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722 朱興和 | 海濱遺民詩人群體的崇陵情結

原標題：No.722 朱興和 | 海濱遺民詩人群體的崇陵情結

海濱遺民詩人群體的崇陵情結

朱興和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本文載於胡曉明主編《中國文史上的江南——「從江南看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版。。

1908年11月14日,光緒去世。三個月後(宣統元年二月初八日)，光緒陵寢崇陵在清西陵破土動工。1909年(宣統元年)三月，光緒梓宮移至梁格庄行宮，在西陵的地面等待入土奉安。兩年半後，清帝國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之中灰飛煙滅。崇陵，這一藏在深山之中的陵寢工程，從此成為清遺民魂牽夢繞的神聖地標。民國初年，圍繞崇陵發生了一系列的事件，這些事件牽動著上海遺民詩人群體的神經。

一、拜謁崇陵

由於開明的改革態度和一直被壓抑的特殊遭遇，光緒帝在士大夫階層中獲得了廣泛的尊敬和同情。在很大程度上，自戊戌變法以來，光緒皇帝已經成為一個政治符碼，既與國家所遭遇到的深痛巨創緊密相關，也與清末士大夫階層的愛恨榮辱緊密相連。清帝國的覆亡又加劇了士人們對光緒的戀慕之情。因此，他的靈柩和葬身之所——崇陵，在忠於清室的士人們的心中有著無比神聖的地位。這種情愫相當深厚，可以稱之為「崇陵情結」。

民國初年，大多數清遺民都有崇陵情結。不少人都把拜謁光緒陵寢作為排遣心中悲慨和抒發亡國遺恨的方法。民初以謁陵舉動而聞名的有兩人，即住在天津的林紓和住在上海的梁鼎芬。而梁鼎芬則是上海遺民圈中最具崇陵情結的代表人物。

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號節庵、藏山叟，室名海西庵、葵霜閣，廣東番禺人。光緒二年(1876年)舉人，光緒六年(1880年)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漢陽知府、湖北按察使之職。清末民初，梁鼎芬曾多次拜謁崇陵。早在光緒梓宮移往梁格庄時，梁鼎芬就曾冒著風雪親與其事。清帝頒布遜位詔之後，梁鼎芬也曾到光緒靈柩前痛哭了一場。1912年秋，梁鼎芬再次北上拜謁崇陵。此時，已有一大批前清官員和士大夫聚居於上海租界之中，隱然形成了一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遺民社群，因此，梁鼎芬的此次謁陵活動在上海遺民圈中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謁陵歸來，梁鼎芬帶回了一些與崇陵有關的小物件，遍貽圈內同人。例如，前清軍機大臣瞿鴻禨和前清署理安徽巡撫沈曾植都曾從梁鼎芬那裡得到過崇陵小石片，這些小石片引發了深沉的故國之思。瞿鴻禨創作了一首題為《壬子晚秋梁節庵詣梁格庄叩龍驦仰瞻崇陵地宮捧石以歸兼貽鴻禨寶藏恭志崇陵片石詞》的長篇七言歌行，詩中說：「我亦當年捧日人，不驅螻蟻辜恩厚。駑下徒傷先帝明，流離暮齒復何有?」字裡行間包含著深沉的愧怍。瞿鴻禨在光緒末年曾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之職,1907年因政治鬥爭失勢而被開缺回籍，不久，清朝覆亡，因此，面對清朝之亡和崇陵的石片，他既有深深的遺恨，又有入骨的慚愧。沈曾植《葵霜謁陵歸貽余片石》詩云：

