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貨幣的歷史起源

導語：到底什麼是貨幣？是否一種物品對象僅僅作為一種價值貯藏和支付手段就是貨幣了，還是必須具有了市場交易媒介和計價標準後才真正成為貨幣？

作者：韋森，經濟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

中國的貨幣起源於何時？中國最早的貨幣對象採取什麼形式？這在中國貨幣史家中有爭論。

根據經濟學中的貨幣商品交換起源說，一些貨幣史家相信，中國貨幣起源很早，「牲畜、獸皮、五穀、布帛、珠玉海貝、龜殼、農具等，都曾作為物品貨幣而起重要作用」（李祖德、劉精誠，《中國貨幣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第5-6頁）。

實際上，中國貨幣的商品交換起源說，最早出自比亞里士多德（最早提出貨幣的物物交易起源說）晚兩百年左右的偉大史家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司馬遷曾指出：「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

不僅如此，根據1959年之後的山東大汶口文化（公元前3500~前2240年）遺址中挖掘出來的14個豬頭和豬下顎骨和陶豬，以及在山東龍山文化遺址、山東滕縣上崗村夏代墓葬，以及甘肅臨夏大何庄齊家文化墓葬九座墓中均發現的豬額骨陪葬，中國文博學家和古錢幣學家汪慶正（1931~2005）先生認為，「豬可能在中國原始社會末期起過實物貨幣的作用」（見《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先秦貨幣》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9頁），李祖德和劉精誠兩位復旦畢業的歷史學家也認為，在這些中國遠古時期的遺址和墓葬中發現了豬頭和豬下顎骨，「說明了豬這種牲畜已經成為一種財產的象徵，並作為商品的媒介物的物品貨幣而出現」（同上，第6頁）。

如果根據這些夏代墓葬和遺址中挖掘一些豬頭和下顎骨隨葬品，就認為在夏代豬曾是一種中國早期的實物貨幣，到目前為止好像還找不到進一步證據。但是，認為中國最早的貨幣是以貝的形式出現，這應該為大多數中國貨幣史家的一般共識；且中國貨幣史家一般認為，中國古代以貝做貨幣，最早始於夏代。

其根據是，在早在公元前80年前後出現的《鹽鐵論·錯幣篇》中就有「夏後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之說。在《漢書·食貨志》中，班固曾說：「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分財、布利，通有無也。」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也有「貨貝而寶龜」之說。另外，從中國古代的文字結構來看，凡與價值有關的字，大都帶有「貝」的偏旁部首，或者說是由貝字演化而來。「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屬於買賣（這裡「買賣」都含「貝」）的，有賒、貰（出賃、出借、賒欠）、贅、質、買、販、賣、貴、賤、購等字；屬於賞賜的，有賀、貢、賮（臨別時贈送的財物）、……賂、贈、賞、賜、賫等字；屬於錢貨的有賄、財、貨、資、賑等。」（李祖德、劉精誠，1995）

從中國古文字的使用中，我們可以看出，幾乎所有描述人們市場交易手段和社會生活中與支付和買賣活動有關的字，都差不多有「貝」的偏旁，這也充分說明貝在中國古代社會確實被用作為我們今天所理解贈賜、債務支付，以及商品買賣、財產轉讓和租賃支付中所用的「貨幣」了。

對此，中國貨幣史的大家彭信威先生在《中國貨幣史》（群聯出版社1954年第一版，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增訂版，1965年第二版，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77萬餘字再版）這部巨著中就認為，「從中國的文字結構上，也可以看出貝和價值的關係。凡與價值有關的字彙，多帶貝旁。所以在中國文字形成的時候，貝殼已是一種價值的代表了」（同上書，第9頁）。由此，彭信威先生認為，在殷周期間，貝殼已經取得了貨幣或準貨幣的身份（同上書，第6頁）。

不但從文字結構和詞源上看，記述中國古代王和貴族大臣之間支付手段和交易媒介的活動多與貝有關，以致中國的象形文字中用於支付手段和交易媒介的文字表達都帶有「貝」旁，從中國遠古文獻中典籍中也可大量發現，當時中國古人確實把各種貝視作為是一種財富或財富的代表，因而儲藏更多的貝變成了人們積累財富的象徵。

