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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上海,「比虛構更神奇」的城市

3月底,上海歷史博物館將正式對外開放。上海的風雲變遷,將在這裡一幕幕重現。

從「江南的上海」到「中國的上海」,再到「全球化的上海」……

在變與不變中,上海如何成為自己,又如何繼續做好自己?作為上海學的倡導者和研究者,上海社會科學院近代上海史創新型學科首席專家周武有一番觀察和思考。

「如果你不知道秋天,

一片落葉有什麼意義」

解放周末:近代上海曾被譽為「東方的巴黎」,近年來也有人將其稱為「中國的佛羅倫薩」。兩個比喻演繹了怎樣的上海形象?上海究竟有何魅力,讓大家如此感興趣?

周武:近代上海不僅是一個工商業城市,而且在文化引領上也獨樹一幟。特別是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紅色文化在這裡激蕩匯聚,極大地增強了上海文化的吸引力、輻射力。在一定程度上,上海和文藝復興時期西方文化的中心佛羅倫薩可以互為印證。

客觀來說,近代上海是一個複雜的巨大存在。中與西、新與舊、傳統與現代、摩登與草根、繁榮與貧困,奇特地交織在一起,構成一幅斑斕錯雜的畫卷。因為複雜多元,所以不同的人看到的上海往往天差地別。「東方的巴黎」「西面的紐約」「冒險家的樂園」等褒貶互異的說法,呈現多樣性、複雜性和混雜性的上海形象,恰恰構成上海的獨特魅力。

解放周末:上海學這一概念是您的導師陳旭麓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由歷史學家發起上海學研究,是否意味著這一研究比較「厚古薄今」?

周武:上海學當然要關注當代上海,但現實上海是由歷史上海演變而來的,不了解「源」就無法真正了解「流」。不了解上海的歷史,不了解歷史潛在的種種可能性,怎麼可能深入理解上海的現實?坦率地講,一段時間以來,歷史的研究和現實的研究基本上是兩撥人馬。從事歷史研究的幾乎不碰現實,從事現實研究的也不願回望歷史,由此造成的割裂以及視域盲區,是上海研究領域的一個頑疾。

解放周末:就您的觀察來看,在上海研究中還存在哪些有待改進的地方?

周武:應該說,有關上海的研究成果並不算少。大到多卷本的通史、通志、辭典,小到一家影院、一條街道、一幢建築、一份報刊,都有專門的論著,有的還不止一本。這當然是好事,但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

例如,描述多而解釋少。描述當然不容易,但僅止於描述,就研究來說是遠遠不夠的。解釋不僅需要材料,需要理論,而且需要拓展視野。

又如,有形的研究多,而無形的研究少。以建築為例,鄔達克建築之所以能夠在上海大獲成功,本質上是因為他獨創的建築語言,不同於當時那些「強大與傲慢」的西洋式建築群。但多少有些遺憾的是,相關研究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個表達,難以做到「形神兼備」。

解放周末:一定意義上說,這些「短板」的存在,呼喚著上海學的發展創新。作為《上海學》集刊的主編,您認為上海學是否已經解決了「名正言順」的問題?

周武:上海學是一個有著清晰界定的學科範疇。它以研究上海為對象,但不同於上海史、上海志。上海學要研究上海的沿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自然狀態,但它們的排列不等於上海學。即使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也只是「上海大觀」或「上海概述」,算不得上海學。

上海學的要義在於以通貫整體的角度關照、解讀和詮釋上海。多年前,我曾跟哈佛大學孔飛力教授有過一次交談。我提及成語「一葉知秋」,他馬上接著說:如果你不知道秋天,一片落葉有什麼意義?我想,孔飛力先生想表達的意思是,細節、局部、碎片,只有在整體中,它的意義才會顯現出來。

所謂整體,意在破除學科壁壘;所謂通貫,就是把上海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貫通起來理解。要更完整、立體地呈現上海城市的興起、發展、困頓與轉型,呈現上海城市變遷過程中的變與常以及變中之常、常中之變,呈現上海城市的外在風景和內在精神。

從邊緣到中心,

「大上海」也曾是「小蘇州」

解放周末:一些外國人認為,開埠之前的上海只是一個小漁村。但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上海早就是「江南壯縣」。開埠之前的上海,到底是什麼樣子?