「衣邊河朔風塵色，身自清都帝所回。片石冤禽懷耿耿，五陵佳氣望焞焞。孤臣下拜鵑啼苦，率土精誠馬角催。我愧杜門薇蕨飽，行鰧無分共崔嵬。」

除悲苦之外，亦有愧怍之意。愧怍即是他們因為無力挽回清朝覆亡的命運而產生的負疚感。這些再普通不過的小物件承載著太多太重的政治情懷。在反覆瞻玩的過程中，他們一遍又一遍地重溫著對舊王朝的記憶，一次又一次地撫摸著亡國的傷疤，同時，也在道義上表達了對梁鼎芬的支持，在圈內傳遞和加強著為清守節的政治信念。事實上，梁鼎芬的此次謁陵再次加強了上海租界中清遺民的政治意識，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清遺民詩社超社的成立。

不僅如此，梁鼎芬還藉由崇陵石片，委婉地向王運表達了勸阻出仕之意。壬子（1912年)十一月，袁世凱為了改善北京政府的形象和加強統治，曾派人迎請文壇耆宿王闓運出山做官，一個月後，王從湖南來到上海，旨在打探消息，以決定是否應該出仕。王氏上海之行的目的，上海租界中的清遺民如陳三立、沈曾植、陳夔龍(前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等人心知肚明，紛紛寫詩予以勸阻。梁鼎芬也曾給王闓運一片崇陵石，並以詩相贈，詩中有「崇陵片石歸裝穩，頭白臨分淚對潸」之句。鑒於上海租界中遺民詩友的勸阻，王闓運在上海逗留月余之後折回湖南，暫時沒有接受袁世凱的聘任。可見，崇陵在清遺民圈的語境中，已然成為一個很有分量的政治符號。是否忠於崇陵，已成為考量前清土人名節和出處的試金石。

二、崇陵工程之停頓與復工

如何讓光緒的靈柩儘快落葬，這是清遺民們念念不忘的大事。清帝遜位之時，袁世凱曾在《清室優待條件》第一項第五款中承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安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均由中華民國支出。」但是，此承諾並未不折不扣地予以兌現。1912年秋，因為經費的問題，崇陵工程一度陷入停頓之中。因此，是年秋，梁鼎芬謁陵歸來，還帶來了崇陵工程延誤的消息。

這個消息在上海遺民圈中激起了普遍的憤慨，也引起了大量的關注。悲憤之餘，分布在全國各地的清遺民開始以募捐的方式主動為崇陵工程籌集經費。其中，最積極之人當是梁鼎芬。1912年冬天，梁鼎芬曾為募捐而四處奔走，除了帶頭捐款之外，他還在北京琉璃廠訂製了兩白個瓷瓶，在崇陵裝滿雪水之後加以密封，然後發送給分布在各地的前清遺老和王公大臣，甚至還親自登門說明情況，要求捐款，最後竟然募得了一筆巨款。避居上海的清遺民應該都曾有過捐款，瞿鴻禨詩集中有一首詩題為《節庵貽雪水一瓶並几筵祭果恭誌哀感》。沈瑜慶(前清貴州巡撫)詩集中也提到「梁髯惠崇陵雪水」，可以證明，梁鼎芬為崇陵募捐的行為得到了上海遺民圈的廣泛支持。後來，陳夔龍在《花近樓詩存》自注中也說「客冬梁髯來，雲崇陵工停款絀，余曾敬捐鉅金。」亦可以證明此事的確產生過廣泛的影響。

在梁鼎芬和眾遺民的努力和輿論壓力之下，後來，袁世凱政府為崇陵工程撥了一筆專款，崇陵又重新開工並最終順利完工。這說明，在民國初年的政治生態中，崇陵的墓主光緒皇帝以及忠於光緒的清遺民們還有著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力。

三、隆裕之喪

就在梁鼎芬等人積極推動崇陵復工之際，癸丑正月十七日(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葉赫那拉氏(即光緒皇后)在紫禁城中去世。這個消息再次觸動了旅滬遺民的政治神經。他們紛紛寫詩追悼隆裕。例如，瞿鴻禨寫有《孝定皇后輓詞》四首，沈曾植有《大行皇太后輓歌辭》四首，繆荃孫有《隆裕太后輓詞》兩首，周樹模有《隆裕皇太后輓詞》兩首，陳夔龍也寫了《大行隆裕皇太后輓詩》三首。這些詩中充滿了喪君之痛和亡國之恨：

