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哪本書，能把你領進讀書的大門就是「對的書」
選什麼書讀有沒有高下？
這是個經常被問起的問題，潛台詞似乎是說存在一條讀書鄙視鏈，如果從文學體裁分就是：讀詩比讀小說高級，讀小說比讀散文高級；如果按時間分就是：年久的比晚近的高級；如果從受眾分就是：讀者少的比讀者多的高級……最終還是會歸結為：經典的比流行的高級。
這話似乎不錯，也是讀書愛好者普遍認可的一條常識，但是此處還是有一個bug，就是沒有考慮對象的差異性。舉個例子：假設你對一個根本沒法靜下來讀《紅樓夢》的小少年說：「《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峰，不讀不是中國人」，這就近乎恐嚇，估計這個人和這本書從此互斥了。
書的品質、境界是有高下的，但對讀者而言，並不是越高級的書越能把他領進讀書的大門。就像林語堂說的：對於喜歡的書，你和作者彷彿是「異代的知音」，地球上幾十億人，是不可能只有同一個知音的。文學性強、思想價值高並不意味著是「必讀」的。《白馬嘯西風》的結尾表達了一個類似的觀點：「江南有楊柳、桃花，有燕子、金魚……漢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儻瀟洒的少年……但這個美麗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國人那樣固執：『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
做了這麼多鋪墊，下面正式入題：我為什麼要和同事們合作開設「金庸小說閱讀」選修課。如果有關心我的學生、同事和朋友們問及：身為FZ語文組老師，為什麼不開設大家經典閱讀選修，反而去帶學生讀通俗娛樂小說？請仔細閱讀前四段，尋找答案。
不管是從哪一本書哪一位作者開始，能讓讀者感到有趣又不滿足於有趣的，這就是讀者個人的閱讀起點，而培養閱讀興趣，能以此借力打力，有具體的對話情境，逐步引導的效果會好一些。我們不妨跳開一步，把我們認為的「必讀的書」變成學生們「想讀的書」，「在讀的書」。高中語文教材編寫組成員，北大溫儒敏教授曾表示過：「整本書閱讀要列入教學計劃，但這是很特別的課型，特別在課內講得少，主要是課外閱讀，是學生自主性閱讀。」——所以「課外閱讀」才是整本書閱讀的關鍵，而閱讀興趣應該排在閱讀方法之前。無論必修還是選修，無論經典還是流行（實際上金庸作品正在「退流行」，九十年代北大的專題研討會和上個月英文全集的出版反倒表現出「准經典」的樣貌），能幫助教給學生「一書一法」，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總不錯的。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如果不考慮個體差異，我認同直接從經過時間考驗的經典作品開始，閱讀效率和收益會更高，這就像「站在人類文明的制高點上俯瞰」，這也是我們帶領學生細讀《鼠疫》、《約翰?克里斯朵夫》、《百年孤獨》、《月亮與六便士》、《紅樓夢》的動機。
就「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這一點， 我又想起一個例子：高二學生學習《唐詩宋詞選讀》，對於「某字好在哪裡」「某句好在哪裡」「某聯好在哪裡」常常一臉懵，其中固然有審美經驗和能力的問題，但是也有別的困惑：「好壞」是相對的，沒見過「壞」的，「好」就是常態，「從來如此」，也就容易熟地無風景，感受不出好處來。教材收錄了杜甫爺爺杜審言的《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宦遊思歸之作向來不容易引起學生讀者的共鳴，「鑒賞」「稱好」實際上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類型詩的套路。由於出路逼仄，選擇較少，做官的收益在ZZ社會是收益較大的一種，這也是當今許多熱衷奔突於官場的動因。杜審言也和大多數人一樣，奔競官場，擅長酬和應制之詩，大概日子過得比孫子杜甫好太多，深寓人生況味的作品就太少，寫了一批飯局應酬之作後，《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是其中少數拿得出手的。但多數人是看不到那「一批」的，也就不可能感受到什麼「風神初振」。「經典」，是超越時代的，但了解它們超越了怎樣的時代，也是一種文學、文化學習的價值。
什麼人，什麼年齡，什麼時代，什麼文化會親近金庸小說？我聽同事說喜歡王小波的人也多少會讀點金庸（印象不深了，好像是這個意思）。這基於同樣的道理。
梁羽生在《金庸梁羽生合論》一文中，頗自負於自己的國學修養和詩詞造詣，對金庸則以「洋才子」稱之。金庸自然不喜歡這種論調，他辯解說：「中國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著的血，永遠分不開的」。何平則認為：「金庸小說有著強烈的漢族中心主義，對漢文化圈以外，華夏文明以外的文化狀態和文明成果缺乏細緻觀察/深入體會的耐心和推己及人/對等平視的姿態，多少取一種獵奇態度」。沒有對西方文化的吸收或借鑒，金庸小說達不到今日的高度，但這種借鑒，反而更強化了他的中國特質。金庸小說以及金庸本人，其品質「全然是中國的」，中華文化最美好的東西，在金庸身上皆有所呈現，而中華文化中致命的缺陷，金庸也無從倖免。上世紀末的「金（庸）王（朔）之爭」多少也是這種衝突的體現。再舉個例子：金庸小說中理想人格的化身在強者為尊、無法無天的江湖上歷經磨難，往往最後的選擇是避世，對人間痛苦或逃或避，勉強救出自己罷了。令狐沖退隱山林（《笑傲江湖》），袁承志遠走海外（《碧血劍》），狄雲重返雪谷（《連城訣》）……這些人物出身不同，背景不同，遭遇不同，甚至感情經歷也不同，但他們的選擇和賈寶玉（《紅樓夢》續作）出家當和尚恐怕可以說是本質相近，具有某種寓言意味。避世作為個人選擇不失為一條出路，但作為一種文化或制度可能根本不算是路，因為不可能讓所有人都隱居或出家。這預示著在文化的封閉結構中已經找不到新路了。明年是「五四」百年，話題自然就又回到了「新舊」上，讓我們不忘初心，砥礪奮進。這時候讀讀金庸，也是極好的。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著名詩人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但不是很多人知道現代文壇另一位著名詩人穆旦是金庸的堂兄。穆旦本名查良錚，他和本名查良鏞的金庸精神氣質上都有「洋氣」的地方，但與金庸得以揚名的中國氣質不同，穆旦「最好的品質全然是非中國的」。這個評價出自金庸的浙江同鄉，畢業於西南聯大的王佐良教授。「（穆旦）一方面最善於表達中國知識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質卻全然是非中國的，在別的中國詩人是模糊而羽毛樣輕的地方，他確實，而且幾乎是拍著桌子說話」。穆旦的文化底蘊仍然是緣出中國傳統文化，但他自覺地吸收異質文化之長，作為「報業大亨」一手寫社論一手寫小說的金庸也未必能兼善若此。
有一個笑話是：曹雪芹最怕「紅學」，魯迅最怕「魯研」，想來金庸也會害怕「金學」。如果從興趣開始的閱讀，能開啟閱讀的興趣，自覺讓更多的光透進來，你就不必計較先讀金庸小說還是先讀托爾斯泰。三歲還不怎麼會說話的郭靖是不能一上來就練降龍十八掌的，三歲也未必能看到老，誰想到這個「先天愚兒」表現的郭靖後來成了守城襄陽的大俠，而且還能估算人心，留下「倚天屠龍」的預言和秘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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