周武:開埠之前,上海「區區草縣」已變成「江海通津,東南都會」。這跟清朝康熙、雍正時期開放海禁有關。上海是典型的江南港市。港口盛,上海就盛;港口衰,上海就衰。隨著國內外貿易的發展,上海的地位日益突出。雍正以後,一向駐太倉和蘇州、比府衙更高一級的地方軍政機關蘇松太兵備道衙門移駐上海。作為一個象徵,說明上海已具備區域政治中心的功能。

但總體上看,開埠前的上海只是一個區域性港市。上海同長江航道、大運河航道的物流聯繫,大體是通過蘇州完成的。也就是說,蘇州是國家的物流運輸終點和起點,上海是蘇州的重要轉運港,因而又被稱為「小蘇州」。

解放周末:開埠前的上海為什麼不能更「往前一步」?

周武:根本的原因在於,當時上海的發展缺乏足夠的自主性。朝廷把海禁解除了,上海就發展起來了;朝廷一關門,上海就蕭條了。另一個因素是,上海地處江南邊緣和大運河漕運體系邊緣,在地理位置上沒有特別大的優勢。只有到海運取代河運的時候,上海的地緣優勢才顯現出來。

解放周末:上海能夠快速地從「邊緣」走向「中心」,與開埠有何關係?

周武:開埠前的上海,初步顯示城市個性和外向型特徵。但它的地位不僅在蘇杭之下,而且亦無法與府城松江比肩。開埠之後,上海與世界經濟文化的互動日益緊密,才逐漸成為樞紐之城和亞洲頭號商埠。

開埠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但並不是一開埠,上海就發展起來了。開埠後的最初10年,除了外灘陸續冒出洋行建築之外,往西依然是一派田園風光。上海的快速興起,還有另一個「大事因緣」。這就是19世紀五六十年代發生在上海及周邊地區的戰亂。具體來說,就是上海小刀會起義和太平天國江南戰事,逼迫人、財、物尋找「安全島」,上海由此得以興起。到19世紀後半期,以上海為中心、覆蓋東亞甚至整個亞洲的商業網路正式建立。

解放周末:一同開埠的,還有廣州、廈門、福州、寧波等。當時,這些城市的行政地位都更高,卻為何沒能像上海一樣快速崛起?

周武:有種說法認為,上海之所以發展得快,是因為擁有廣袤的經濟腹地。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要知道,上海的地緣稟賦和地理空間至少從宋代起就沒有太大的變化。只有到了開埠,特別是在太平軍「闖入」江南以後,上海以中心口岸的力量重塑區域經濟、文化版圖之際,江南才真正成為上海的腹地。

開埠後上海之所以能夠異軍突起,我認為真正的優勢在於國際化和工業化。前者使上海成為中外資本、技術、人才、信息、知識、思想的聚集和融匯之地;後者使上海成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祥地和世界工業中心之一,不僅工業門類最齊全,而且民族資本家和產業工人集中。

兩次跨越三次轉型,

造就了「更神奇的城市」

解放周末:近代以來上海的發展變化,您曾用「比虛構更神奇的城市」來形容,理由何在?

周武:開埠以來,上海經歷了近乎魔幻般的變遷。這一過程,可以概括為「兩次跨越、三次轉型」。

「兩次跨越」指的是上海城市空間兩次重大的擴展:一是跨越蘇州河。開埠之前的上海縣城由城壕和城牆環繞,空間狹小局促;開埠以後,隨著城北地帶的興起,上海城市空間快速推進到蘇州河南岸,並開始跨越蘇州河,一座座橫跨蘇州河兩岸的橋樑由東向西次第興建。二是跨越黃浦江。上世紀90年代開始,蘇州河上的「造橋運動」移到更寬闊的黃浦江上,上海進入浦東開發開放時代。