許多貨幣史家的研究發現，到殷商時期，貝作為貨幣已經成為人們追求財富的目標。譬如，《尚書·盤庚》就曾記載盤庚譴責貴族大臣貪戀貨幣財富：「茲於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尚書·孔傳》中也有記載：「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轉引自李祖德和劉精誠，1995，第8頁）

正是在從夏到商周時期人們把貝視作為一種財富的代表（價值貯藏）和支付手段，在20世紀20年代在中原各地發掘的大量殷商墓葬中，發現大量貝（包括海貝、銅貝、骨貝）。譬如，在1960年之後才發現並發掘的洛陽盆地東部偃師市境內二里頭夏商文化遺址中，出土的器物有銅器、陶器、玉器、象牙器、骨器、漆器、石器、蚌器中，其中就有貝（葉世昌，《中國金融史》第一卷，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4頁）。

在之前之後各地發掘的商周墓葬中，均發現有大量的各種海貝、骨貝、石貝、銅貝，甚至金貝。譬如，1928年在河南安陽的殷墟中就曾發掘出96枚貝。之後，在1976年在安陽小屯村發掘的被確認為是商朝王室「婦好」的墓葬中，竟發掘出6880枚海貝。還有人統計，從1969年到1977年，在安陽殷墟西區發掘出的939座殷商墓葬中，其中342座有殉貝，總數達2459枚。這說明各種貝在殷商時期已經大量流通，並被殷商人視作為財富的代表。

據一些古錢幣學家的研究，到了商朝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對貝幣的需求不斷增加，天然海貝已經不敷需求，於是出現了人工仿製貝，包括骨貝、石貝和銅貝，也有少量的玉貝和陶貝（但玉貝和陶貝是否做貨幣在社會上流通，古錢幣學家還沒有定論），而銅貝，可以視作為中國最早鑄幣的雛形。但也一種觀點認為，銅貝只是一種裝飾品（如彭信威）。1953年在安陽大司空村14號商墓中，首出銅貝一枚。1971年在山西保德縣林遮峪村發掘的商代晚期墓中，出土銅貝達109枚之多。根據這一點，錢幣學學家一般認為，到殷商晚期，人們已經開始使用貝做一種支付手段了。

儘管如此，也有一些古錢幣學家對夏、商、周時期的貝是不是用作市場交易中的貨幣，或者何時各種貝被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來使用，還存疑甚多。譬如，在《中國貨幣史》中，彭信威先生就指出：「在古代賜錫品種，最常見的無過於貝。這種貝是不是貨幣，若是貨幣，從什麼時候其變成貨幣，無法加以斷定。」「貝和中國人發生關係很早。早在新石器時代的初期，便已經有貝的使用，相當於傳說中的夏代。但夏代使用貝，並不是說夏代就有了貨幣。自貝的使用到它變成貨幣，應當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上的距離。因為貨幣的產生要以商品生產為前提……。」（同上書，第9頁）於是，這裡實際上就產生了一個經濟學上一個問題：到底什麼是貨幣？是否一種物品對象僅僅作為一種價值貯藏和支付手段就是貨幣了，還是必須具有了市場交易媒介和計價標準後才真正成為貨幣？

根據夏和殷商時期各種貝的不同職能，彭信威先生認為：「貝幣在中國[古代社會中使用]的演進，大概經過兩個階段，先是作為裝飾品，這應當是殷商以前的事；其次是用作貨幣，這大概是殷代到西周之間的事。但它取得貨幣的地位之後，仍可貝作為裝飾品，正如同後代的金銀一樣。」（同上書，第10頁）

不僅如此，彭信威先生甚至對殷周時期銅貝作為鑄幣也有疑問。在討論各種銅貝、包金銅貝乃至純金貝時，彭信威認為：「上面這些仿製貝，不一定都是貨幣，有些可能僅僅是裝飾品，有些可能是用來殉葬的。」（同上，第19頁）

