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創新成果轉化需要建立「經紀人」制度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吳秋婷

當創新成為國家經濟巨輪的引擎，低效率的創新成果轉化卻桎梏著巨輪前行的腳步。

經濟的發展需要藉助科技力量改造並提升傳統產業，培育新的產業和經濟增長點，這已成為人們的普遍共識。在此過程中，創新成果轉化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環節。如今，創新成果轉化環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推進科技成果轉化已成為「國之大計」。

創新成果轉化是指高校科研與企業及市場需求對接，將高校科研創新成果服務於社會。從當前的高校專利數量、論文發表及引用數據來看，中國的高校科研已經躍升世界前列。但實際的創新成果轉化率卻只有一成，高校科研創新與企業技術需求間的「最後一公里」成為阻礙中國創新發展的一道瓶頸。

長久以來，政府、高校及社會對於創新發展的認識仍停留於技術創新層面，將經費大量投入於科技研發，試圖通過加大研發的項目數量帶動創新發展。然而，傳統的大規模投入科技研發模式逐漸失去效率，以創新轉化為核心的新型創新組織方式成為應對挑戰的關鍵。

科技經濟「兩張皮」的問題如何解決？高校創新成果轉化的瓶頸在哪裡？建立新型創新成果轉化機制的關鍵是什麼？經濟觀察報記者就這些問題對全國人大代表、山東藝術學院副院長劉曉靜進行了專訪。

經濟觀察報：在經濟領域新舊動能轉換的過程中，高校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劉曉靜：高校的發展規劃應當從服務社會及國家戰略的落腳點出發，順勢而上，牽住創新的牛鼻子，把助推新舊動能轉換的重大工程與學校發展的中心任務緊密結合起來。而高校學者也需要將自己的學術能力與國家發展緊密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夠最大程度實現自我的價值。

經濟觀察報：對於中國高校創新成果轉化現狀的問題，目前學界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從高校技術專利的轉讓和應用情況出發，認為我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極低，與發達國家存在極大差距；也有學者從知識流動的視角考察，認為我國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情況總體比較樂觀，甚至好於歐、美高校。你如何看待這兩種觀點？

劉曉靜：我認為評判科研成果轉化現狀應該以成果轉化利用率為標準。目前，高校科研成果與企業需求極不匹配，能夠成功轉化並利用的科研成果不足10%。數量巨大的論文發表引用數、擁有的專利和新增專利數，與中國成果轉化數量和質量形成巨大的剪刀差，表明國家創新資源的使用效率不高，存在著巨大的浪費。

高校提供的創新供給對實體經濟發展、消化落後產能實際貢獻率不高，與國家科技進步、企業轉型升級的結合度低。高校不知道企業需要什麼，企業也不知從哪裡準確找到科研資源，雙方各說各話，浪費大量資源。所以需要探討將高校與企業對接通道打通的方式，讓高校與企業站在同一平台對話交流。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中國創新發展的瓶頸是什麼？傳統觀念中，人們對創新的認識存在哪些問題？

劉曉靜：受理念慣性和機制惰性的影響，大家對創新的認識長期以來還局限在技術創新層面，誤以為抓創新主要工作就是組織好科研活動、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因此在投入、引導和激勵機制上也繼續沿襲習慣方式。

要麼大量投資於科技研發，試圖通過研發的項目數量拉動經濟增長；要麼盲目加大成果轉化激勵力度，科研團隊轉化分成甚至從百分之六七十飆升至百分之九十幾；要麼鼓勵科研人員直接下海興辦企業或者帶著成果去找老闆談交易，成果轉化過程簡單粗放。

目前，創新轉化效率低和質量不高，「創新的有效供給」嚴重匱乏，是國家創新發展的瓶頸。科技創新和轉化長期處於低效率的被動局面，上家找下家或下家找上家都處於盲目、無序狀態。而大投入、強激勵的模式不是突破瓶頸的有效方法。