在跨越的過程中,上海城市還經歷了三次重大轉型。第一次以開埠為標誌,從區域性港市轉型為外貿主導的國際性「互市巨埠」;第二次以甲午戰爭為起點,從商業都市轉型為工商都市,1949年以後更進一步成長為共和國的工業基地;第三次以1978年改革開放為肇端,從功能單一的生產型城市轉型為大力發展先進位造業、現代服務業的國際化大都市。第三次轉型還在繼續,遠未完成。

這三次城市轉型,前後相繼,從根本上重塑了上海、再造了上海。由此可以說,開埠以來上海城市的歷史,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轉型史。

解放周末:您怎麼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

周武: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發展成為多功能的經濟、文化中心。不僅在亞洲首屈一指,而且躋身國際大都市的行列,成為僅次於倫敦、紐約、巴黎、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

有關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頗多。我想著重談一點較易被忽略的地方,即上海不僅形成集聚效應,而且產生了外溢效應。在近代上海工業化的進程中,無論是青島、天津、漢口、無錫,還是大西北,它們近代工業的建立,最初都是從模仿上海起步的。公共設施也是如此,基本上是從上海試點,而後在其他城市逐步推廣。

解放周末:「大上海」的口號,是不是由此正式叫響?

周武:大致來看,「大上海」是伴隨四個工業區興起而逐漸成形的。上世紀初,上海通過對外貿易積累了龐大的資本,轉而尋求就地生產。這首先要解決一個工廠選址的問題。

通常來說,工業用地有兩個基本要求:一是地價相對低廉,二是交通便利。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在當年的上海,只有蘇州河和黃浦江沿岸的地方。於是,上海就率先在這些地方形成了四大都市工業區。四個工業區興起後,「大上海」的雛形就出來了。其中的滬北工業區,即當年的閘北西區,以民間私人資本為主體。粗略統計,1910年閘北才2.3萬人,1926年就增至15萬人。抗戰之前,閘北一度成為華界最繁榮的工商業中心。

解放周末:「大上海」之於中國,有什麼不一般的意義?

周武:「大上海」的興起,創造了一種非常特別的都市類型。在它之前,中國的城市基本上是行政中心,城市的規模、地位與城市的行政等級大致相對應。「大上海」興起後,近代中國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另一個中心,一個不是靠政治而是因工商和社會發展起來的中心。

文化不要怕雜,

雜了才能產生新品種

解放周末:有人曾這樣說:最愚蠢的人到上海不久,可以變聰明;最忠厚的人到上海不久,可以變狡猾。這一評價,是褒獎還是批評?

周武:這應該是一種諧謔的說法。上海當然沒這樣神奇,但近代上海的確是一個大熔爐,有著相對自由、安全的環境,可以讓不同人群在此立足和發展。

對資本擁有者來說,上海是首選的投資場所;對謀生者來說,上海是機遇之城;對文化人來說,上海是理想舞台;對逃難的人來說,上海又是「諾亞方舟」……在兼收並蓄、海納百川的基礎上,海派文化得以枝繁葉茂。包括紅色文化,也是在這種生態中得以孕育、成長,並歷經檢驗,最後一枝獨秀的。正如陳旭麓先生所言:「文化不要怕雜,好像生物界,雜了才能產生新的品種。」

解放周末: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靠的是什麼?

周武:上海不僅是通商的大碼頭,而且是新知識的碼頭、新思想的碼頭、新文化的碼頭。在此基礎上,上海成為全國乃至整個東亞無可爭辯的文化中心。

當然,這並不是說其他城市、口岸在文化上就沒有貢獻。但真正影響整個國家的、足以牽動思想文化變遷走向的力量,是「大上海」興起之後才有的。我舉一個例子:1908年1月,光緒帝開了一個書單,包括《孟德斯鳩法意》《萬國國力比較》《歐洲新政史》《理財新義》等,要內務府照單購買,這個書單所列的書目,除5種由政治官報局刊印,其餘34種全部由當時位於上海的商務印書館編譯出版。

光緒帝開出這個書目並不奇怪。晚清時期,絕大部分新式讀物都來自上海。上海不僅是市民階層獲取新知的主要來源地,而且是廟堂了解新學的信息源。當上海的出版物成為皇帝讀物的時候,它衝擊和改變的就不僅僅是讀書人了。