最後彭信威得出結論說：「總而言之，殷周間的中國社會，從貨幣經濟的角度上來看，同古代巴比倫、埃及、以色列等國家屬於同一個階段，巴比倫等國使用金屬也是論重量的。巴比倫和以色列以錫克爾為單位，同中國用寽一樣。他們的文化水平一樣，即已使用銅貝，也是憑重量計算，那就不能說是真正的鑄幣。」（同上書，第13頁）應該說，彭信威先生的這一判斷現在看來是合理的。

綜上說述，貝做作為一種價值儲藏、支付支付和賞賜手段，在上古中國社會中應延續了很多年。因此應該相信，各種貝在殷商和西周，至少已經具有了「貨幣」的一些部分功能。

判斷一種物品是否作為貨幣來流通，至少從貨幣本身的職能上來說，（1）是否它被人們認為具有價值貯藏的功能？（2），它是否在人們的社會活動中具有支付手段的功能？（3）在遠古社會，它本身是否有計量單位？（4）它是否充當了交易媒介？

首先從第一點來看，從殷商和西周的大量墓葬中陸續發掘出來大量的各種，以及中國文字中各種與買賣、贈予、租賃、贈賜等支付中有價值的「字」大都有貝旁，這說明中國古代人把各種各樣的貝視作為一種價值貯藏手段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從商代卜辭和青銅器銘文中目前還沒有發現關於借貸的記載，但一些貨幣和金融史學家如我們的復旦大學的葉世昌教授卻認為，在商周時期，借貸行為肯定存在。葉世昌先生的根據是，在《呂氏春秋·慎大》中有記載，說商紂王「後賦稅以實鹿台之錢，而盈鉅橋之粟」，對人民進行苛捐雜稅的搜刮後，在周武王滅商後，實行「分財棄責（債），以振（賑）窮困」。由此葉世昌先生認為商末欠債的人相當多。他還認為，「這還只限於人民欠官府的債務，還有純民間的借貸關係，自然不能由政府下令取消」（同上書，第9頁）。

第二，從古代的一些文獻中，尤其是從後來出土的一些青銅器銘文中，均有不少關於貝做支付手段的記載，其中有「取貝」、「易（賜）貝」、「賞貝」、「囚貝」等等文字記載。有些銘文中則明確記明賜貝來做彝器。如在安陽圓坑墓中鼎銘中，就有「候易中貝三朋，用乍（作）祖癸寶鼎」。在商代晚期的「小臣邑斝銘」中，也有「癸，王易小臣邑貝十朋，用乍母癸尊彝族」等等記載。這些銘文很明顯地表明，貝被作為一種社會經濟活動中「支付手段」是沒問題的。（見葉世昌，2002，前引書第6-7頁）。

第三，從許多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銘文、卜辭和一些後來的傳世文獻中，均看到有大量用朋計貝的記載。卜辭中以個數計的有一百、六百，以朋計數的有二朋、五朋、七朋、八朋、十朋，三十朋、五十朋、七十朋等。商代青銅銘文中以朋計數的有二朋、五朋、十朋、二十朋等。一朋的倍數，古人有2枚、5枚、之說，當今考古學家如郭沫若等大都相信10貝為1朋，（見葉世昌，前引書第4-7頁）。這也佐證了貝被作為一種支付手段有其自己的計量單位，由此認為貝作為中國最早的貨幣應該是沒問題的。

