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滿與精神分裂

利維坦按：最近，和一位多年詩人朋友聊天才得知，他的兒子得了阿斯伯格綜合征，現在孩子已經休學，他陪著孩子住進了山裡。我只能安慰他說，沒事，有阿斯伯格綜合征的人都非常聰明，據說喬治·奧威爾和愛因斯坦都是阿斯伯格綜合征患者呢。

有些人或許由於心理或精神原因只能脫離集體，而有些人則千方百計地想要融入集體——「集體生活」，這個多少帶有些烏托邦色彩的詞，對於中國人來說想必再熟悉不過了。本文的主角拉塞爾·弗蘭克也要進入集體生活，但情況和普通人有所不同——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在嘗試了多種療法基本無效之後，他的家人決定通過「薩滿」來治癒他。

這讓我多少聯想到在巴西通過戲劇來治療精神疾病患者的案例。巴西已故導演和行動主義者奧古斯都·波娃（Augusto Boal）在20世紀50年代首次開創了用戲劇表演醫治患者的療法，他創建了著名的「抑鬱症劇院」。在抑鬱症劇院，人們通過戲劇直觀感受和理解工作中的動力學，並通過角色扮演探索新的可能性。另一觀點，即「為現實生活綵排」，就是受到波娃的啟發而產生的。

文/Susie Neilson

譯、校對/Carlyle&喵昕

原文/nautil.us/issue/58/self/a-mental-disease-by-any-other-name-rp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Carlyle&喵昕在利維坦發布

一切來得沒有預兆，或者說，預兆曾經出現過，可你事後才發現，為時已晚。一開始，你只是和兒子一起待在車裡，他告訴你：「我沒法重拾過去的自己了。」 你會覺得，哎呀，青少年就是喜歡為賦新詞強說愁。然後你兒子開始拒絕做作業，用黑色記號筆在牆上寫關於自殺的事情，他還試圖用刮鬍刀片自殘。你和他坐下來，長談一番。一周後，他從朋友家晚間派對上逃回來，他闖進房子的大門，大喊大叫，說他的朋友要殺了他。他整晚都蜷縮在媽媽以前住過的房間，胸前緊緊抱著一隻毛絨玩具。這時是21世紀初，他17歲了，而你就是他的父親，迪克·拉塞爾（Dick Russell），一位旅行家，前《體育畫報》記者，但首先仍然是一位父親。

你的兒子，弗蘭克，之前本來是個挺好的孩子，只是性格有些古怪。他是個怪才，不善社交但聰明無比——你覺得也許他是未來的藝術家。現在，卻有人告訴你，兒子的古怪是因為病理學上的缺陷，他說出神秘的話語是因為神經系統出了問題，而非因為他是個有創造力的天才。

弗蘭克的檢查結果送來了，你和他一起坐下來。是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台灣現譯為「思覺失調症」）。你瞬間五雷轟頂，腦中冒出無數絕望的念頭。在美國，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通常意味著無家可歸，無人錄用，無法維持親密關係，更容易藥物成癮——兒子如履薄冰。你把他交給開出抗精神病藥物的醫生，他像吹氣球一樣胖到了300磅（約136公斤），他們告訴你他只是貪吃，你也相信了。

弗蘭克·拉塞爾的孩提時代，那時他身上還沒有表現出任何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癥狀。

如果弗蘭克當時在另一個地方生活，也許他的命運會不一樣。在某些國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就業率是在美國的5倍。在另一些國家，人們認為精神分裂癥狀意味著超凡的能力。

迪克和兒子在15年間嘗試了各種各樣的療法，有些有用，有些沒有。然後，兩人出人意料地調轉了治療的方向，踏上一段新的旅途。迪克把這段旅程比作「在長長的黑暗隧道中，一條被火炬照亮的通路」。他希望分享自己的故事，從而幫助別人也找到這條路——但他知道自己的故事有些地方聽起來很瘋狂。比如說：他現在相信弗蘭克可能是一名「薩滿」。