雲黯蒼梧野，春催白奈花。凄涼陳蜃衛，倉卒馭靈車。文母尊新室，沖人痛漢家。頹天終莫補，遺恨泣靈媧。(瞿鴻機《孝定皇后輓詞》其一)

華蓋凄無色，齊州黯不春。雪寒聞鶴語，地老泣蟲人。無分陪臨位，超遙望帝晨。空傳朝夕奠，窮海蟄孤臣。(沈曾植《大行皇太后輓歌辭》其一)

神馭三山杳，悲懷四海同。徽音殊未達，火德已雲終。名免僉降表，魂猶戀故宮。無窮家國恨，邢尹更交攻。(繆荃孫《隆裕太后輓詞》之一)

經唄西僧各誦持，南齋例進有哀詞。何人特筆書正月，此日徽音動四夷。眼見觚稜金爵下，傳聞車駕噦鸞移。諸賢元祐今安在，淚灑荒原麥飯時。(周樹模《隆裕皇太后輓詞》其二)

繆荃孫詩作寫成之後，曾寄給避亂日本的王國維，王國維在回信中曾提及此詩，而且，隆裕死後不久，王國維立即創作了一首題為《隆裕太后輓歌辭九十韻》的長篇排律，不久前還創作過著名的《頤和園詞》，兩首作品都曾寄給避居於上海租界的繆荃孫和梁鼎芬。可見，王國維與上海遺民詩人對光緒和隆裕有著完全相同的態度和情感，不僅相同，而且他們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書信聯繫，這一細節常被忽略，事實上卻關係到現代思想史的宏大敘事。

就地位而言，隆裕太后是清朝覆亡之後紫禁城小朝廷的最高統治者，也是清遜位之後清遺民們心中最高的權力象徵。雖然海濱遺民們與隆裕本人基本上沒有接觸過，但是，她的存在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其一，一年前，正是經過她的同意，清王朝才正式頒布了遜位詔書，孤兒寡母的被迫退位成為遺民們心中永遠的痛，所以，隆裕可以說是清帝國覆亡的人格象徵；其二，隆裕是光緒的遺孀，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她也是光緒皇帝和光宣時代的縮影。她的去世意味著光宣時代的正式終結，自然會引發遺民們對光緒皇帝的回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清遺民在隆裕去世之後的哀慟反應也正是崇陵情結的重要表現。

在隆裕喪期之中，癸丑年(1913年)二月廿二日，十幾位避居上海租界的遺民人成立了超社(兩年後，超社又改組為逸社)，其中，陳三立、沈曾植、樊增祥、梁鼎芬、周樹模、左紹佐等人都是清末民初古典詩壇之翹楚。二月廿七日，隆裕靈柩移往西陵梁格庄暫安殿。超社成員中，沈瑜慶和梁鼎芬曾專程北上參加了喪禮。梁鼎芬不僅身著前清衣冠恭行三跪九叩之大禮，還厲聲斥罵了與喪的民國政府外交總長孫寶琦，使其十分難堪。因為孫氏曾經擔任過山東巡撫一職，在喪禮上以西裝亮相，未著前清衣冠。在遺民主導的「國喪」場景中，這樣的衣冠顯然是不同政治立場的表徵，難怪要刺痛遺民的神經而成為眾矢之的。半個世紀之後，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頗為詳細地描述了當時的場景，足見那場發生在崇陵前的新舊衣冠之爭在遺臣遺民那裡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梁鼎芬的行為立即在遜清王室、清遺民圈內和超社內部傳為佳話，使他們有揚眉吐氣的快感。沈瑜慶回到上海之後，曾在《樊園修禊分韻得群字》一詩中提及梁鼎芬在隆裕喪禮上的表現，詩中說：「大義伸梁髯，禮服持舊君。彼其實不稱，正論聞一熏。」自注云：「某中丞洋裝向隆裕太后几筵前行鞠躬禮，為梁節庵所呵斥。」可見，梁鼎芬的行為是超社第二次雅集時詩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之一。後來，超社、逸社詩人群還曾多次提及此事，一方面旨在讚揚梁鼎芬對於故國故主的忠誠，另一方面，也在神遊冥想之中想像和回味當時的情景。可以想見，通過這種方式，他們獲得了某種程度的精神補償和心理滿足感。這說明，由於清遺民詩人所懷有的崇陵情結在民國初年的大環境中飽受壓抑，所以隨時都可能產生激烈的反彈，也迫切地需要充分的自我表達。

