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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的教育思想及其實踐

太虛大師

故里崇德縣梵山鄉(今桐鄉市高橋街道)的釋大師,不僅是一代高僧大德和著名佛界領袖,享譽世界的佛學理論家和佛教改革家,也是一位建樹頗豐的佛學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及其實踐,內容豐富,特色鮮明,亮點紛呈。

一道佛學色彩

大師一生關於教育的著作不勝枚舉,生前曾多次託人攜文到世界教育大會上代為宣讀,尤以《教育新論》《論教育》《自由史觀》等最能完整表達大師的教育思想。

大師關注整個人類的教育,認為「人生自由社會之構成,發軔於教育而終於教育」。 但在佛教危亡的關頭,作為佛門中人的他更關注佛學教育。大師曾於1932年在浙江的一次演講會中上說:「佛教僧伽教育關係佛教存亡的前途」。因而,大師教育思想與實踐自然被抹上了一道濃烈的佛教色彩。無論創建多所院校辦學,還是主持多處教務育人,無論赴各類院校應邀授課,還是進機關團體應約演說,無論面對僧人登壇講課,還是深入民間施教佈道,幾乎均與佛教相關聯。即便一生創辦和操持的許多所普通中小學和社會教育機構,也滲透了不少佛教元素。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大師認為,佛教本身就是一種教育,教人如何做人做事;二是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對佛教存在諸多錯誤認知,若不予糾正,既不利社會民生,又不利佛教自身發展,為此大師願擔弘化社會民眾以培育健康身心和建設人間凈土以構建和諧社會之職責。

二大教育領域

大師教育思想與實踐,主要涉略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二大領域。前者培養僧才,後者佛化民眾,兩者密切相關,故大師均躬親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

1922年,34歲的大師創建了中國第一所正式冠以「佛學院」之名、對佛教教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武昌佛學院,招收有志從事佛學研究的僧俗青年為學員,並出任首任院長,親定教學大綱,編寫佛學哲學講義,講授多門課程。此後,大師還於1923年擔任漢口宣教講習所所長,1927年出任閩南佛學院院長,1929年創建北京柏林教理院,1932年創辦重慶漢藏教理院,後來又創辦或主持杭州武林佛學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等佛學院校和多地佛學性質的中小學等,且大多親自指點辦學方向和教學方略,親自編寫講義和登壇授課。此外,大師還創辦或支持過大量的普通中小學、職業學校、民眾補習學校,又應邀在燕京、哈佛等國內外幾十所著名高校講授佛學和哲學類課程,發表與佛學相關的文化演說。

從30歲開始,大師走出寺院,深入社會,先後赴武漢、廣州、長沙、杭州、北平、上海、香港、澳門、台灣、南京、青島、重慶、成都、鄭州、西安、合肥、貴陽、昆明等國內20多個省市區的上百個城市和亞、非、歐、美等四洲十七國,或講經弘法,或演講報告,以超千場次的頻率,引導社會大眾修菩薩之心,行慈善之事,以即俗即真的大乘行者的身份去改良社會,服務眾生,濟世救國,自覺覺人。其中還包括以佛界領袖之名,在國內外多次發表抗戰演說,動員和激勵人們奔赴抗日救國最前沿。

三大內容板塊

大師一貫強調,德智體三育兼備,戒定慧三學並修。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持戒精嚴、智慧廣大、定力深厚的人才。

大師注重戒學即德育。1942年春,他在《志行自述》中說:「昔仲尼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余則志在振興佛教,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大師一生講經說法,重在戒律,乃至臨終之前,還在寧波延慶寺講《菩薩學處》。大師注重威儀細行,他教導學僧要學戒、持戒、守戒,過清苦淡泊的生活,養成能勤苦勞動的習慣,做擔水、扛柴、洒掃、應對以及處理世事和修禪弘法的工作。大師還在《建僧大綱》里明確要求「去私戒懶、為公服勞」以養成僧格。後來他確定的雪竇寺訓和大雄中學校訓——「儉勤誠公」以及重慶漢院院訓——「淡寧明敏」即為此意。