顳葉是大腦的一葉，位於額葉和頂葉的下方、枕葉的前方。圖源：Centre for Neuro Skills

一般認為，大腦中的某些結構和區域對我們的自我意識特別重要。比如說左右腦連接的地方：這裡有顳葉（temporal lobe），負責把視覺和聽覺轉化成語言、情感和記憶；還有頂骨葉（parietal lobe），負責統率五種感官，從而定位身體在空間中的相對位置。顳頂交界區（temporoparietal junction）從這兩個部位和其他腦葉綜合提取信息，在腦內形成一個代表人的物質身體的精神意象，並且界定身體在空間和時間中的位置。在「心智理論」中，顳頂交界區起到重要的作用，因為它承擔著識別自身想法和慾望，並且理解「其他人與我擁有各自獨立意志」的功能。

紅圈所示位置即為顳頂交界區。圖源：Wikipedia

當顳頂交界區受損或遇到干擾時，在腦中構建合理的自我概念就很難，有時候甚至很痛苦。顳頂交界區運作出錯，可能導致「軀體變形障礙」，患者會想像自己有生理缺陷，極度糾結於這種想法。研究人員認為，阿茲海默症患者、帕金森症患者和健忘症患者的腦部，都存在著不正常的顳頂交界區活動。

精神分裂症和顳頂交界區的混亂直接相關。由於意識系統受到了干擾，精神分裂症病人常常認為別人對自己懷有惡意。當他們進行和意識系統有關的腦力活動時，他們的顳頂交界區活動要麼出錯，要麼直接崩潰。研究人員用電極刺激精神分裂病人的顳頂交界區，很容易就能誘發有些病人經歷過的靈魂出竅的體驗。精神病學家Lot Postmes將它稱為「感知失調」。他認為人的自我是「對自己的正常感知，一種統一實體的感覺，存在一個『我』的主體，擁有並統領著自己的想法、感情、身體和行為」；而感官信息的混亂會讓自我意識如脫韁之馬般狂奔。

圖源：Centre for Neuro Skills

精神分裂症病人常常「打散自己」，所以他們很難向世界呈現出連貫的自我表達，也很難與其他相對而言能夠「自我凝結」的個體相關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表現是，患者進行社交互動的能力消退了。」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家、精神分裂症研究專家科沙瓦（Matcheri S. Keshavan）說。然而，諷刺的是，精神分裂病人比正常人更加需要社會交往。科沙瓦說：「精神分裂病人的問題在於，無論他們有多麼渴望社交，他們很可能已經失去了應對社交活動的能力。」

精神分裂病人渴望社交，他們與自閉症譜系障礙患者形成了突出的對比。2008年，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的生物學家伯納德·克雷斯皮（Bernard Crespi），和倫敦政經學院的社會學家克里斯托弗·巴德科克（Christopher Badcock），構建了一種理論，把精神分裂症和自閉症看作同一事物的兩方面。他們寫道：「自閉症患者的社會認知發展不足，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會認知又發展過度，以至於無法正常運行。」也就是說，自閉症患者的自我意識過於狹窄，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意識」擴張性過強：他們認為自己同時是許多人，在哪裡都能看到別人的意圖、事物的象徵意義。

詩人里爾克拒絕治療出現幻覺的癥狀。圖源：Baseball Prospectus

這種意識錯亂讓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更加艱難，也讓他們更有創造力。精神分裂症患者傾向於認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想像力，所以他們更經常投身於藝術項目中。數不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說自己的創意和幻覺同出一源：詩人萊納·里爾克（Rainer Rilke）拒絕治療幻覺的癥狀，他說，「別把我的魔鬼趕走啊，因為我的天使也會一同離去。」里爾克多部著作的譯者、作家史蒂芬·米歇爾（Stephen Mitchell）說：「他要思考和解決的是與芸芸眾生相反的存在主義問題：我們通常苦惱於自己和他人之間深厚的隔閡，他卻發現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界限薄如輕紗。」

弗蘭克·拉塞爾自述有相似的感受。「他告訴我，他感覺自己像一面鏡子，照出人的內心，」他的父親迪克寫道，「對他來說，很難分辨出自己是誰，鏡中人又是誰。」迪克還表示，弗蘭克非常有創造力。他畫各種畫，還做焊接工藝品。他編造「象形文字」和字母，自己創造了一種語言。他創作關於神和種族矛盾的長詩，在學校還贏得了許多詩歌比賽的獎項。儘管弗蘭克十分關注各種奇怪的符號，他卻相信自己會變成中國人或者幻化成熊，這讓他很難與人交往。和診斷結果預測的一樣，他十年來大部分時間都孤身一人，無法與人結成長久的人際交往關係，也無法參加團體活動。除了醫生，弗蘭克只和他的父母聯繫。直到他們遇見了馬利多馬（Malidoma）。