經濟觀察報：高校科研當中有一部分是無法與企業需求直接匹配的基礎型研究，是否應當以成果轉化能力作為高校科研的評判標準？

劉曉靜：實際上，不論是應用型研究，還是基礎型研究，對社會發展而言都是非常必要，是國家創新能力體現的兩個方面，兩者又互為前提和條件、互相促進，應當比翼齊飛。比如我的研究領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按學科類別劃分歸屬於社會科學領域。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致力於文化遺產的挖掘、推動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儘管不能與經濟效益直接聯繫，但也是相當重要的。基礎性工作與實踐性工作二者不可分割。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創新轉化效率低的原因是什麼？校企雙方作為創新成果的供需主體，為什麼會存在供需不匹配的問題？

劉曉靜：創新成果轉化效率低一方面與高校與企業間信息不對稱相關，另一方面雙方的對話不在同一語境之中，與價值取向差別相關。高校現行評價體系更看重論文發表，教師們的科研更多是興趣導向，而企業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技術創新，兩端沒有相向而行。大部分企業看不明白高校的成果與專利，更看不懂艱深的論文，海量的科研成果並沒有變成有效的創新供給。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創新轉化效率低的問題應當如何解決？

劉曉靜：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的條件下，只要做到統一創新供需的語境，就可以很好地解決快速匹配等問題。還需要為創新轉化引入主動、科學、周全的第三方服務，培養專職於創新轉化的中介人。目前中國的技術轉移、交易還停留在簡單初級的階段。實際上，生產第一線的技術需求大部分不能直接對應某一篇論文、專利或由一位教授單獨解決，更多需要對很多科研成果分割、拼接、融合，重大研發還需要協同創新。

創新成果轉化需要高校整合創新資源，把相關學科的成果挖掘整合成可轉化的項目後，再推向市場、交給企業，從而實現精準轉化，提高效率。在這過程中，就需要有一個專業的第三方「超級中介」，他應該是既了解科學技術又了解市場、還能夠主動引導研究和需求的新型人才——「創新轉化經紀人」。

實際上，中介化早已經滲入到社會的每一個基本組織單元。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國際上就已經開始了全面的「中介化」結構性改革。亞馬遜、谷歌、阿里巴巴、騰訊、滴滴打車這一類的新經濟形態，都是「新中介」的典型例子。它們通過組織結構和管理機制上的創新，有效地調動了供給側的閑置資源，創造和提升了需求側的消費體驗，從而為世界經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動力。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如何建立這種新型的創新轉化中介機制？創新成果轉化中介模式在國外是否有可供借鑒的經驗？

劉曉靜：在高校中設立創新轉化學科是一個路徑。這個學科的特點是理論研究與工程研究、實踐驗證孿生。開展對創新轉化過程的工程化研究，建立有利於成果轉化的系統模型和技術實現手段。

在操作層面，可以通過建立國際創新轉化案例庫，分析各種創新轉化模式，運用國際交流、國內合作等手段，推動多學科、多領域交叉，集中多方科研力量開展研究，探索創新轉化的內在規律，建立創新轉化知識系統。

目前，不論在中國或是國際上，創新轉化學科都是一個嶄新的設想，實踐中有與「創新轉化經紀人」類似的機構或個人，但尚未形成專門化的職業分類。一些大學也已經開始了對創新轉化學的探索，比如山東大學，去年率先建立了國際創新轉化學院，並在創新轉化學理研究、人才培養、實踐平台和智庫建設等多方面尋求突破。

這個學科的國際合作空間很大。去年，山東大學與劍橋大學簽訂協議。兩校計劃通過共同建立和傳播「創新轉化經紀」的理念，以「國際創新轉化學院」「國際創新轉化中心」為載體，以山東為核心輻射全國乃至全球，推動逐漸形成以「創新轉化經紀人」引領的創新轉化市場，促進創新供給和市場需求的緊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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