第四，要確定貝是否完全具有貨幣職能，關鍵還在於還是要確定貝在夏商時期是否作為市場交易的交換媒介。從一些傳世古典文獻上來看，儘管《易·系傳》上在神農氏時期（一般認為在公元前3318~前3079年）就有「列於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說法，在《淮南子·齊俗訓》中也有唐堯時期（公元前3357~前2258年）有「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之說，但彭信威先生認為這些後世的典籍中的話並不可靠，並且認為此說真假不論，即使是真實的記述，也是講物物交換，同貨幣沒有任何關係（同上引書，第1頁）。另外，儘管《詩經·國風·衛》（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即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中有「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的詩句，講得也是物物交換，看不到貨幣在其中的功能。從目前所能看到上古文獻中，我們今天還見不到夏商時期貝作為交換媒介的記述。這恰恰有點像蘇美爾人早期銀作為「貨幣」只是作為借貸、記賬、罰款和交稅的支付手段，還沒有看到其作為商品交易的媒介一樣。這同時也說明，貨幣對象作為支付手段（價值貯藏）和交換媒介（計價標準）的職能是可以分離的，且貨幣是作為償債、賞賜、贈予、價值貯藏以及早期酋邦國家中王對臣屬的支付手段而使用的，最後才作為人們市場商品交換和勞務交易的一種手段，即交易媒介。只不過是在古代蘇美爾人那裡，「貨幣」的對象是主要是銀，在中國殷商社會中，「貨幣」的對象起先是是貝，後來的稱量銅（銅餅）。

最後，按照英國大英博物館的凱瑟琳·伊格爾頓和喬納森·威廉姆森等錢幣學家新進的研究，到14、15世紀，西方人和阿拉伯商人發現在西非的馬里王國和桑海王國，人們還用貝殼做貨幣。並且，從他們的圖文並茂的《錢的歷史》一書所提供的照片中，我們發現，14、15世紀西非一些國家和部落使用貝幣，幾乎和中國殷商時期出土的完全一樣，即都是一種產自南亞和印度洋馬爾地夫群島的一種貝（見改書中文版第227-228頁）。另據Joe Cribb，Barrie Cook 和Ian Carradice合著的《世界各國鑄幣史》的研究，在印度東南部和南部地區和孟加拉，人們也用這種馬爾地夫的貝做貨幣，一直用到了18世紀（見改書中文版第349-350頁）。這實際上也佐證了殷商周時期人們用貝殼做貨幣這一事實。

按照中國經濟史學家的研究，到了西周時期（前公元11世紀～前771年），隨著私有制的發展，手工業和工商業也發展了起來，「手工業分為許多部門，統稱『百工』分工的發展促使商品交換範圍的擴大」（葉世昌，第9-10頁）。

對此，一些傳世文獻如《呂氏春秋》、《周禮》、《左傳》等都有很多記載。如在《周禮·地官司徒下》中就有記載，說「五十里有市」，且市場有早、中、晚三市：「大市，日昃（午後）而市，百族（百姓）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夫為主」。

並且，這時候還出現了很規範的市場管理機構和「官員」。最高管理市場的官員為「司市」，下屬有「質人」、廛人（物業管理？）、泉府（收銀人員？）、司門、司關等。如「質人專門負責管理商業憑證，有『質劑』和『書契』。質劑類似於發票，……書契類似於合同，一式兩份」（同上，第10-11頁）。這些文字記載說明到了西周時期，市場經濟已經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市場經濟的發展，自然要求有貨幣作為各種商品交換的媒介。貝在西周時，已經作為交換媒介因而應該是十足的貨幣了。對此，已經發掘出來的西周青銅銘文中已經有很多記載。貝以朋計量，並由以貝表示市場價格的銘文，近些年也陸續發覺了出來。

如1972年從陝西岐山南麓古周原遺址範圍內的董家村發掘出來「裘衛盉」（周恭王時青銅器）上，就用132個字的銘文，記載了周恭王三年（公元前947年）周人用貝做計量和計價單位的交易。它記載道，一個名叫矩伯的奴隸主分別兩次向一個叫裘衛的人索取了覲見天子的東西，即價值80朋的玉質禮器和價值20朋的皮裘禮服，矩伯則分兩次付給了裘衛1300畝農用土地，作為索取禮品的代價。裘衛把這件事情報告了執政大臣，得到了大臣們的認可，還進行了授田儀式，從而確認了轉移土地歸屬的合法手續。衛盉銘文把當時具有貨幣職能的貝作為衡量和計算商品價值的尺度記載下來，從中我們今天已經清楚地確知貝在西周時期已經作為商品和財產的交換媒介和計價手段了。