四、崇陵種樹之命

癸丑(1913年)秋，崇陵終於竣工。十一月十六日(12月13日)，光緒和隆裕的靈柩落葬崇陵。梁鼎芬和沈瑜慶再次北上，參與了奉安大典。奉安禮畢，梁鼎芬哭倒在地，不肯出地宮，準備以身殉葬，最後被從人背出地宮。雖然後人在敘述此事時筆含譏諷之意，但梁鼎芬對光緒的感情卻是發自肺腑的。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動過殉葬崇陵的念頭。余紹宋在《節庵先生遺詩》序言中說：「癸丑春間，公有三良之志而不得遂。」 「三良」即殉葬秦穆公之良臣。梁鼎芬《無題》詩亦云：「秀夫赴海心難滅，正則沉湘志可哀。悵望千秋吾淚在，崇陵橋下有人來。」此詩約作於1913年春間，詩中提到自沉之陸秀夫和屈原，說明在隆裕暫安禮前後，梁鼎芬即已動過殉葬崇陵之念。

梁鼎芬之所以沒有生殉崇陵，是因為是時還有心事尚未完成。其中一件便是為崇陵種下長青之樹。崇陵奉安之後，梁鼎芬的忠心得到了遜清王室的高度讚許，遜清王室任命他為「崇陵種樹大臣」，命其以所募之款項綠化崇陵(壬子冬梁鼎芬所募之款後來沒有用於建造崇陵，後來，梁鼎芬為崇陵植下了40601株樹木)。崇陵種樹之命在超社詩人群體中再次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癸丑十二月四日(1914年1月9日)，超社詩人在樊園舉行集會，集會的主題是為梁鼎芬餞行，送其前往崇陵植樹。與會者有瞿鴻禨、陳三立、沈曾植、樊增祥(前清江寧布政使)、吳慶坻(前清湖南學政)、吳士鑒(前清翰林院侍讀)、繆荃孫(前清京師圖書館正監督)、王仁東(前清蘇州糧道)、林開謩(前清江西布政使)和梁鼎芬等人。

從此次集會的詩作來看，上海遺民詩人群體對於梁鼎芬種樹之舉持高度支持和讚賞的態度。瞿鴻禨、陳三立、吳慶坻各作七古長詩一首，繆荃孫有七律一首，吳士鑒有七律二首，沈曾植有五古四首。茲舉沈曾植五古一首為例：

種桑浮滄海，種松忍霜雪。歲寒拱衛心，溫詔咨忠實。鬱郁五雲飛，祠宮聞吒噫。白山玄鶴歸，銜有丹書吉。秧收九山秀，根蟄三冬直。忍死且須臾，成材鞏皇極。將行奉觴酒，江水黯行色。