治療一個精神病需要全村的人：馬利多馬自認為是一名「titiyulo」，或者說，一個「薩滿」。他認為，是否歸屬於一個社區團體對於控制精神分裂癥狀來說十分重要。

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精神分裂症遍布全球。一份1997年的報告寫道：「至今，每一個社會、每一種文化里，都發現了……這種令人困惑的疾病。」確診精神分裂症需要病人出現5種癥狀：1.妄想；2.幻覺；3.語無倫次；4.緊張症；5.其他癥狀，比如情感冷淡（不表達情感），失語症（語言能力下降），或者缺乏意志力。但是世界衛生組織指出，這些標準仍需要更多的檢驗。

報告寫道：「目前實施的（精神分裂症）診斷指標癥狀本身無疑是非常可靠的，但由於缺乏從外部判斷這些癥狀是否存在的標準，診斷是否有效還是未知數。因此，對精神分裂症的診斷應該持開放態度，在據此安排治療方案的同時，等待將來醫學的進一步發展。」

診斷精神分裂症所使用的技術也在不斷變化。科沙瓦說：「技術一直在變。我們希望通過研究發現更好的生物標記，但事情依然很複雜。」耶魯大學精神病學家羅伯特·羅森海克（Robert Rosenheck）在研究精神分裂症治療模型的有效性更進一步，他說：「臨床治療中，我們一般認為每種疾病都存在著醫學基礎和心理學基礎。但對於精神分裂症，我們卻難以用這種思路對症下藥。」

德國藝術家兼精神分裂症患者奧古斯特·納特爾（August Natterer）所繪的「我處於幻覺時的眼睛」。圖源：wikipedia

不同文化環境中的精神分裂症有著不同的癥狀，這使得事情更加複雜。世界衛生組織曾以數項研究進行對比，拿美國和西歐的精神分裂症治療情況，和迦納、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作比較。在跟蹤觀察病人5年之後，研究人員發現，發展中國家的患者比發達國家患者「治療效果好得多」。在一項研究中，將近37%確診精神分裂的發展中國家病人在兩年之後消除了全部癥狀，而這個數字在美國和歐洲只有15.5%。在印度，將近一半精神分裂患者能找到工作，美國則只有15%。

（www.hdfoster.com/sites/hdfoster.com/files/users/user10/WhatReallyCausesSchizophreniawithp54.pdf）

（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5/07/job-hunting-with-schizophrenia/395936/）

研究人員們歸結出了一種理論：這些反直覺的發現，是因為一項關鍵的文化差異；發展中國家的人們過著更集體化、互相依賴的生活，這意味著人的精神狀態首先是社區導向的。與之相對的發達國家，一般來說更加個人主義——社會主流價值觀鼓勵自我驅動、自我激勵從而有所成就。

發展中國家的某些特徵有時也會使這種二分法不那麼絕對，比如發展中國家的醫療服務相對稀缺，有些國家還會污名化精神分裂患者。但是，針對美國少數族裔之間社會差異的一項研究發現，「有些少數族裔文化特徵能起到保護作用」。比如說，如果社群文化表現出富有同情心、善於交往的集體主義價值，那麼「精神分裂症的癥狀就會更加溫和」。

羅素·克勞2001年主演的電影《美麗心靈》中，飾演美國數學家兼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共同獲得者之一的約翰·福布斯·納什，納什也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圖源：giflife

科沙瓦說：「舉個例子，假設一個年輕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無法參與社交。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他有一個團結的大家庭，有同樣可能遭遇不幸的兄弟姐妹。他會感受到家庭的支持和包容。相比之下，在奉行個人主義的社會，他會感覺自己被拋棄了，無法融入。因此，在個人主義社會，精神分裂症會對一個人產生更加毀滅性的打擊。」精神分裂症社會學研究的頂尖專家拉塞爾·舒特（Russell Schutt）認為，社會的個人主義文化還會「削弱病人直面疾病、求助他人的動機，他們更不願意看心理醫生，也不參加當地社區的心理服務項目」。

