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片酬太高，就該被懲罰么？

專業性的事情，最好還是不要泛道德化地去談論它

導語：明星的門檻並不來源於所謂的數理化成績，甚至不是容貌身材，而來自於一種更玄卻又確實的東西：觀眾緣。這種東西，讓觀眾能對這個明星產生好感，產生情感聯繫。

作者：梅雪風，影評人。曾任《看電影-午夜場》創刊主編、《電影世界》主編等。

明星高片酬再一次成為話題，在業內怨聲載道之後，在本屆兩會上，政協委員曾鈁提出議案，要對高片酬演員提出懲罰性的稅負。這新聞里提到的中國前十名的高票房演員的年度片酬達達到驚人的22億。這對於中國的平民階層，乃至中產階級來說，確實是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

片酬高的新聞

從一個社會的基本公平來說，對於高收人群課以重稅，是這個世界的基本共識。也就是在不久前，前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就再次表示，應該對包括自己在內的富人加稅。這種高風亮節讓人震動，也體現了稅負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這是每一個公民對整個社會的整體福祉所做的貢獻。

但曾委員所提到的徵稅的某些理由卻值得商榷，他提到的理由之一是：「很多青少年不願意認真讀書學習，以當明星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

2017年，范冰冰以年收入3億成為福布斯明星收入榜上的冠軍

這首先是對明星這個職業的污名化，明星顯然無法承擔這麼大的罪責，雖然很多青少年還不是完全的行為責任人，但也一定限度地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要知道，好逸惡勞是人的天性，這種不愛學習，當然也可以理解為社會整體富裕後，生存壓力降低的結果。而且任何時代都有不願意讀書的青少年，他們都是因為明星的原因么？如果沒有科學的方法，證明這個時期的明星，因為自己的特定行為，導致了青少年不願意學習的比例升高的話，這個指控是不成立的。

曾委員似乎將明星變成了偷走錢的竊賊

如果以這種簡單的判斷，我們是否也可以說，官員需要為整個社會的腐敗負責，醫生這一職業，需要為那此盛行的紅包潛規則負責。因為確實有很多官員，貪贓枉法造成了不好的影響，有些醫生醫德敗壞，讓某些局部的醫患關係加劇。把個案粗暴地變成普遍，把局部魯莽擴展到整體，最終整個邏輯就荒腔走板。

更重要的是，這種簡單粗暴的有罪推定，透露出的是一種歷史悠久的職業歧視， 「士農工商」這一中國傳統的價值排序，在很多中國人心目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這一農業時代的價值觀裡面只祟拜權力以及最辛苦的體力勞動，而對不事生產的交換和文化娛樂抱著極大的輕視甚至是忽視。曾委員一句話里其實流淌著「下九流」這一陳腐看法的流毒。

但實際上，這只是物質極大匱乏時代的偏見。在這個物質相對充裕的時代，像第三產業在整個經濟活動中比重增加一樣，對於精神文化生活產品的渴求，從來沒有像在這個時代這麼強烈過。

文化娛樂產業是整個時代價值觀、審美的最大傳播者，它們是整個生活方式和夢想的定義者，甚至是推動消費升級的發動機。作為這一產業中的最重要一環——明星，居然被這位委員如此輕易地忽視，自然與他陳舊的思維方式有關。

在這篇流傳甚廣的新聞中，還提到明星給青年少的另一個不好的示範：不需要太高的文化知識水平，就可以獲得高收入。

這裡面也存在著一種極大的誤區或者偏見，似乎認為明星是沒有門檻的。明星的門檻並不來源於所謂的數理化成績，甚至不是容貌身材，而來自於一種更玄卻又確實的東西：觀眾緣。這種東西，讓觀眾能對這個明星產生好感，產生情感聯繫。這個東西從某種程度，就是老天爺賞飯吃，你站在鏡頭前面能否發光，一試便知。像周迅，扔在哪兒，都是個吸引注意力的強力焦點。有人說明星都是捧出來的，但我們也知道很多宇宙級的失敗史詩案例，她們被傳說中的乾爹等各種權貴生捧，錢、資源、容貌樣樣不缺，最終卻成了證明觀眾緣這種東西存在的強力證據。

周迅，就屬於那種站在那兒就有戲的明星

從這個角度來說，明星是人類中近乎鑽石的存在，他們的稀缺性不在於他們有多少知識文化謀略，而在於他們能極大程度激發觀眾的幻想承載他們希望的能量。人們是在為他們極高的天賦付費，沒有天賦的普通人，則靠努力吃飯，這是這個世界原生的不公平，也是它美麗的地方，抹掉這種差距，則是與自然規律做對。

還是回到明星的高片酬問題，這其實更多的是個利益分配問題。

在內部，它是產業各個部分怎麼合適的評價自己作用的問題。這其中，既需要從業者特別是高層具有更高的專業能力，能判斷各個工作所能起到的真實作用，而不會產生懶惰的明星萬能論。像一些電影就證明了明星未必是票房的唯一保證，比如《芳華》比如《摔跤吧爸爸》就沒有那種走紅的流量明星，它們是靠它們的內容獲得觀眾。這種嘗試會慢慢破除明星崇拜，這種多樣化也許能緩解明星價格的上漲。

而另一點，還在於整個影視產業中制衡的缺乏，強勢者如明星如資方永遠占談判的主導權，而弱勢的編劇還有更小的技術工種卻因力量對比過於懸殊而永遠處於下風，這時推動像類似於美國的各種行業工會的成立，讓弱勢者團結起來有更強大的代理人，或許是讓利益分配更為合理的一種方式。

在外部，則是高收入人群與低收入人群之間過大差距如何平衡的問題。這裡面的難處在於，如何讓弱小者獲得救助，又不至於讓他們因為衣食無憂而喪失進取心，同時又要讓富有者既承擔自我的責任，又不至於因為負擔過重而喪失擴張事業的動力，因為他們才是這個社會財富增長的主要發動機和驅動力。

這也是這位政協委員提案最致命的地方，這明明是個技術性問題，他卻能自然地把它變成一個道德問題。這樣他就成功地將現代文明社會的重要產物之一——明星，變成了一個類似煙草式的行業，一個實際有害於社會卻又不得不存在的行業。

這時，因為收入過高，而應當承擔更多的公民和社會責任的收稅，變成了他們要為自己行為造成的惡果贖罪的懲罰性收稅。這既打擊他們的人格，也打擊他們創造價值的能動性。

我們需要對很多事物有批判，但最不缺乏甚至過剩的是道德性批判。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