按，「溫詔咨忠實」是指癸丑之冬梁鼎芬受到遜帝溥儀召見之事。後來，陳曾壽(前清廣東監察御史)亦曾在詩中描述溥儀召見梁鼎芬的情形：「嗣皇念精忠，臨軒召入覲。松柏旌其廬，鬱律天章勁。巍峨金栗堆，有待貞柯蔭。帝曰種樹職，直節惟汝稱。殊恩出阽危，九死寧足殉。」可見，梁鼎芬因為對崇陵的忠誠而獲得了遜清王室的褒獎，而這又是清遺民群體特別看重的無上榮光。「祠宮聞吒噫」是指梁鼎芬在隆裕暫安禮上呵斥孫寶琦之事。「忍死且須臾」暗指梁鼎芬準備殉葬之舉。整首詩中表達了對梁鼎芬的敬意，同時也意在激勵同人忍辱負重、繼續奮鬥。其他人的詩作也都表達了同樣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態度。可以說，送梁鼎芬前往崇陵種樹是癸丑臘月1914年1月中超社詩人群體十分關心的一件大事。此次集會進一步加強了超社遺民詩人群體內部的政治認同。

圍繞崇陵，以後還發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比如，梁鼎芬在崇陵種樹時，袁世凱曾派人行刺，而刺客被大義凜然的梁鼎芬所感化。這一說法後來在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中得到了印證。又如，李瑞清曾創作《崇陵種樹圖》，並題寫了一首五古：

精衛銜微木，焉知滄海深。夸父逐白日，投杖成鄧林。九天蓋雲高，照此孤臣心帝昔登遐，攀號尚餘音。弓劍委荒野，坐見大陸沉。下為螻蟻欺，上為霜雪侵。奔走告四方，孰能察余忱?一旦邱陵安，窮山郁嶔崟。其東植桐梓，其南種杞李。其西樹松柏，其北女貞子。溉以眼中淚，莽莽參天起。草木有榮枯，臣心終不死。

此圖在上海遺民詩人群體中廣泛傳閱，得到了許多人的題跋。可以想像，在反芻般的追憶中，崇陵情結在海濱遺民詩人的心中佔有何等沉重的分量。

後來，梁鼎芬又曾多次參與崇陵祭典，並且不斷地從崇陵寄回或帶回一些物品，贈給上海的遺民同道。例如，乙卯正月十七日(1915年3月2日)隆裕太后兩周年忌日，梁鼎芬曾親與祭典。事後，他在給沈曾植的信中說：「奉寧鎮總兵、奉宸苑卿、鼎芬三人，皆欽派於隆恩門，引階上，隨班文武執事員於階下，禮節整肅。漢臣惟鼎芬一人耳。」將與祭崇陵視為特殊的恩榮。此次祭典之後，梁氏將所得祭品分贈給遺民同道，沈曾植等人都收到過祭品。丙辰正月十七日(1916年2月19日)隆裕太后三周年祭日，梁鼎芬仍然到梁格庄隨班祭奠，仍將所得祭品寄回上海，分贈給沈曾植等人。而梁鼎芬的每次謁陵舉動或從崇陵帶回的小物件，都要在上海遺民詩人群體中引起不小的情感波瀾。可以說，崇陵情結一直陪伴著他們走向生命的終點。

五、崇陵情結與孤臣孽子之心

崇陵不僅是清遺民政治情感聚焦的對象，而且還是激勵凊遺民從事復辟活動的力量源泉之一。光緒皇帝在位長達34年之久(1875—1908)，其間，發生過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戊戌維新變法、庚子事變和清末新政等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而這一時期正是以超社、逸社詩人為主體的上海遺民詩人們的青壯年時期。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曾在光緒年間考中舉人和進士，然後進入清帝國的官僚體制之中，大多數人也都是清末歷史的參與者。因此，在他們對崇陵和光緒的情感之中，包含著豐富的個體生命體驗。中華民國的建立無法消除深藏在他們心中刻骨銘心的情感紐帶，也無法改變他們忠於清廷的政治立場。進入民國之後，絕大多數清遺民都在暗中從事或暗中支持著復辟清朝的政治活動。復辟，成為清遺民念茲在茲的心結，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即「孤臣孽子之心」，這是包括梁鼎芬在內的絕大部分清遺民詩人晚年的重大心事。而崇陵情結已成為激勵他們從事秘密政治活動的一大精神支柱。

