興趣增加了,正如各人文學科項目中哲學教師數量的快速增長所表現的那樣。就像美國經濟和加拿大經濟之間的關係一樣,科學取得的發展越大,哲學取得的發展就越大。科學的新突破——確切地說,新科學—一似乎在產生的同時就成了新哲學問題的宿主。但這種情況引發的關鍵問題,即那個被哲學的唯科學主義定義弄得費解的問題是:什麼使得那些問題成為了哲學問題?是如下原因,即它們出現在科學的未成熟狀態中,在某種合乎需要的理論把它們]解決之前嗎?但如果這就是事實,那麼我們又怎麼能說永久的哲學問題是存在的呢?

維特根斯坦在他的晚期作品中試圖解答後一個問題。在年他寫道:

你總是能聽到人們說,哲學沒有進展,那些古希臘人曾日夜思考的哲學問題今天仍然困擾著我們。我讀到過這樣一句話:「......今天的哲學家並不比柏拉圖更接近『實在』的含義…...」多麼奇怪的狀況啊。真是令人驚訝,柏拉圖居然能走那麼遠,或者說我們居然不能比他更進一步!這是由於柏拉圖聰明絕頂的緣故嗎?

維特根斯坦對這個問題作出的解釋——「那是由於我們的語言始終保持不變,並且總是把我們引到同樣的問題上去」——招致了羅素的強烈不滿,羅素認為那將使哲學變成「至多是對詞典編纂者微不足道的幫助,而往最壞的方面說則是茶餘飯後的一種無聊消遣」。但這種指責建立在對維特根斯坦關於哲學本質之理解的嚴重誤讀上。實際上,這樣一種斷言,即羅素在《我的哲學的發展》(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中列舉的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賴爾(Ryle)、奧斯汀(Austin)、厄姆森(Urmson)和斯特勞森(Strawson)——形成了一個哲學「學派」,是很值得懷疑的。誠然他們在對解決哲學問題之正確方法的某些根本觀點上是一致的,但他們的哲學關照和目標絕非完全相同,更談不上贊成同一套哲學信條或論點。

維特根斯坦提出的基本預設是,關於概念之本質的問題屬於邏輯範疇,我們通過研究一個概念詞被使用或習得的方式來闡明那個概念的本質。羅素把以下觀點歸於維特根斯坦,即哲學問題可以通過研究概念詞的通常語法來解決。但這與真相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構成維特根斯坦觀點基礎的是這樣種看法,即哲學問題的根源往往在一個概念詞的表層語法和深層(邏輯)語法的重大且往往難以識別的差異中,或在哲學家將語法命題錯當成經驗命題的傾向中。

不過,羅素有一個觀點肯定是對的,那就是晚期維特根斯坦完全反對對哲學的唯科學主義理解。維特根斯坦在他年的講演中宣稱:

我們在哲學中獲得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它不告訴我們新的事實,那是只有科學才從事的工作。但這些瑣碎事物的概要是極難得到並且極為重要的。哲學,事實上,就是瑣碎事物的概要。

這意味著哲學的任務是澄清概念和理論,而不是作出歸納概括或提出論斷。實際上,維特根斯坦走得如此之遠,以至於堅持說:「哲學家不是任何意見團體的成員。正是這一點使他成為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意思並不是說哲學對科學不起什麼關鍵作用。維特根斯坦在《鮑斯瑪筆記》(Bouwsma Notes)中說,20世紀「哲學的完成」很可能會出現在對科學理論的澄清中:在「真誠且清除了一切混淆的成果」中。但這似乎把哲學限制在詮釋科學論述的任務中了:它變得像是「思想的演變史」。而且,就像接下來的章節顯示的那樣,20世紀的邏輯哲學、數學哲學和科學哲學是以《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而非《相對論ABC》(The A.B.C of Relatiity)為旗幟的。

此外,在這樣的想法即哲學的根本任務是描述而不是解釋中,有一種真正的危險。因為其中包含著提倡以下觀點的傾向,即哲學家像劇評家一樣,是空談的批評家,不從事科學寫作,卻以揭露它們的缺點為生。意料之中的是,人們常常能聽到科學家抱怨哲學家一直受到缺陷的引誘:他們批評一個理論,卻並不理解它牽涉的微妙困難,或者沒有付出必要的努力來掌握為某個科學議題奠定基礎的文獻。然而,哲學家甚至唯科學主義哲學家並不急於擺脫他們獨特的身份。因此,在「哲學與科學」的對峙中,雙方都產生了明顯的敵意和挫敗感。

這些都是意義重大的情緒。因為如果哲學與邏輯、數學和科學的持續進步無關的話,那麼怒氣與排斥是不會出現的:有的只會是漠不關心。但人們總是能聽到科學家對積極的哲學推動力的要求。一個問題由此自然地產生了:什麼阻礙了這種聯合?也許是20世紀哲學一直以來嘗試著建立其與科學的聯繫的方式?唯科學主義和日常語言哲學都有很深的19世紀根基——前者在科學唯物主義中而後者在詮釋學中,這一點難道不是意味深長的嗎?的確,唯科學主義和日常語言哲學之間的論爭不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科學唯物主義和詮釋學的論爭嗎——或者,前者不過是後者的延續?如果任何一方都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那麼是否是因為雙方各自表達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同時雙方各自又都忽略了邏輯哲學、數學哲學和科學哲學進展的某個重要方面?