裘衛盉

在西周，除了用貝做商品和資產交易的貨幣外，用銅做市場交易的媒介也發展起來了，這也就出現了十足的貨幣，「西周的貨幣有貝、銅和布帛，可能還有糧食」（葉世昌，同上，第11頁）。但這時的青銅作為貨幣還主要以「稱量貨幣」形式存在，其單位是寽（鋝），前人估計1寽為6兩，近人則有學者估計為1400克或1500克上下（蕭清：《中國古代貨幣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57頁）。

當然，之前提到，也有古代傳世文獻說商代已經有錢。如《史記·殷本紀》中就有紂王「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而盈鉅橋之粟」之說。《周書》中也有周武王滅商後「發鹿台之錢，散鉅橋之粟」的說法。但是，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還沒見到任何商代的錢幣，但西周時期已用稱量銅做支付手段，確有大量發掘出來的鐘鼎銘文記載。且金屬貨幣（主要是銅），也成了戰爭掠奪的重要對象，即古文中所出現的「孚金」一詞。

到了西周時期，除了各種貝被用作支付手段，而金、銀這些貴金屬也與銅這賤金屬一起，也開始被賦予了賞賜和罰金的一種貨幣屬性。在《尚書·禹貢》中記載了荊揚二周「厥貢惟金三品」，即金、銀、銅。而《史記·平準書》中就有「虞夏之幣，僅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龜貝」。由於那時中國古人還很難區分銅與金，在這些古代青銅器的銘文中，以及在先秦甚至晚期的一些傳世文獻中，把紅銅稱作為赤金，銀稱作為「白金」，黃金和銅有時都被稱作為金。

只是到戰國時期，黃金和銅才有了明確的區分。且據中國錢幣學家的考證，到了西周時期，王對大臣的賞賜，罰金贖罪、徵收貢金，幾乎都用稱量金屬貨幣了。這說明即使在人們大量用各種各樣的貝作為各種貨幣職能時，在西周時期已經開使用稱量貴金屬和賤金屬銅來作為支付手段和價值貯藏了。

根據李祖德、劉精誠兩位貨幣史家的研究，「關於西周貨幣的形制，由於以稱量來決定價值的大小，因此沒有固定的形狀。一般以散銅塊、銅渣、銅片為主要形式」，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到了西周的一定階段，就出現了青銅餅，如1972年在江蘇句容西麓村出土的銅塊10塊，重7.5公斤。

1976年在陝西臨潼出土的一個完整的青銅餅，直徑為20厘米。這兩位貨幣學家也發現，餅狀金屬貨幣在西周青銅銘文中也有反映。例如在西周孝王時期（前960年～前896年）《效父簋》（現藏日本寧樂美術館內）有言：「休王易效父〓三。用乍氏寶尊彝」。其中的「易」相當於今天的「賜」，而「〓」字，李祖德、劉精誠二位錢幣學家從唐蘭先生「呂」字說，認為這裡休王實際上賜效父兩塊「銅餅」（當然，考古學界也有人從白川靜先生的「〓」的「勻」字說，從而認為「勻」同「鈞」（周代計量單位，《說苑·物辯》有「三十斤為一鈞」之說）。

根據這一思路，這段銘文被解讀為：「休王賜給效父銅三鈞，效父用來作此寶器。」兩位貨幣史家的研究還發現，銅貝在西周得到了廣泛的使用，尤其是在在楚地最為盛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的銅貝，逐漸向『蟻鼻錢』演進，終於成為當時金屬鑄幣的四大貨幣之一。」

由此，這兩位貨幣史家認為，西周時期的金屬稱量貨幣，為春秋戰國時的金屬貨幣的登台，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同上書，第26-28頁）相比而言，在彭信威先生的《中國貨幣史》這本巨著中，則對西周的貨幣疏而不論。

從中國古代典籍來看，儘管《管子》中對西周的鑄幣有許多論述，譬如有「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之說，但是許多古錢幣學家認為，由於到目前為止，考古工作還未發現西周鑄幣實物，故不少人對《管子》中的這些說法存疑（見千家駒、郭彥崗，《中國貨幣演變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頁）。