上文中已經提及李瑞清為《崇陵種樹圖》所題寫的一首五古。此詩中的「精衛填海」「夸父追日」「女貞子」(冬青樹)和「臣心不死」等意象，無不指向復辟清室的隱秘心事。這又是清遺民詩人群體內部共同分享和期待的「中興大業」。類似的遺民詩文意象也是他們詩作中一再使用的通用語彙。例如，陳曾壽曾在《題節廠師崇陵種樹圖》一詩中說：「投袂起孤臣，誓銜微木徇。不濟將無歸，親知挽不瞬。……昔人表冬青，辛苦悲至行。」

每一個表達崇陵情結的詩歌意象都有豐富的政治內涵和文化意蘊。「女貞(冬青)一詞就是典範之一。這一辭彙與宋代遺民的事迹勾連甚深。1279年南宋之後，蒙元江南佛教總管楊璉真伽掘開會稽皇陵，用南宋皇室遺骨修建了鎮南塔，引起了南宋遺民的極大憤慨。謝翱與唐珏、林景熙等人冒險收回宋高孝宗、理宗的遺骨，秘密埋葬於紹興蘭亭山。葬畢，又移植宋故宮冬青樹種於墓旁，作為祭奠的標識。事後，謝翱在《冬青樹引》中說：「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暗寓抗元復宋之意。此後，雖然復宋的努力沒有成功，但是種植冬青的事迹在明清兩代士大夫中廣泛流播，在心靈之間的信息傳遞中，獲得了越來越深厚的政治內涵和文化意蘊，「冬青」一詞於是成為表露遺民情懷和表達復國決心的經典語彙。因此，崇陵種樹之舉就其本身而言是對南宋以來遺民文化的承繼和響應，同時，也包含著矢志復辟的題中應有之義。這確實是清遺民詩人群體中心照不宣的共同秘密。由此，梁鼎芬崇陵種樹之事，除了被少數人(如鄭孝胥)所批評之外，在遺民圈中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在他們看來，植樹於崇陵，即是復辟清室的象徵。他們不僅以詩文的形式，更以實際行動和九死不悔的熱情，共同支持和參與了復辟清室的密謀。多種數據可以證明，梁鼎芬、沈曾植、陳曾壽、王乃征、瞿鴻禨等一大批遺民詩人都曾捲入1917年的張勳復辟事件。事敗後不久，梁鼎芬鬱鬱而終。按照遺願，他被安葬於崇陵之側。可以說，崇陵情結影響了梁鼎芬生命的最後10年，甚至還影響了他的後事。而暫未老死的遺民同道們仍然倔強地夢想和籌劃著復辟「大計」，直至走向生命的終點。他們曾深深地介入了民國年間的政治活動，他們流傳下來的詩文作品也是民國文學史上的一道需要被重新審視的風景線。

六、崇陵情結與中國

文化中的謁陵傳統

縈繞於清遺民詩人心中的崇陵情結與宋明以來的謁陵傳統有很深的淵源。

在中國文化中，謁陵有非常悠久的歷史，這是古人表露對帝王和政權的情感的重要方式。在承平時期，周期性地舉行謁陵典禮也是歷代王朝建構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易代之後拜謁先朝王陵之舉又包含著與承平時期不同的思想內涵。遺民的謁陵行為無疑具有更多的政治意味和情感濃度。謁陵，在宋明之後產生了特殊的文化意義。經過宋元和明清的兩次易代，謁陵成為中國文學中十分重要的遺民文化符號。蒙元征服江南之後，試圖通過摧毀南宋皇陵的方式來摧毀南宋臣民的心理防線。但是，南宋遺民(主要是謝翱與唐珏、林景熙等人)卻通過冬青樹和詩文築起了一座無法摧毀的精神陵墓。關於他們的一切，諸如「所南心史」「西台慟哭」「井中鐵函」，後來都成為激蕩人心的文化符碼。