我們可以再次回到維特根斯坦以便理解這種觀點。在《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第二部分的結尾處,維特根斯坦指出:「在心理學中有實驗的方法和概念的混亂……實驗方法的存在使我們認為我們有辦法解決困擾我們的問題,儘管問題與方法互不相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少數幾個認知主義者實際上把維特根斯坦的斥責看作對後計算主義革命之重要性的證明。F.H.喬治(F.H.George)就堅持認為:

(維特根斯坦)對實驗心理學的批評,在當時幾乎是完全正當的。那個時候,實驗心理學家正努力地整理他們的概念,澄清他們的術語和模型:即便在最壞的情況下,他們也相信,只要完成了個控制良好的實驗,一門科學就能夠由純粹的事實積累形成。通過詮釋及解釋性的框架和模型建立起來的實驗結果之間的關係,這種對心理學的發展如此重要的關係,曾經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根據以上引文出自的文獻,維特根斯坦攻擊的機械論範式已被丘奇論題的圖靈版本徹底取代了。因此,維特根斯坦的批評已經完全過時,原因是:

現在幾乎每個人都承認,理論與實驗、模型建構、理論建構和語言學都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也承認關於行為的科學的成功發展依賴一條「徹底的路徑」,在這條路徑中,鑒於計算機是我們所擁有的「唯一廣泛適用的大型模型」,「我們會願意聽從西蒙(Simon)的建議並以計算機程序的形式來建構我們的模型——至少是建構它們中的大部分」。

拋開他在這裡表現出來的對後計算主義的機械論革命的熱情,喬治對維特根斯坦論點的表述的最有趣之處在於他試圖用之以調和唯科學主義與日常語言哲學的方法。根據他的觀點,哲學是在科學事業的開端處參與進去的,它在凊除那些阻礙一個全面解釋框架形成的混淆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只要新的模型形成了,哲學就不再具有建構性功能。因為,就像喬治所說的,「大多數的概念混淆已然消失」。

事實真的如此嗎?哲學真的比羅素設想的更為成功嗎?20世紀以來邏輯哲學、數學哲學和科學哲學都是被以下這五個重要問題推著前進的:

(1)邏輯和邏輯真理的本質是什麼?

(2)數學的本質是什麼:數學命題、數學假說和數學證明的本質是什麼?

(3)形式系統的本質是什麼?它們與希爾伯特所說的「理解活動」之間有何關聯?

(4)語言的本質是什麼:意義、指稱和真理的本質是什麼?

(5)心靈的本質是什麼:知覺、精神狀態和精神過程的本質是什麼?

我把問題的數量限定為五個以便顯示出一種總體的變化。當然,在整個20世紀,有些哲學家在所有這些領域都很活躍,但從這五個代表性問題交替出現的角度來看待20世紀邏輯哲學、數學哲學和科學哲學的發展是有一定根據的。

現在,很少有哲學家會願意把這五個問題當中的任何一個棄置在「思想史」中,更不要說全部拋棄了。接下來的章節展示的不是這些問題的解決,而是我們達到的對邏輯、數學、語言和認知之本質的日漸深入的理解。此外,隨著時間推移,以下這種看法變得越來越不足信:哲學要麼是在概念上先於科學的,也就是說,它澄清混淆以使理論建構的工作能正常進行,要麼是在概念上後於科學的,即它的工作僅限於糾正科學寫作中出現的錯誤。因為在本卷所涉及的問題上取得的進展並不僅是哲學沉思或控制良好的實驗的結果,而是哲學家和科學家們們所實踐的哲學的技巧和科學的技藝相互作用的結果。

因此,本卷的每一章對學習科學的學生而言,就像相關科學領域的教材對學習哲學的學生來說那麼重要。這並不是說哲學與科學——哲學問題與經驗問題或哲學方法與經驗方法——之間範疇性的差異正在消失,而是說它們之間嚴格的體系界限正迅速變得過時。跨學科機構在全世界不斷湧現,它們不僅是為培養哲學學生,而且是為培養各門認知科學的學生而特別設立的。這反映了一個事實,即科學家正頻繁地參與概念澄清的工作,而哲學家也已明白完全融入科學共同體是多麼重要,如果他們的工作是為了滿足科學家的需要。真正被拋棄到「思想史」中的是「哲學與科學」之爭論中的那些陳詞濫調。但以下章節所包含的並不僅僅是歷史;從更根本的意義上來說,它們是我們在哲學發展的持續進行中所能期待的巨大變化的預兆。

