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鮮為人知的中日貨幣戰，民族大義敵不過人性……

原標題：抗戰鮮為人知的中日貨幣戰，民族大義敵不過人性……

八十多年前國人奮起反抗日本侵略，中日在各條戰線展開殊死搏鬥之際，金融領域的「貨幣戰」也是刀光劍影、驚心動魄。然而，這場貨幣戰並不為國人所熟知。

中日之間這場貨幣戰究竟是怎樣進行的？給中國，給戰事發展又帶來哪些影響？

抗日戰爭時期的中日貨幣戰中日貨幣戰的本質，其實是物資戰，貨幣只是一個載體，大後方和淪陷區之間的物資搶奪，才是這場戰爭的實質。中日進行貨幣戰時，雙方因應時局調整戰略，日本先吸收法幣後再排斥，中國則採取相反的策略。但無論雙方實施怎樣的貨幣戰略，都是需以淪陷區與後方之間貨物走私來依託……

戰爭前期，日本向中國走私貨物吸收法幣，套取中國外匯

中日全面開戰前夕，日本就開始部署金融戰，本打算「為了使敵人喪失抗戰能力，並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應設法造成法幣的崩潰，取得中國的在國外基金，由此在財政上使中國現中央政府自行消滅。」但是，日本要發行新貨幣代替法幣卻是困難重重。當時上海三菱銀行分行行長吉田也認識到問題所在：「在今日法幣基礎尚稱堅固之時，實不宜對法幣加以直接打擊」，因為「中國人皆認為日本無經濟實力，故若在華製造新通貨（貨幣），必須能自由購買外匯，自由買賣商品方可。」

當時法幣是唯一能夠購買外匯的，所以日本許多經濟學家主張當法幣可供換取外匯時，與其破壞法幣，不如利用法幣，更能符合日方利益。於是，日本政府修正政策，改為吸收法幣，在上海外匯市場套取中國的外匯存底。

日本主要通過向中國走私貨物來吸收法幣。中日正交戰之時，日本或者淪陷區與大後方之間的商品貿易都是非法，屬於走私。時任經濟部部長翁文灝提到日本吸收法幣的情況：「 日本對華輸出，雖在嚴厲執行查禁敵貨之下，仍有漸增的趨勢，如一九三七年總值一萬五千餘萬元，一九三八年為二萬萬餘元，一九三九年為三萬一千餘元，一九四0年則增至四萬六千餘萬元。」這是官方的統計，而民間的資料顯示日本吸收的法幣總額更大，大部分均估計法幣每年流出額為二億至六七億之間。

走私成為民眾的謀生路，商人及農民幫日本私販日貨進入大後方，獲利匪淺

日本向淪陷區輸入貨物，為戰時民眾造就了一條新謀生路，據當時報刊記載：

「 抗戰的初期，一般的遊資所有人，受戰事的激變，尚沒有功夫去做商業運販的行為，同時大的交通路線……停止營運，結果一般的小商人及農民便以腳踏車擔挑的工具，輕裝簡便輸入淪陷區中私販日貨入境，一時獲利匪淺。民國二十七年之後，一般大的遊資商人，也已看準了走私的途徑，於是也就浩浩蕩蕩地做起販運日貨的走私經營，一時大小商人，均是市利三倍，小資本商人，除了已經變為大的商業資本之外；一般者，則以原有之少數資本，已不能在賣原有數量之貨物，不得已只好放棄這種販運行為，而讓那資歷雄厚的所有獨獲巨利。……」

政府限制法幣外流，但是成效有限

為了防止國內資金外逃與外匯耗損，抗戰初期，政府限制民眾攜帶法幣出行，但成效有限。許多民眾私自攜帶的法幣都超過限額，鮮被查獲；再譬如軍費，在大後方和各戰區，「中央部隊軍費往往都是法幣……每個月約有法幣三千一百二十萬流入戰地，由於經濟封鎖未臻嚴密，敵貨未根絕，以十分之一為流入敵偽金庫，已是最低估計。」

38年法幣貶值，日本在淪陷區禁用法幣推行偽鈔，以法幣搶購後方物資，向後方輸出法幣

抗戰前期，日本持續向中國輸出貨物，大部分以法幣作為結算，然後將法幣兌換成外匯，法幣匯價的漲跌對日本在華貿易有極大的影響。因此，當利用法幣得到的外匯所得，已漸因匯價變動而不再合乎經濟效益時，日本便不再利用法幣套取外匯了。1939年前後，法幣逐漸貶值，日本在外匯市場套利不易後，便在淪陷區推行偽幣，排斥法幣。一九三九年，華北嚴禁法幣，至1940年初，日本在鄂、魯、皖、冀各省「每晚點驗商號款項，其中倘有我方法幣即加以沒收或毀滅，故在城內，法幣幾乎絕跡」，民眾若被發現違例使用法幣，就遭槍斃。

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接管了滬港英美所屬的銀行，此時套取外匯已不可能了，而戰事進入持久戰之後，物資成為了勝負的關鍵，日本一方面在淪陷禁用法幣，使困居大後方的國民政府無法運用法幣搜購淪陷區的物資，同時又以其收存的法幣搶購大後方物資。