病人本身的差異也會影響不同文化中精神分裂症的治療效果。2012年，北京大學從事社會認知神經科學研究的韓世輝（Shihui Han）教授曾開展研究，向中國（社會文化鼓勵相互依存）和丹麥（社會文化鼓勵個人獨立）徵集志願受試者，實驗要求志願者在腦中想不同的人，同時監測他們的顳頂交界區活動。實驗結果表明，當推測其他人的思考和意識產生過程時，兩組受試者的顳頂交界區都處於活躍狀態。

但是，當中國受試者想著自己的時候，他們的顳頂交界區也會活躍起來。研究人員用內側前額葉皮質的活動強度來衡量人的自我反映程度，丹麥受試者的內側前額葉皮質比中國受試者更加活躍。簡而言之，中國受試者的自我意識更加模糊，這直接影響了大腦中涉及精神分裂症癥狀的區域。

韓世輝的研究表明，來自於相互依賴程度更高國家的人，顳頂交界區的平均活躍水平更接近於精神分裂症患者。小林千代子·弗蘭克（Chiyoko Kubayashi Frank）是菲爾丁研究生大學心理學院的學者，她的一項研究表明，受試的日本成年人與兒童，其顳頂交界區活動水平越低，就越不易在日本文化的氛圍下感受到自我與外界的差異。

（www.ncbi.nlm.nih.gov/pubmed/19874972）

這同樣也解釋了不同國家居民群體看待世界角度的差異性：來自更加集體主義的民族的人更加相信上帝，也更關注某個場景的大環境；而個人主義色彩較強的民族往往忽略大環境，著眼於場景的焦點本身。這表明，在更看重集體主義的民族中，精神分裂者的思維方式更不易被質疑或污名化，因此，他們更不易感受到舒特所謂的「社會普遍壓力」——舒特認為，這種感受「具有加劇心理學疾病的生物學效應」。

（digitalcommons.un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376&context=psychfacpub）

（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35453）

馬利多馬來自於一個集體主義社會。他出生於布吉納法索達格拉部落，他的爺爺是一位遊歷世界後最終定居美國的知名治療師。馬利多馬將自己視為祖國文化和美國文化之間的橋樑，他認為「將民族的智慧帶向世界的另一個地方」就是自己存在的意義。馬利多馬笑稱，自己奉之為「事業」的東西是文化大使、順勢治療師和「聖人」的結合。他在布蘭迪斯大學攻讀了三個碩士學位和兩個博士學位。他在美國四處遊歷，主持儀式、諮詢傾聽、創作書籍、發表演講。有時，他稱自己為「薩滿」，因為人們理解這個詞語的含義，這也與他在布吉納法索部落中的「titiyulo」的頭銜相似——一個不斷探詢其他維度的人。

迪克第一次聽說馬利多馬，是通過分析心理學家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當時，馬利多馬正在為這位心理學家寫作傳記，同時，弗蘭克的治療也處在停滯時期。從20歲到30歲，弗蘭克大多數時間都住在各種各樣的社群家庭中。他最喜歡的一個社群家庭名叫「地球之家」，是一所私營機構，比其他社區家庭的組織水平更好。「地球之家」開辦課程，訓練學員的領導力，營造了充滿愛與關懷的環境。弗蘭克在這裡結識了親密的朋友，還出演短劇。迪克對此感到十分高興：弗蘭克生病後，他的生活從未如此充滿友愛與目標。

正是由於這樣的良性交互（社群還能幫忙提醒患者按時服藥），在西方醫學中，社群已經成為治療精神分裂症所必須考慮的一部分。回顧了66項科學研究後，智利聖地亞哥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基於社群的社會心理干預，顯著地減少了患者的負面發病癥狀、住院時間和藥物濫用現象」。患者定期服藥、擁有工作、享受友誼的概率升高了，為自己感到羞恥的可能性降低了。美國研究人員也發現了類似的結論。

但是，對於迪克和弗蘭克來說，還有一個問題——在「地球之家」接受治療，每月需要花費20000美元。迪克幹了一輩子記者，出不起長期接受治療的費用。親朋好友接濟這對父子接受了「地球之家」16個月的治療後，迪克決定不再拖延「不可避免的事情」。迪克驅車將弗蘭克送回了波士頓，安排他進入另一家水平不高的社群家庭機構。在那裡，隨著時間的推移，弗蘭克的病情惡化了。

