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的祭師和選官制度

上古時期沒有什麼好制度，人與人之間完全依靠的是信任，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國家的概念，頂多也就是分散居住的部落，部落酋長們選拔輔臣的渠道有限，有的是說人長得好看點，或是說比較孝順，要不然就是懂點兒挖山治水，懂點兒文化的都是高級賢人。夏朝的開國君主啟的家族就是因為治水治得好而被百姓擁護成為共主的，還有比如許由這種人，就是四下鄉野里的賢人，就為上古聖君們所看重，專門前往拜訪就是想請其出山輔佐自己。在上古時代有一種職位非常有趣，他們是國君們選拔幹部和監督幹部的主要官員，他們就是祭師。

夏商周時代的古中國，部落聯盟逐漸發展成為分封諸侯，權力的高度集中對天下共主形成了巨大的威脅，這種權力之大在其眼中是為前所未有，而且任何一個聰明的君主都清楚的明白，共主之位主要還是仰仗於先祖們的勵精圖治，自己的幸運主要還是因為出身。這些共主們便大多需要依託某種工具來管理控制臣民，而「天」就是個很好的東西。在夏商周三代，天下共主們皆以天為最上，而聯絡上天的官員則是祭師，這些祭師有時候甚至掌握著朝野上下乃至天下臣民的生死。

就祭師而言，可能是上古時代最具神秘感的官員，他們掌握著很多就連國君也不知道的往事，懂得大自然的日月星辰，更可怕的是他們的職位是世襲的。也就是說這個職位很難為外界所熟悉，只要不發生大的政治動亂或者戰爭，他們就會永恆的傳承下去。祭師也是不受國君們制約的少數官員，在某些場合之下可能還擔負著監督臣民的功能，比如周厲王身邊就有個衛巫，專門負責監督國內輿論。但到春秋戰國時代，隨著國君權力的日益增長，隨著人們對很多自然規律的掌控，或許祭師們當年所能掌握的東西也被更多人所知，這就導致祭師們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國君們則逐漸通過各種方式，開始制定一些制度來選拔官員，以支持國家的發展。那麼，他們都是如何選拔的呢？

春秋戰國時期，雖說世襲依然是主流選拔官員的方式，但是隨著戰爭的日益頻繁和人才的不斷流失，更多的選拔方式逐漸呈現，如薦舉、遊說、招賢、軍功、任子、吏胥等途徑，都成為士子們進入朝堂的渠道。所謂「官有能而祿有功」，就是要不然就是有經世治國之才，要不然就是戰功卓著，才可能被擢拔為國君身邊的朝臣。孟子曾經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什麼意思呢?就是國君身邊的人說人好，這個不一定好。朝臣說人好，也不一定好。要是國家裡的人民都說人好，這個人才會是真的好。但還不能直接提拔，還要定個試用期，就是「察」，其後看到是真的賢人，才能大膽的提拔他，可見選拔程序之複雜。墨子更是對這種程序進行了深刻說明：「聽其言，跡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

這個時期的國君選拔人才，已經不再局限於世襲制，大貴族們的地位日益衰落，這當然跟周天子的衰微及禮崩樂壞不無關係。因為國君們都已經意識到，人才之用，是為國家富強之關鍵，春秋戰國的諸多霸主，像齊桓公、晉文公這等等國君，身邊都跟隨著很多名臣，正是這些名臣的輔佐之下，春秋霸主們才能一鳴驚人，才能在諸侯列國中成為眾可仰望的偶像。這些君主之用人得當，關乎著國家興亡，所謂「觀賢者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國君們已經變得不再像過去那樣簡單，對祭師們的依賴也不再是那麼強，甚至於國君們與朝臣之間的關係，再也不是曾經的「國君讓爵，朝臣賣智」，而是「國君授爵，朝臣鬥智」了，國君們與朝臣們之間，既是權力的尊崇者，又是權力的覬覦者，這在春秋戰國數代之間出現很多君殺臣臣弒君的事件，就是為此。

春秋戰國時代的君主在選拔朝臣的問題上基本定型，而在控制朝臣的方法上，形式也是非常多樣，君主運用禮法、刑德、賞罰、爵祿和誅殺來控制群臣，群臣雖有可能以執政之身份行使權力，可是絕大多數時候還是要看國君的臉色，主僕意識還是非常強烈的。事實上在更早的時期，夏商周時代就有著部落聯盟議事會的體系，就是找個場所開個會，部落酋長納諫納言，這個時期的監督權尚且是屬於全體部落成員的，這與西方民主啟蒙時代的議事會制度很相像，差不多也是在同樣的時期，中西方在這個時期非常奇妙的形成某種共識，這真的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上古時代還有設置木柱或者石柱的，就是誰有什麼意見就能在柱子上寫下來，國君或者朝臣們知悉而後，就能依靠這些建議進行改革。到商周而後，在東方的中國因為權力慾望的極度膨脹，導致整個民主制度體系發生轉變，監督權不再屬於全體成員，而是屬於君主一人而已。在周人分封天下的地方機構中，出現了類似後世監察系統的分封之國，即為「方伯」，他們受命於王，以監察一方，尤其是那些不屬於周人血緣體系的國家周邊，這種方伯體系更為健全。而在周人的朝堂之上，則出現司寇、御史等職，專門負責監察工作。

當然這個時期的上古民主遺風尚未消失殆盡，在鄭國子產時代還有「鄉校」的存在，就是人民可以聚集一方進行議政。這可能本來就是國君們的故意為之，朝中有監察之職，民間有鄉校之人，則可能形成自上而下的監察網路，則能夠最大限度的監控起社會輿論，這與當年周厲王設置衛巫大張旗鼓的控制社會輿論相比，顯然就要明智的多。而國君對朝臣之控制，也就有效的多。這種制度體系也在後來為秦王朝所沿用，專門還設置的嚴密的言諫監督制度，有專門的議事制度，有專門的諫官，還有專門的會議，這可說是影響深遠，後世的大多監察制度皆自此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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