大師注重慧學以培養真才實學。大師在其主持的佛學院教務中,除佛學課程之外,設有文史、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外語等。大師還倡導和鼓勵「三法」成慧:一是聞所成慧積學問;二是思所成慧煉思想;三是修所成慧求體驗。大師自己之所以有大智慧大辯才,原因也是他從聞思修中,得到了三次悟境,此後便慧門洞開,幽思風發,妙義泉涌,辯才無礙,熔冶哲學、文學、因明、邏輯,論理於一爐,成為當代佛學宗師。

大師注重定學即體育,要求所有參學僧畢業前必須專修調飲食、調睡眠、調身、調息、調心等定學項目。1941年大師在漢藏教理院規定,學僧每天早殿下來,必須要運動半小時,練習達摩十二手拳術等;由教職員領導進行,運動時先排隊點名,如缺席者,按缺課扣分;運動時須整齊嚴肅沉靜,使動靜結合。大師還規定,如遇雨天,下早殿後,可於殿中跑香,亦須整隊點名,全體行動,期使少林拳、達摩拳、武當拳、金剛拳等成為佛教僧人的特長。

四級辦學體系

1931年的《佛教應辦的教育與僧教育》中的「佛教辦學系統案」,清晰地構建了四級層次組成的學校教育體系:一是小學教育,包括初級小學和高級小學;二是中學,包括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三是大學,包括相當於大專層次的律儀院和相當於大學本科的普通教理院;四是相當於研究生院的高等教理院。大師還明確規定,前二個層次的學校,參照國民教育設置各類課程,輔以佛學教育;後二個層次的學校即是以西方學院式的教育模式結合叢林管理規制而成的新型佛教教育機構----佛學院,「使佛教教育從古代的師徒衣缽相傳進入到現代的學院教育體系」。

大師還窮其終身之力將四級學校體系之構想付諸實踐。憑藉多方力量,大師曾先後創辦過國民小學(含佛學院附設小學)十多所,1909年還在普陀山化雨小學任過佛學教員。1943年於金劍山創立大雄中學,大師自任董事長,還親自為學生制定訓詞。 1922年首創武昌佛學院,聲勢浩大,「遂於僧教育開一新局面」。1927年接任閩院院長,傾注心力,辦理院務,使閩院學風一新,聲譽遠播。據不完全統計,大師及其弟子主持或任教育骨幹的佛學院全國至少有四、五十所。1925年,大師在武院增設研究部,開我國佛學研究生教育之先河。1930年,設研究院於閩院,研究生可根據自己的志願報名選修。

五種修學方式

基於自身成長經驗和教育實踐感悟,大師倡導修學方式多元化。

誦,即誦讀。太虛在多所佛學院,組織和引領學僧誦讀經典,要求做到朝誦晚讀,熟稔於心。1931,大師在《佛教應辦的教育與僧教育》中將誦持課程列為所有課程之首,還按教學進程分階段羅列出一大批供學僧誦讀的典藏經書。大師在武院,每天安排5—6小時的課堂學習和3—4小時的自習時間,其中,特別規定學生每天必須早晚各誦經一小時。

聞,即聽講。大師認為,佛學教學初始,以誦讀和聽講為主,大師在《佛教應辦的教育與僧教育》中,還開列了學僧必須聽講的課程名稱目錄。大師作為佛學思想家和教育家,或履約親自面授課業,或應邀外出講學報告,每到一處,學僧或僧俗民眾聆聽其講,受益匪淺。

研,即研究。大師在《現代需要的僧教育》中認為佛學院教學「應該分兩種步驟,先是普通的研究,次是專深的研究」,要求融小徹大,會古適今,探內采外,研末究本。在成就僧格過程中,大師甚至對研究以什麼為基礎,以什麼為起步,參究哪此,參考哪些等都予以明確。任閩院院長期間,大師每次到院,總是細心檢查和審閱研究部學員的研究成果,有錯誤則加以更正和批評。大師在重慶主持漢院八年,多次召開院內外少數學有所長者參加的專題研討會。