之後不久，在2012年左右，迪克決定去找馬利多馬。他和馬利多馬電話交流之後，在洛杉磯城外的奧哈伊小鎮見到了他。一年之後，兩人在牙買加再次相見，這一次，迪克帶上了弗蘭克同行。

弗蘭克與馬利多馬：後者將弗蘭克視為同道中人。圖源：迪克·拉塞爾

馬利多馬在牙買加的晚餐桌上第一次見到弗蘭克的時候，他立即意識到了眼前之人與自己的相似之處，他說：「我們之間存在的某種聯繫在那一瞬間清晰了。」當精神分裂患者遇到「薩滿」，「薩滿」搖著頭，抓住弗蘭克的雙手，彷彿這是一次久別重逢。他對迪克表示，弗蘭克像是他的「同道中人」。馬利多馬相信，弗蘭克就是一位美國版的「titiyulo」。他認為，事實上，很多文化中都存在這樣的「titiyulo」，人們甚至不能選擇要不要成為這樣的「titiyulo」——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每一個薩滿在最初都會遭遇危機，他們與那些被認為患有『精神分裂』、『精神錯亂』的人十分相似，當靈魂崩潰之時，成為薩滿的旅程也就開始了，」他說，「某一天，他們看起來健康正常，像普通人一樣，但是，第二天他們就表現怪異，做出對他們自己和整個村莊來說都很危險的事情——聽到或看到客觀上並不存在的東西，行為偏激、大喊大叫。」

不久後，弗蘭克通過用藝術的方式表達自我，獲得了慰藉。左圖是他在牙買加演奏鼓樂的場面，右圖是他的一幅畫作。

當「薩滿」出現的時候，達格拉部落的住民齊心協力，試圖為這個精神崩潰的人提供治療。「治療方法」包括舉辦一場熱鬧的儀式，人們跳舞、歡呼，大有慶祝節日之態。馬利多馬記得曾目睹姐姐「接受這樣的治療」。「我的姐姐直到深夜都在尖叫，」他說，「但是人們卻在她的身邊尋歡作樂。」

通常情況下，這種難以控制的崩潰會持續大約8個月，之後，一個全新的人就會出現。「你必須經歷這種有些激進的啟蒙，只有這樣，對整個群族而言，你才能變得比活著的人更有價值。」馬利多馬還說，如果一個崩潰著的人不在一個族群里生活，那麼他將難以痊癒，他相信，這也是弗蘭克得病後惡化的原因。

馬利多馬說，如果弗蘭克出生在達格拉部落，在這裡經歷了令17歲的他逃出公寓的靈魂崩潰，族群將會立即在他的周圍舉行集會，像她姐姐經歷過的那種集會。之後，部落成員將會進一步為他治療，並幫助他重返社群。一旦他得以痊癒，他的地位將會變得顯赫。「他將會成為精神領袖般的人物，能夠洞察周圍人內心深層的問題。」

精神病學家約瑟夫·勃利梅尼的《薩滿在我們之間》。書中列舉了精神分裂和薩滿之間的關聯。圖源：Goodreads

馬利多馬並非將薩滿與精神分裂者聯繫起來的第一人。精神病學家約瑟夫·勃利梅尼（Joseph Polimeni）曾就此寫過一部專著，名為《薩滿在我們之間》（Shamans Among Us）。書中，勃利梅尼提到了兩者之間的關聯：薩滿和精神分裂者都相信他們有魔力，能聽到不同尋常的聲音，並有過出竅的經歷；成為薩滿的年齡一般在青少年晚期到二十歲出頭，也與男性通常被確診為精神分裂症的年齡（17-25歲）相同；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男性多於女性，薩滿亦然；薩滿的流行程度（每60-150人中有一個薩滿，與早期人類社群的規模相近）與全球精神分裂症的發病率（大約1%）大致相似。

這個理論並沒有獲得廣泛的支持。批評者指出，薩滿教巫師能夠根據自己的意願隨意進入或退出宗教狀態，但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無法控制他們的行為。但斯坦福大學的神經生物學家羅伯特·薩波斯基（Robert Sapolsky）曾預言一種類似且更為廣泛接受的理論：許多諸如薩滿巫師、先知者的「精神領袖」，實際上可能患有「分裂型人格障礙」。出現這種癥狀的人多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親屬，但他們的癥狀比病患相對溫和，比如，他們可能有獨特的語言方式或一些「後魔幻」層面的思維，而這往往與創造力和高智商相聯繫。這種理論聽起來與馬利多馬的癥狀十分吻合，他從未經歷過「靈魂的崩潰」，但他的兄弟姐妹有過這樣的經歷。

