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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長緣何怒斥敗類?今日之中國「精日」與昨日之日本「精中」 有什麼區別?

原標題:外交部長緣何怒斥敗類?今日之中國「精日」與昨日之日本「精中」 有什麼區別?



編者按:近一段時間以來,隨著民間和媒體的揭露與曝光,「精日」這個以前不大被人知曉和關注的群體被暴露在陽光之下。他們那些傷害我們民族感情的惡劣行為激起了全社會的憤慨,更有政協委員為此特意提出立法提案。



一般認為,「精日」這種對其他國家的盲目崇拜是源於對自己國家的文化缺乏自信和認識,對雙方的國家和國情都缺乏了解所導致的。正是因為缺乏認識,所以才會盲目地從表面上去模仿其的行為和思想。在他們的思想中,只要亦步亦趨就可以達到和模仿對象一樣的高度。而網路時代,讓這類思想有問題的人獲得了聚齊在一起搞事情的機會。總之,他們的思想是可笑和可恥的,他們的行為是愚蠢和危險的。


在歷史上,這種盲目崇拜其他國家文明的行為並非個例。許多今日的「精日」所不了解的是,他們所盲目崇拜的日本,也有一段漫長的「精中」歷史。這也是今日之日本學者都不願談及的黑歷史。


眾所周知,日本自古以來都崇尚中華文明,遣唐使的故事廣為人知。當時的日本統治者可以稱之為一定程度上的「精中」了。在大化革新當中,日本確實學到了不少中華文化的精華,但也盲目地照搬了一些並不適用於日本的體制和制度。其中代表性的就是稅收方面的「租庸調」制度和「防人」制。



「防人」制就是將國家的農民徵調做為國家常備軍。但是日本的「防人」不僅要服兵役,還要自備糧草,調往他鄉後一去不回,有關負擔毫不減少,服役者叫苦不迭。這種盲目模仿府兵制的行為,最終導致了逃役數量大大增加,作戰時一觸即潰。結果,「防人制」不得不畫上了句號,中央軍隊的垮台,使得朝廷不得不選擇地方豪族和強力家族組建貴族式軍隊。就此,日本武家實力開始崛起,中央政府則在傀儡的路上一去不回,只能沉迷於風月連歌中,咽下盲從的苦果。


宋代以後,日本對中國亡於「夷狄」的結局十分失望,加上北條時宗時期被元軍入侵的打擊,日本於中國的接觸日益降低。明代初年,日本對大明仍持觀望態度,雖然在足利義滿時期有所恢復,但不久的東南倭亂和秀吉侵朝又使天朝上國的光環褪色不少。但是宋代的程朱理學卻一直深深地植入到了日本儒學之中,直到明末都一直處於統治地位。


在這些人中,最狂熱的大概就是被稱作「江戶儒學獨立之祖」的藤原惺窩了。此公崇尚中國尤甚,一直希望親自見識一番。因為不能親自見到大明使節,他甚至在自己的詩文中想像了一番自己與大明使臣交談的場景。其中說道:「大明昔日聖賢所出之國矣,以予想像,文武兼備,智勇雙全矣。」



最終,按奈不住的藤原惺窩還做出了實際行動去圓自己的中國夢。1596年,他在依中國禮節為母親守孝三年後,從京都乘船欲往中國,卻在佐賀福岡藩外海的鬼界灘遭遇颶風。他隨破船漂流到了「鬼界島」。因為幕府的鎖國政策越來越嚴,他不願意輕易地放棄這次機會,以至於在這座荒涼的島上待了一年,只希望能夠堵到大明使船去中國。可惜天不遂人願,藤原兄只好回到日本。1603年江戶幕府成立後,他也只好放棄了去中國的打算。


江戶幕府建立後,奉行鎖國政策,日本於外界的交流越來越困難。然而和平使日本的文學界愈發渴求中華文明,這一點在他們對中華書籍的收藏熱情中可見一斑。1639年,幕府將軍下令建造紅葉山書庫,在長崎港設立專門的「書物改」負責專門收集中國船隻帶來的一切書籍。將軍自己也要親自挑選這些圖書,這些圖書都以數倍的價格買來。大明朝初期朱元璋要求百姓人手一本的《大明律》也被幕府設為各藩藩主的必讀書加以研習。乃至於各藩命令儒者對此加以批註,以資政用的實例不勝枚舉。



至於幕府本身也保持了對中國文化的極大興趣。其中,出力最大的就是被稱作「林大學頭」的幕府重臣林羅山了。林羅山是藤原惺窩的弟子,他曾服侍德川家康以降連續四代將軍,擔任侍講一職。他選點過多數漢籍,並設立孔廟先聖殿,創昌平校學問所,教授旗本御家人子弟。


▲林羅山


林羅山在日本將朱子學說奉為主流,並得到了當時幕府將軍的支持,這種對朱子的宣傳在元祿,享保年間達到鼎盛。


在民間,雖然幕府對私下的交易百般禁止,但民間對中華書籍的熱情絲毫不減。江戶儒學古學派的開創者伊藤仁齋的兒子伊藤東涯在《盍簪錄*文字篇》中的記錄顯示:日本儒林寶愛中國典籍至深,不僅識貨,而且對中國藏書家其人其藏了解甚深。甚至對中國藏書家的家運世運都深有感觸。文中常見「崇禎已卯」「劫灰」等字樣,可見日本與朝鮮在文化上仍然對中華有著依賴之心。



▲伊藤仁齋


伊藤仁齋本人的曾祖曾到過中國,回國時順手帶走了一種中國的刨刀,後來竟然成為京都木匠們的專用工具之一。他本人一生從未出過遠門,但是當通過在自家借宿的關東大儒安東省庵的弟子,拜讀了安東的中國師傅朱舜水先生的文字後,竟然興起了前往親自拜師的念頭,並對安東自願貢獻自己俸祿之半侍奉老師的行為大加讚賞。



除了儒學之外,連宗教界和上的「精中」之風也十分濃郁。1654年,中國的黃檗宗隱元禪師來日。當時的官員向井元生記錄下了當時的盛況:「僧俗奔趨,拜視隱元者,可以千數。倭僧參隱元者,悉變改倭僧風儀,誦經稱名,言語禮節,飲食衣服,皆無不然。」隱元後來得到德川家綱的接見,建立了萬福禪寺,死後被水尾法皇御贈「大光普照禪師」謚號。



然而,作為直接從中國原樣引進的朱子學說,是一種基於中國社會體制下的學說。這種理論基礎被生生搬到日本去,必然會引起水土不服的結果。當日本人對朱子學理解不深的時候還好,可是當隨著研究的逐漸深入,這種負面的影響就漸漸地凸顯了出來。朱子的名分論直接構成了幕末尊王攘夷思想的基礎,並隨著幕府本身的擴散影響更加深遠。最終,在經過吉田松陰,高杉晉作等人的完善後,其成為了推翻幕府的思想武器,更淪為「武士道」思想的基礎,成為了日本走上侵略擴張之路的推手之一。



然而說到底,現在我國的那些「精日」和當初日本的「精中」有著根本的區別。首先,古代中國並沒有對日本犯下累累血債。中日幾次交鋒,除了元朝,都是中國被動對抗日本的侵襲與擴張。其次,當初日本的「精中」其實是出自於學習先進文化、強大本國的初心,而現在我國的那些「精日」不過是通過種種惡劣行為,以傷害我們民族感情為代價,凸顯自己的特立獨行罷了!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創稿件。主編原廓,作者清正之風,任何媒體或者公眾號未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違者將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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