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理學名著《四書章句集注》

「四書」指的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四部書。包括《論語》在內的這些儒家經典，在先秦並沒有受到重視。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使儒家學派的發展和其思想的傳播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在西漢初年，占統治地位的是道教的黃老之學。只是到了漢武帝之時，著名的漢儒大家董仲舒以賢良對「天人三策」，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此後，孔子的思想受到了統治者及思想界的推崇，於是，記載孔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論語》也就被奉為圭臬。

將這四部書合為一書，始於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在編排次序上，首列《大學》，次列《論語》和《孟子》，最後列《中庸》。他的意圖是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處。《大學》被朱熹視為修身治人的規模和為學的綱目。他說：「先讀《大學》，立其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里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對於《中庸》，朱熹認為它是孔門傳授心法的經典，並引用程頤的話，說「這本書一開始說的是一個道理，中途便散為萬事萬物的道理，到了末尾又合為一個道理。把它放開，和所有的事物都是相通的，將它收回來看，它又是那麼神秘。」由此不難看出，朱熹把《大學》視為理學的綱領，而把《中庸》視為理學的精髓。此外，朱熹認為《論語》和《孟子》也是一定要讀的，「以探其本」。他說：「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己而已。反求諸己，別無要妙，《語》、《孟》二書，精之熟之，求見聖賢所以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這不僅進一步鞏固了《論語》的地位，而且進一步提高了《孟子》的地位。對於孔孟形象及其精神的重塑與發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匯聚和提煉，朱熹的功勞不可磨滅。《四書章句集注》就是他重塑孔孟形象、發揮儒家精神、宣傳理學道義的最簡要、最普及、最權威的一部教科書。因此，有人說它的地位幾乎和歐美的《聖經》、阿拉伯國家的《古蘭經》相等。

朱熹幾乎用了畢生精力研究「四書」。他在34歲時寫成了《論語要義》，10年後又寫成《論語正義》，之後又寫《論語集注》、《孟子集注》、《論語或問》、《孟子或問》。60歲時，他撰寫《大學章句》、《中庸章句》，之後還寫了《大學或問》、《中庸或問》。他在臨死前三日還修改《大學·誠意章》的注釋。「四書」經過他的反覆研究，頗為完整，條理貫通，無所不備。「四書」在南宋以後之所以能代替「五經」的權威，與朱熹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在注釋方式上，朱熹不同於漢唐學者的作風。漢唐學者注釋，注重經書的原本，文字的訓詁和名物的考證分量很重，做法繁瑣。朱熹注釋則注重闡發「四書」中的義理，並往往加以引申和發揮，其意已超出「四書」之外。總之，朱熹注釋「四書」，目的不僅僅是整理和規範儒家思想，宣揚和貫徹儒家精神，其更主要的目的是把「四書」納入到自己的理學軌道，用「四書」中的哲理作為構造自己整個思想體系的間架。從這個意義上說，《四書章句集注》不僅是儒家學說的大成，而且是朱熹儒學體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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