無論弗蘭克的病症是否能幫助他在其他時間、其他地方成為薩滿，達格拉部落對患者「治療」過程中的三項核心因素（早期干預、族群與最終目的），與科沙瓦、舒特、羅森海克等人引證的三項藥物外補充治療——早期干預、社群支持和僱傭——是一致的。迪克也許與達格拉部落的「激進啟蒙儀式」無緣，但馬利多馬建議他將這一方法的其他維度引入兒子的生活，包括適當的儀式與其他有目的的活動。

離開牙買加回到波士頓後，弗蘭克與馬利多馬通過電話保持聯繫，他與迪克走訪了許多替代療法治療師的家庭與小診所，這些治療師均以溫暖而充滿鼓勵的方式來對待弗蘭克的妄想念頭。迪克也開始鼓勵兒子，當弗蘭克希望迪克將自己的一些想法寫進他自己的回憶錄時，比如「海豚的汗水是一種啤酒添加劑」，迪克爽快地照做了。迪克說，這些嘗試不僅沒有激起弗蘭克更多的妄想癥狀，反而產生了「地面效應」。他們向他證明，他擁有尊重他和他的能力的朋友和家人。迪克在他的回憶錄《我的神秘兒子：在精神分裂者和薩滿巫師之間切換的人生通道》中寫道：「如果弗蘭克的一些夢想只能存在於想像的時空里，那就讓它在那裡吧，我已經意識到了這些東西對他而言有多重要。」

父與子：如今，弗蘭克·拉塞爾能更容易地控制自己的癥狀，他與父親的關係也更深一層。父親說，兩人「通向薩滿的旅程」改變了他對於疾病和健康的看法。

這種方式效果奇佳。5年前，在沒有遇到馬利多馬的時候，弗蘭克對進入社會情境的興趣很低。37歲時，他去了新墨西哥和緬因州旅行，還參加了機械工程的課程。如今，他已是一位極具創造力的爵士鋼琴演奏家，他的房間堆滿了他自己創作的圖畫和金屬工藝品，其中蘊含了大量他本人的原創意象和象形語言表達。

他不曾痊癒，他還偶爾能聽到奇怪的聲音，併產生妄想。他依然住在社群家庭中，但藥物服用量已經減半。他的體重有所減輕，也沒有任何糖尿病癥狀了。他的父親和醫生都說，他更加彬彬有禮、顧慮周全，生活也更加充實。他依舊有難熬的日子，但越來越少，出現的頻率也越來越低。

也許，幫助弗蘭克改善狀況的最重要因素，恰恰是他看待自我的方式轉變。不僅僅是個「瘋人」，他還是一位作畫的詩人、一個旅行者朋友、一個非裔美國人、一個焊工的學徒。

最近，他還成了一個「薩滿」。2月的時候，弗蘭克和他的父母前往布吉納法索拜訪馬利多馬，在那裡，他參與了當地的治療儀式。在3月初回到波士頓前，他在那個村莊里住了4個星期。迪克和馬利多馬沒有太多地透露儀式的細節，只說弗蘭克對儀式的反應讓他們看到了希望。

這次的經歷同樣改變了迪克的看法。「我從未想過自己會參加海邊的聖水儀式。」他說，但他確實這麼做了。在幫助兒子康復的過程中，他發現自己對於健康和疾病的看法也改變了：「精神病症患者之所以深深陷入到他們創造的另一種現實之中，是因為他們想進入那個世界。我們自己也很清楚，我們以為的那個真實的世界其實加入了許多其他層面的東西——神秘的滲透一直存在，它們的統一甚至也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至於傳統藥物的服用效果……就迪克所知，科學家們還沒有研究過第二個像弗蘭克這樣的案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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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微信號liweitan2014），神經基礎研究、腦科學、哲學……亂七八糟的什麼都有。反清新，反心靈雞湯，反一般二逼文藝，反基礎，反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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