覽,即博覽。大師自身就是博覽群書的典範。1914年始,大師閉關普陀三年,除了研讀佛教各宗典藏,還閱覽了心理學、論理學、倫理學、哲學、歷史、教育、地理、文學、藝術、科學等方面的著作與報刊,以及眾多名人名家的詩文集或全集。教育實踐中,大師也要求佛學院學僧廣泛閱覽,提出「半年博覽宋元明清以至近代人關於此宗的一切著述」和「博覽天台宗、禪宗、律宗、凈土宗、東密、藏密各主要著述」以及瀏覽「各傳記、佛教歷史、印度外道、中國哲學、西洋哲學,科學大綱、各教大綱、世界史綱、華嚴宗文學」等。其中,開設的世俗學術文化課程竟達十餘類近五十門。大師重視圖書館和閱報室建設,還親自兼任世界佛學院圖書館館長,這與他主張的博覽群書教學法密切相關。

事,即辦事。大師倡導觀行相應,時常要求學僧們知解與修行並重,虔誠地去身體力行,認為「由行而知,乃為真知,亦為真學」,此謂「體證主義」,即體驗求證之意。1942年大師在漢藏敦理院的一次訓勉中說:做為我的學生要從「修行、講學、用人、辦事」四方面修學。

六大教育亮點

綜觀大師的教育思想及其行為,我們不難發現其閃爍著令人驚訝且不得不敬佩的諸多特色亮點。

與改革相關。大師在《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中說:「偶然的關係,我與許多種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遂於佛教燃起了革命熱情,在辛亥革命的俠情朝氣中,提出了教理革命、僧製革命、寺產革命的口號。」事實上,受時代阻礙,其僧制、教制等革命未能真正實現,而「在開展全社會佛化教育方面,他可說是取得了重大的成功」,這一成功顯然源自武院的開創和閩院的一系列教育教學改革。

與時代相合。大師是站在時代前沿的佛界偉人,不僅其佛學理論引領時代風潮,而且其教育思想與實踐也迎合了當年的時代節拍,其教育思想和實踐的發軔——「廟產辦學」即為一例,大師將佛義教理與時代責任融合起來,利用演說報告之機,譴責侵略,呼籲和平,團結抗日,更是一例。

與社會相連。大師主張佛學要為社會服務,為此走出寺院,深入社會,結合當時的各種社會熱點議題,展開面對面的現場專題演講,或運用報刊、電台等現代媒介方式,解答現實困惑,回應社會關切,既深受社會信眾歡迎,又推動人間凈土(和諧社會)建設。

與民眾相切。大師認為佛教終極目的在於「領導世間的人類改善向上進步。」因而,大師奔走各地,深入民間,與民眾親密接觸,「要把這佛化教育的正見普及人間,以利群生」。大師近三十年的弘化社會教育既啟迪民智,教化民風,還醫治民疾,改善民生。

與他宗相濟。傳統佛教教育模式是各宗固守自家,但是大師在武院設置課程時卻打破宗派局限,極力融通佛教各宗,大師「僧教育」的最大特徵便是「八宗並弘」。 1931年成立並由大師親自主持開學典禮的漢藏教理院,便是各宗相濟、相互攝入的鮮活例證。當年大師為漢院成立所賦二詩中還有「漢經融藏典,教理叩禪關」一聯,擬定的「佛教教育系統各級課程」,更見其融合眾教之長而破除固守一宗之思想。

與國際相通。大師的教育觀念不僅具有前瞻性,更富於國際視野。1928年,大師往訪歐美各國時,就召集友人商談成立世界佛學院。1929年起,先後將多所佛學院轉型為世佛院下屬分支。1930年代,為了讓學僧融會中外佛教聖典和語文,大師還果斷地派遣留學僧,分赴印度、斯里蘭卡、泰國、緬甸等國,從事巴利文、梵文等研究。

【作者簡介】呂志江,桐鄉市太虛大師研究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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