1940年前後政府暗裡向淪陷區輸出法幣，蔣介石組織「走私人員」到淪陷區搶購物資

1940年，政府已經注意到「現在流通與游擊區法幣，華北約三億，華中約十億，華南約二億，共計十五億，占目前流通總額三分之一……為避免後方通貨膨脹，必須保持法幣原有流通去，勿使流向後方，予敵偽濫發鈔票機會。」同年四月， 蔣介石下發《機密甲等三七三二號手令》，命令軍事委員會運輸統制局長何應欽「制定沿海沿江大小各口岸之防制，與政府進出口貨物在各口岸有計劃有系統之秘密運輸辦法，如能將其走私人員工具等組織起來，能為政府整個利用更好，望與交通部切實辦理為要」。蔣介石的手令下發後，政府各機構便執行，為避免引起非議，各機關在開會時候將「利用走私」一律改為「特種運輸」， 討論時保密。

1940年前後，政府雖然意識到法幣內流危險，所以暗地裡向淪陷區輸出法幣，但是由於通貨膨脹程度並不嚴重，故未引起當局的重視，直到1942年，政府才明令禁止法幣流回後方。

但是實際上日本排斥法幣，大後方只能以黃金向淪陷區換取物資，難以輸出法幣

政府最希望就是通過走私以法幣換取淪陷區的物資，既增加後方物資的供應，平壤物價減緩通脹，一石二鳥。但是實際上，日本也排斥法幣；為了換取必要的物資，大後方不得不選擇其他方式。當時政府主要是拿黃金向淪陷區換取貨物的。以1943年杜月笙派徐采丞搶購六千間棉紗內運為例，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少將唐縱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曾記載此事：。

據貨運局報告，現已向淪陷區運到之棉紗二千六百四十二件、棉布九萬七千九百五十六匹，約當大後方一月之產品。其辦法我以黃金向淪陷區換物資，再以物資向後方換回法幣，其法甚善。

而且大後方軍政商民為牟利，將後方物資販售到淪陷區，致使法幣內流

政府最不願意的就是，後方的物資被淪陷區的法幣換取。而這恰恰就是當時軍政商民為最喜歡的方式，他們拿在淪陷區已無流通價值的法幣在後方易得物資，再運回淪陷區販售，轉手即可賺取暴利。

由於日本在淪陷區禁止法幣流通，致使法幣在淪陷區貶值。一九三九年初，國人開始預測「淪陷區內之法幣，日漸減低價值，則法幣恐有通貨膨脹之可能。」在此情況下，大後方和淪陷區之間以法幣來計算的物價不同，法幣價值在大後方較高而在淪陷區較低。日方即利用人們賤買貴賣得牟利心裡，以淪陷區的法幣運到戰區及大後方購買物資，譬如，在華北，即「假平漢路北段運輸之便，將各種仇貨屯於新鄉、焦作、博愛、信仰等地傾銷，以所得本利溝通姦商，或暗地高價收買民間硬幣與白銀，或公然抬高物價，吸收豫北各縣出產。在華中，則以之購買米糧、蠶絲、茶葉、棉花及桐油，或提高收購價格（例如茶葉收購價格即高出後方四倍以上，以吸收大後方商人偷運出境。」當然，走私大部分都是權貴之人，擔任財政部緝私署長戴笠就曾明言：在東南走私經商的不是黨政機要就是軍隊，而純粹商人走私經商已不容易了。」——大後方為支持抗戰，物資本就匱乏，民生也因此窘迫；這種向淪陷區走私物資的行為，無疑使大後方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

蔣介石本打算組織「走私人員」到淪陷區搶購物資，但是金錢面前，民眾顯然不大領情。

政府見輸出法幣不易，便通過「中美合作所」偽造偽鈔來搶購淪陷區物資

政府見輸出法幣不易，卻又不願讓物資大量外流，便偽造淪陷區貨幣來搶購物資。曾任軍統局本部國際科敵偽股長的鄧葆光，回憶抗日時期偽造淪陷區貨幣時說：

「一九四二年，戴笠請美國代印汪偽中儲券和華北聯銀券的兩種假鈔票，分為一元、五元兩種，原則上利用偽軍和陰陽地帶（三不管地區）的游擊戰，向地區購買物資。」

這個代印機構，就是「中美合作所」，據當時與戴笠合作的美國海軍少校梅樂斯（Milton Miles)回憶：

「在上海西南約兩百里中美合作所的第一營地，……變成了一個把偽造日軍佔領區的偽幣，走私運進這個人口稠密、商業繁盛地區的騙子……每次開到第一營地去的卡車隊，平均在十輛車中，總有一、二輛是裝滿了一捆捆的紙，最後，調查統計局經濟作戰處的王撫州將軍透露了我一個秘密。據他告訴我說，多少年來，他們一直都在克盡厥責的仿造日本人發行的偽幣，散發出去……」這種偽鈔到底有多少？尚待考證。

結果：國民黨政策失誤，貨幣戰加劇中國通貨膨脹，日本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

1940年前後民國政府雖然意識到日本輸出法幣，搶購物資的危險，但是直到1943年才正式命令禁止法幣內流，取消限制法幣外流，但為時已晚。美國駐華代辦艾哲遜（George Atcheson,Jr)報告所說：「可靠證據表示日人以獲得的真法幣-沒收及以偽幣交換-收購中國物資，對中國經濟較偽政幣有更大危害。日人已使用相當可觀數量之法幣，據稱尚存有二十億元之法幣，因之使自由中國之物資匱乏而通貨膨脹。」

除此之外，日本通過貨幣戰給國民造成了很大的損失，據財政部統計，截至1940年為止，有報告顯示，46家銀行損失共達252,290,934元，全國金融業的損失為四億元。而日本發行的各種偽鈔，其實際價值摺合戰前法幣為十六億六千六百多萬元（這個數據意味著什麼？可對比：1937年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為4.12億元），已超過了戰前法幣的發行額。因此，日本基本上達到了「以戰養戰」的戰略目的。

結語

在中日這場貨幣戰之中，民族大義敵不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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