但是，「到了春秋時期，貝幣應當不再流通，尤其是真貝，在市面上已經絕跡，因為那是已經有各種鑄幣了。奇怪的是：在這一時期的墓葬中，還有真貝出現。這兒不一定意味著當地還有貝幣流通，雖然不能完全否定這種可能性，因為秦始皇才正式廢貝。但更可能的是：人們由於傳統觀念，還把它當作貴重品，特別是當作裝飾品，用來陪葬」（彭信威，同上，第20頁）。

貝幣

如果說商周時期的貝、銅餅、銅貝和稱量銅曾經作為支付手段而是一種貨幣或準貨幣的話，那麼到春秋到戰國時期，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真正意義上的金屬鑄幣就開始出現了。由於鐵器的出現和普及，農業開始進入犁耕階段，農產品出現了剩餘，官、私手工業也開始發展起來，商業都市開始興起，專門的商人階層也開始出現，水路交通的開發和運輸的便利，使各地商品交換更加普遍和頻繁。真正的金屬鑄幣就隨市場商品的交換而在這一時期發展了起來。

就目前的貨幣史來看，春秋時期的金屬鑄幣，主要是銅鑄幣，且在不同諸侯國有不同的形制，形成了不同的流通區域。春秋到戰國時期的鑄幣，主要分為四種形制：布幣、刀幣、環錢和蟻鼻錢，號稱這一時期的四大鑄幣體系。

布幣、刀幣、環錢和蟻鼻錢

布幣是中國最早的鑄幣之一，其形制脫胎於一種青銅鏟型農具鎛，主要流行於當時的晉、周、鄭、衛等國，大致在現在的河南、陝西、山西等地流通。

刀幣主要鑄造於齊國和燕國，大致流行於相當於今天的山東、河北的中部和東部，以及遼寧的西南部。

環錢或叫圜錢是一個小的體系，最初出現於東周初年至春秋中期，流通地域大致在河南、山西接近黃河的地區。戰國中晚期的魏國開始大量鑄造和流行圜錢，後來被秦仿製，後來也在齊國和燕國地區流行，最後演化成了秦統一貨幣後的方孔錢秦半兩錢。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四大貨幣體系的另一個較大的體系是蟻鼻錢，流行於春秋和戰國時期的楚國，大致覆蓋目前的江蘇崑山、射陽、山東的日照、曲阜，南到湖南的長沙，西到今天的陝西咸陽，覆蓋區域較大。如前所述，楚國的蟻鼻錢，源自於殷周時期的貝幣，從春秋到戰國時期，一直保持著其獨特的貨幣體系。直到秦始皇統一了六國後，蟻鼻錢才最後結束了其流通，被秦半兩錢所代替。

到今天我們可以確知，春秋和戰國時期的這四大中國鑄幣系統出現後，實足的貨幣，即包含支付手段、交換媒介、計價單位和價值貯藏的金屬鑄幣才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登場了。

正是因為這一點，全世界的錢幣史研究專家一般都認為，人類諸社會的鑄幣貨幣，最早是在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500年這一期間幾乎在西亞的利迪亞王國（Lydia，位於今天土耳其疆域內，利迪亞的鑄幣很快傳到希臘本土和愛琴海諸島，然後到羅馬帝國）、古印度和春秋時期的中國這三大軸心文明中同時出現的。唯一的不同是，在西亞的利迪亞王國、古希臘和古印度，最早的鑄幣主要是金、銀貴金屬鑄幣，而中國春秋和戰國時期的四大鑄幣體系全是銅鑄幣。

秦統一中國後，中國又逐漸演化出了以銅鑄幣為主體的秦半兩、漢到隋的五銖錢，以及唐代之後持續存在一千多年以通寶銅鑄幣為主要形制的貨幣制度。這種貨幣制度在宋元時期一度為紙幣所取代，並在明代中後期出現了以稱量白銀為主的貨幣制度，但通寶銅鑄幣的應用，卻一直持續到晚清。

秦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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