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後，文學史將怎樣談起李敖

最新 03-19

「五十年、五百年中國白話文的前三名，都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心裡都為我供了牌位。」在《獨白下的傳統》扉頁上，李敖寫下這段話。

終於，李敖無法再為自己辯護了，由此留下一道巨大的難題：文學史將怎樣給李敖定位？他真能列入前三名嗎？

就此話題，可能會爭論上許多年。

他是一個無法定義的作家

李敖一生著述甚豐，《李敖大全集》多達80卷，共計3000萬字。他自稱：「比梁啟超、魯迅、胡適，我比他們寫得多得多。什麼原因呢？因為我很單純，我跟別人不來往，婚喪喜慶不喜歡，吃喝嫖賭也不參加，所以我很多時間都在寫作。」

李敖的創作是一筆很難評估的遺產。

從雜文角度看，李敖寫作自成風格，對一代讀者影響甚深，太多年輕人因李敖的文章而猛醒，開啟了尋找自我、建構自我之路。

從文學自身角度看，雜文是易碎品，隨著時代背景改變，作者與讀者「心心相印」「盡在不言中」的默契也將消散，面對文本，後人難免陷入無法達詁的困境中。

雜文是匕首和投槍，短期有效用，代價是犧牲長期效用。

李敖寫過小說，據他自稱，曾正式接到諾貝文學獎審核小組通知，《法源寺》已被提名。

且不論諾獎評審是否有發通知這個環節，單從技術角度去讀《法源寺》，實在難以恭維——其中絕少刻畫與描寫，完全由人物的大段議論拼成。李敖無意將讀者帶入故事中，而是沉浸于思想左右互搏的表演中。這種寫法，恐怕只有退回巴爾扎克時代才成立。

李敖小說寫的不算好，詩寫得也不太好，比如這首《我將歸來開放》：

因為我從來是那樣，

所以你以為我永遠是那樣。

我改變得令你難以想像，

壞的終能變得好，

弱的總會變得壯。

誰能想到醜陋的一個蛹，

卻會變成翩翩的蝴蝶模樣。

像一朵入夜的荷花，

像一隻歸巢的宿鳥，

或像一個隱居的老哲人，

我消逝了我所有鋒芒與光亮。

漆黑的隧道終會鑿穿，

千初的高岡必被爬上，

當百花凋謝的日子，

我將歸來開放。

直白、淺露之外，措辭僵硬，韻腳也極呆板。這首詩寫於22歲，完全看不出「少年天才」的氣息。

李敖自命「文化空中飛人」，對具體而微的專業性向來不感興趣。他的文章不中繩墨，卻為何能贏得讀者的喜歡？

李敖為什麼這麼沉迷於「罵」

李敖文章魅力來自「罵」，它們以潑辣、大膽、犀利著稱，卻又暗含規範。

李敖打出的旗號是「頑皮的自由主義者」，努力接續胡適、殷海光、雷震所造就的傳統——李敖不僅秉持近似立場，且同樣注重證據的紮實、經驗邏輯的運用和語言的明晰。

王崇武曾稱讚李敖早期文章有「陳獨秀的氣勢，胡適之的明暢，魯迅的鋒利」，李敖將此語寫進寄給戀人王尚勤的信中，可見他認同這種結合。

奇怪的是，在李敖的文章中，「胡適之的明暢」漸漸推後，「陳獨秀的氣勢」「魯迅的鋒利」漸漸凸顯，體現在三方面：

首先，別人批評處，他必然要徹底推翻。

其二，對倫理、文化中的含混論題，如怎樣看待「孝」等，必然徹底否定。

其三，於常情處欠寬容。對父親，對自己的精神偶像胡適，對授業恩師姚從吾，李敖皆有諷評。

凡此種種，均給人「為反抗而反抗」的印象，「反抗」成了李敖創作中最堅挺的商標，究其根本動力，可能來自兩方面：

一方面，李敖少年漂泊，半生困頓，人生最初的成功皆由反抗而成，這使他產生了路徑依賴。李敖能成名，全靠在《文星》上與胡秋原、徐復觀打筆仗，他曾批評舊《文星》的風格：「那樣溫吞吞地辦上四年，不能鼓動風潮，不能造成時勢，不能一言而為天下法，不能使老頑固血壓高。」在筆戰中，李敖融學術討論與人身攻擊於一爐，終使《文星》被勒令停刊。

另一方面，李敖早熟，飽受性壓抑的折磨。他10歲開始手淫，20歲時才與同學羅君若有了真正的性經驗，不久又與羅分手，從此產生嚴重的「厭女症」。焦慮、迷惘、失衡等心理創傷曾長期陪伴李敖。