進一步來看,上海之所以能成為影響力巨大的文化中心,根本的一點在於開放和包容。因為開放,上海成為典型的移民城市。其中,國內以蘇浙移民人數為多;國際上則來自英、法、美、日、俄等56個國家和地區,最多時達15萬人,大約100人中就有三四個外國人。人口的高度異質性帶來了文化來源的多元性,文化來源的多元性又提升文化的寬容性。

後來,這種包容性逐漸展現出一種「世界主義」。凡是國際上流行的學理、思潮、流派、風格,上海都有迴響和呼應。許多在其他地方不能存在的思想觀念,可以在上海存在;許多在別的城市遭排斥的文化潮流、藝術風格,可以在上海顯露崢嶸;許多在其他環境里不可能辦成的文化事業,可以在上海辦成;許多在別的地域無法生存的文化人士,可以在上海施展才華。

解放周末:信息化時代,「去中心化」傾向有所抬頭。在此情形下,上海文化還有機會再現輝煌嗎?

周武:新時代,上海要在文化上有所作為,應著力提升五種能力,即文化生產能力、文化組織能力、文化表達能力、文化融匯能力以及文化吸附、輸出能力。這五種能力,歸根到底要看吸引人才的能力。

真正讀懂上海,

需要具備三重視野

解放周末: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城解放。從此,「改造舊上海、建設新上海」成為這座城市的自覺意識和共同意志。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新上海是怎樣取代舊上海的?

周武:新上海取代舊上海是一個偉大的變革。短短數年間,娼妓消失了,鴉片消失了,幫會消失了,流氓消失了,盜賊消失了,綁匪消失了……上海呈現一派新氣象。

在經濟領域,由於中國遭受禁運等因素,上海「面向國內」成為歷史的必然。在由農業國轉為工業國的目標指引下,「發展工業就是發展經濟」成了上海的共識。這一重新定位,給上海帶來的變化是巨大的,其中就包括轄區的擴大。1958年,中央決定將原屬江蘇管轄的上海、嘉定、寶山、川沙、南匯、奉賢、松江、青浦、金山、崇明等10個縣劃歸上海市。轄區的擴大,為上海工業發展和產業布局提供了新的空間。

與之相伴,上海的工人數量迅猛增長。1949年,上海市區職工人數為93.7萬人;1958年底,這一數字增長至203萬。隨著主人翁意識的顯著增強,工人文化蓬勃發展。這為「工業上海」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1992年以來,上海得以再造「通向世界之橋」。對外來文化寬容接受的態度,以及契約精神、敬業精神、合理主義等被重新激活。政策的優勢,傳統的激活,再加上歷史的高度,使上海再度成為資本、人才、信息匯聚的「高地」。

解放周末:從「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從「中國的上海」到「世界的上海」,有什麼經驗值得總結、弘揚?

周武:近代以來的歷史充分說明,上海城市變遷與區域的歷史、國家的歷史乃至世界的歷史是休戚相關的。上海是連接東西方兩個世界的樞紐型城市。在這種連接中,口岸與腹地,本土與世界,傳統與現代,國家與社會,華人與洋人,各種因素彼此交織、互促互進。從這個角度來看,單就上海論上海,顯然無法把上海城市演變的情況生動而逼真地描繪出來。

事實上,要真正讀懂上海,需具備三重視野:

一是區域視野。上海地處中國的富庶之地,跟江南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關係最為密切。上海的居民有75%左右是江南移民及其後代。如果對江南缺乏足夠了解,是不可能理解上海的。

二是國家視野。上海的發展以及上海怎樣發展,歸根結底要對接國家戰略。因此,要理解上海,就必須準確定位,以及準確把握這種關係給上海帶來的影響。

三是世界視野。上海不但同全國大多數地區和重要城鎮息息相關,而且同整個東亞世界乃至全球網路息息相關。只有把上海放到世界變遷格局中加以考察,才能比較整體通貫地理解它的過去,把握它的未來。

人物小傳·周武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學》集刊主編,兼任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副所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上海城市史和中國學研究。

(轉載須註明來源:微信號「解放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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