明清易代之際，滿清統治者深知明代王陵的政治分量，曾經圍繞明朝王陵(主要是十三陵尤其是思陵，以及南京的明孝陵)做足了文章，顯示了高超的政治建構技術。比如，順治入關之後，立即下令重殮崇禎遺體，並隆重改葬于思陵，令朱明臣民感嘆欷獻。多鐸在攻克南京之後，立即拜謁了明孝陵，使寒光凜凜的屠刀多了幾點溫柔之色。接著，明十三陵和孝陵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祭奠。康熙和乾隆南下江南，還曾數次拜謁孝陵，以至於江南父老感動得痛哭流涕。歷史充滿了弔詭——保存前代王陵的舉動恰恰可以從根本上摧毀建築在遺民心中的前朝陵墓。但是，仍有一大批傑出之士拒絕投降，於是，物理形態上存在著的明陵便成為他們偷偷謁拜的對象。

有過謁陵經歷的明遺民為數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顧炎武。據《清史稿·儒林二》記載，顧炎武曾「四謁孝陵，六謁思陵」。至今，亭林詩集中仍有大量的謁陵詩作。其沉痛感愴令讀其詩者不得不掩卷長吁。屈大均也曾拜謁孝陵和思陵。鄭成功和張煌言曾於1659年率軍迫近金陵，遙望孝陵，錢謙益、傅山和歸庄等人的詩集中都或明或暗地涉及此事，陳寅恪曾在《柳如是別傳》中揣摩、考察了個中心曲。

民國建立之後，袁世凱修築崇陵，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收買人心的意味，但由於他自身的表現太過拙劣，崇陵不僅不能發揮清初思陵、孝陵的政權建構功能，反而為清遺民的拜祭活動提供了確切的目標。由於時世的滄桑巨變，在謁陵問題上，清遺民比宋明遺民有更多的行動自由。但也由於時世的滄桑巨變，清遺民的崇陵情結與宋明謁陵傳統之關係很難評斷。誠然，清遺民詩人也經常提及宋元遺民的謁陵舉動，並確確實實地將他們奉為精神的偶像，也儼然將自己視為前代遺民的文化續命人。但是，從清朝到民國是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重要關捩點，數千年未有變局畢竟不同於宋元明清的改朝換代。因此，數百年間史跡與心跡，史心與詩心，若斷若續，若即若離，究竟應該如何評判清遺民的崇陵情結，於是成為一個十分糾結的問題。

七、結語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崇陵情結體現了清遺民詩人對於清帝國和古典政制的無限忠誠，它與民主共和的現代理念截然不同，與民族主義和進化觀念主導的現代思潮難以融通。百年以來，中國知識人的政治理念和思維模式已被現代意識形態和社會進化論重新格式化，已經無法兼容君主政制的理念體系。這是清遺民詩人至今無法被充分接受的根本原因。其實，從古希臘哲人如亞里士多德開始，西方界在探討政制優劣的時候往往具備理性分析的精神，反對先入為主的價值僭越。即便是率先介紹現代西方政治理念的思想先驅嚴復也曾認為，帝制比共和更適合清末民初的中國。嚴復的看法暗示著，梁鼎芬等清代遺民詩人的崇陵情結不僅僅是他們對光緒和清帝國的政治情感的凝結，可能還有現實的和內在的合理性。況且，仔細地考究以梁鼎芬、陳三立、沈曾植、陳曾壽、李瑞清等為代表的清代遺民詩人的身世、性格、品行和心曲，往往可以發現執拗、怪癖的言行背後包含著高古的氣節、深厚的政治關懷和真摯的道德熱情，不允許我們忽略他們的存在。崇陵情結所纏繞著的這批遺民詩人，絕大部分是晚清士大夫階層中的精英，亦即陳寅恪先生所說的「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對於現代政治理念，他們可能缺乏積極、有效的對接，但是，他們以生命的精誠，接續和印證了前代遺民所體認過的政治理念和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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