李敖投靠胡適思想，是為了反抗社會，但在反抗心理催逼下，他找不到繼續反抗的目標，只好反抗胡適，這使李敖不得不走向「頑皮」。

時代徵用了李敖的「頑皮」

正是「頑皮」，而不是罵，為李敖贏得而讀者的青睞。

畢竟，從沒有一個時代，年輕人被賦予如此大的壓力——他既要接受傳統文化（那被稱為家園，誰拒絕接受，誰就無法獲得文化身份），還要接受現代文化（否則就被認為沒能完成「人的現代化」，失去安身立命的根本）。這些壓力以民族、國家的名義被施加，可真正走出校門，才發現養活自己並不是件容易事，那些關於永恆與人類命運的思考，其實無法充抵成現金，以代稻粱謀。

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撕裂了人們的現實感，他們需要一把鎚子，以砸碎「不得不如此」「合乎邏輯」的外殼，即使裡面並無真相。

於是，李敖的犀利成為稀缺品。

在胡適、殷海光等人的眼中，李敖是萬馬齊喑中的一個變數。他們不在乎他是否完美，只是需要他的攪動，他們沒意識到：李敖的批評並非自由主義，而是後現代主義，即使沒有具體主張，李敖的批評也是成立的。

讀者需要李敖，因為他代言了他們心中的不滿。所以李敖絕不能停下來，絕不能成為建構者，他只有變得更加犀利、更加決然，才能贏得更多的掌聲。李敖的批評往往指名道姓，往往沉醉於對具體人的羞辱，而非對人類普遍命運的沉思。

當法律沒收了以往熟人社會中可以任意施用的暴力時，李敖文章成了一種代償。

有多少人能忘懷第一次閱讀李敖時的那種暢快呢？又有多少人曾被李敖的鋪張揚厲所震撼？

對於被封閉在課堂、格子間、家庭中的人們，李敖提供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只要夠本事，那麼想罵誰就可以罵誰，你可以將自己的價值原則凌駕在別人之上，而那些所謂的聖人文章、道德律條，其實都是紙老虎，根本沒有約束力。

李敖行文尚氣，不論長短，總能一氣呵成。每至一個高潮，李敖不是閑筆盪開，而是繼續加重文氣，將文章推上新的高潮。因此頗有咄咄逼人、浩瀚無垠的氣勢。

李敖批評余光中「文高於學，學高於詩，詩高於品」，批評三毛「無非是白虎星式的克夫、白雲鄉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國際路線和白開水式的泛濫感情而已，她是偽善的」，都有讓人無法應對處，因為這些批評跨越範式，從批觀點蔓延到批道德，最終以人格侮辱為結，直接探到讀書人的底線。

楊照先生曾說：「如果生在一個正常、寬容的時代。李敖可能以他的聰明才智完成傳世史著，也可能以他的叛逆精神闖出一番名號來，然而他就是一個史家、一個叛逆者。正因為有這樣一個不寬容的時代，才真正徹底激發出李敖絕對個性中所有的天才能量，才讓李敖變成一個沒有頭銜卻已不需要頭銜、超越頭銜的、獨一無二的李敖。」「不寬容的時代造就了一個不寬容的反叛者。」

其實楊照先生忽略了，在後現代社會，寬容沒有市場價值，只有不寬容，才更有消費性，才能撓中大眾心中的癢。我們喜歡李敖，恰恰是因為那份粗野，抵消了現實生活的過分精緻。

我們都還沒找到「應該做的事」

時代塑造了李敖，並迫使他只破不立。

因為，現代化是強行擠入我們生活的，它是我們想拒斥而未能成功的異端，它與我們的歷史毫無接續，與我們的心靈毫無溝通。即使會為迅速步入現代世界感到一點點自豪，在內心深處，我們依然對其缺乏成就感。

換言之，過去百年只是異態，它更像一挫折，而非一個成功。

在此背景下，說「不」永遠比說「是」更貼近實情。在《回憶錄》中，李敖這樣形容自己：倨傲不遜、卓爾不群、六親不認、豪放不羈、當仁不讓、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撓、勇者不懼、玩世不恭、說一不二、無人不罵、無書不讀、金剛不壞、精神不死——居然用了整整16個「不」，但用了這麼多「不」，真能拼出一個完整的自我嗎？

知道什麼是不樂見的，卻不知道什麼是樂見的。在否定中，每個人都在艱難地摸索著自我，而這個摸索以虛無主義開場，註定會以虛無主義結束。

1967年，李敖寫下了《我們相信》，它不算太好，卻很真誠：

我們相信

我們會等到那一天

我們會製造那一天

而我們

不是陰天的烈士

或是

逆流的殉葬者

我們不單是為唾棄

他們而生

我們有我們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