譯後記

往往是幾本教科書教育了一代人,或者說幾本教科書形成了一代人的知識結構和學術觀。我們這一代人就是通過讀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梯利的《西方哲學史》和文德爾班的《哲學史教程》等教科書來了解西方哲學的。 20世紀下半葉特別是80年代以來國內學界的一些前輩和同仁也編寫了一批西方哲學史教材,但是它們的取材範圍、斷代原則和哲學史觀都沒有完全脫離上述幾本引進教科書的影響。上述幾本教科書也存在一些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過於陳舊,它們分別成書於19世紀和20世紀初,未能反映20世紀哲學的最新發展,不能適應教學和研究的需要。

20世紀肋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西方世界又出現了一批比較好的多卷本的哲學史著作,例如法國的「七星百科全書」 (Encyclopede de la Pleiade)中的三大卷的《哲學史》(Htoire de la Philosophie),該書是上百位專家共同編寫的,內容廣博,涵蓋東西方的各種哲學思潮流派,但是該書是用法語寫咸,國內能直接閱讀的人太少。此外,在美國出版了科普斯頓(F.Copleston)的九卷本的《哲學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y),該書由作者一人寫成,儘管他的知識非常廣博,文筆很優美,但是上下幾千年、縱橫全世界、洋洋九大卷的哲學史憑一人之力,總會有遺憾之處。作者作為一位神學家,在材料的取捨、筆墨的濃淡、理論的是非等問題上總會或多或少留下個人的一些痕迹。這兩部哲學史的共同的問題是,它們也都只寫到20世紀50年代前後,未能反映20世紀下半葉西方世界哲學發展的最新進展,而且它們都沒有被譯成漢語,不能被廣大的中國學生和讀者所閱讀。

世界上著名的勞特利奇出版公司出版的《勞特利奇哲學史》是西方世界在走向21世紀時出版的一部代表當今世界西方哲學史研究領域最高學術水平的著作。全書共十卷,1993年開始出版,2000年出齊。該書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每一章的作者都是這一領域公認的專家,130多位專家來自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愛爾蘭、法國、義大利、西班牙、以色列等十多個國家的著名大學和科研機構。該書既是一部系統的哲學史,又可以被看作一部專題研究論叢,它涵蓋了從公元前8世紀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西方哲學發展的全部內容,有很高的學術含量。它既可以作為研究人員的參考書,也可以作為大學生和研究生的參考教材,同時也可以作為文化人系統了解西方哲學的工具書。

1994一1995年,我在英國牛津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時,在經常光顧的BLackwells書店發現了剛剛出版的幾卷《勞特利奇哲學史》,就被它深深吸引,萌發了將它譯成漢語的願望。回國後我主動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推薦了此書,得到了李艷輝編輯的回應和鼓勵。待2000年《勞特利奇哲學史》十卷本全部見書後,我們就開始同勞特利奇出版公司洽談版權,不久就簽訂了購買版權的合同。於是,我牽頭組織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一些同事、朋友、學生來翻譯這套書,他們譯完後由我校譯並統稿。我們的原則是翻譯以研究為基礎,基本上是找對所譯部分有研究的學者來譯,力求忠實地反映原書的面貌,包括保留原書的頁碼和全部索引,便於讀者查對。原書中每一章後面附有大量的參考書,我們不做翻譯,原文照錄,其目的也是便於深入研究的讀者進一步查詢,如果譯成了漢語反而給讀者查找造成不便。這樣做的目的都是為了保持原書的學術性。

翻譯是一種遺憾的藝術,或者說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即使是很多大翻譯家的譯作都可以被人們挑出很多錯誤和疏漏,何況是才疏學淺的我輩呢?譯文中可能存在一些錯誤,恭請各位指正。好在所有嚴肅的研究者從來就不倚賴翻譯本做學問,他們只是把譯本作為了解材料的一個導引,希望我們的翻譯能夠給他們做好這樣一個導引。近年來國內的學者們興起盛世修史之風,就我所知,現時學界已有許多編撰多卷本西方哲學史的計劃,願我們的這套譯本能給大家提供一些參考。

本套譯著的出版得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沒有他們的學術眼光和為購買版權所做的工作,我們也不可能把該套書翻譯出來奉獻給讀者。李艷輝博士、林堅博士、吳楚克博士、徐飛博士等為該書的編輯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勞動,周蔚華總編輯和社裡其他領導也為該書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同時,該書的翻譯出版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的支持,趙敦華先生和靳希平先生同意提供一些課題費來支持各卷的翻譯組織工作。在這裡我代表全體譯者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勞特利奇哲學史》第一卷的翻譯分工是:

馮俊——翻譯總主編序、作者簡介、文獻來源、導言、名詞解釋、主題索引、文獻索引、專名索引。

韓東暉——翻譯第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章。

聶敏里——翻譯第一、二、三四章。

程鑫——翻譯歷史年表。

全書由我校譯、統稿,並提供「《勞特利奇哲學史》(十卷本)簡介」,「《勞特利奇哲學史》第一卷簡介」。

馮俊

2003年3月於中國人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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