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被罵「蠢豬式」仁義道德，到底是誰不要臉？
大凡社會轉型期都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往好里說，是棄舊圖新，銳意變革，「病樹前頭萬木春」；往壞里說，就是禮樂崩壞，綱紀凌亂，是非善惡標準產生變異。總之，是一個危機與生機並存的社會。
春秋就是這樣一個社會大轉型時期，以往至高無上的周王室失去了號令天下的權威，分封諸侯的政治野心大為膨脹，不再惟王命是聽，不再遵守綱常禮儀，僭越稱霸現象十分普遍，各國同處在一個大凌小、強並弱的政治形勢下。諸侯國為了增強各自實力，絞盡腦汁、千方百計，只顧結果、不擇手段，整個社會呈現出極端功利、道德水準急劇下降的狀況。
在這樣一個大的社會背景下，宋襄公無疑是個另類的人。說他另類，是因為他的言行依然恪守先朝禮儀，在常人眼裡顯得迂腐古怪得很。
齊桓公是春秋霸主，生前與宋襄公交好，曾將太子昭託付給宋襄公。齊桓公死後，公子無虧被幾個奸臣搶先推上了君位，公子昭無奈之下逃到宋國，請襄公為他撐腰。宋國本是個實力較弱的小國，但宋襄公為了兌現自己的承諾，仍然毫不猶豫地會聚諸侯，率軍伐齊，齊國人乘機殺了無虧，迎接公子昭即位，這就是齊孝公。
表面上看，這是宋襄公所恪守的禮儀誠信原則的勝利。其實不然。這件事成功得十分僥倖，也成功得十分冒險。以宋國國力，即便是加上幾個附和的諸侯小國（楚國等大國根本沒有聽從襄公的號令），也根本不是齊國的對手。所以，宋襄公的成功其實並非其能力和實力的必然結果，也非其恪守的傳統仁義禮儀的成功，而是齊國人內部權力爭鬥的偶然結果成就了他的仁義之名。
在宋襄公的眼裡，尋常人際、家國大計，都應恪守仁義禮儀之道，不應該巧詐詭秘、欺瞞無信。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天地間任何事情就有規則可言，任何問題都能有妥善的解決辦法。對於一個國家來講，即便是國力弱小、兵甲不足，只要修行仁義，就能凡事做到堂堂正正，就能獲得別國的尊重；反之，如果是一個無道之君，即使麾下兵強馬壯，也必然沒有好下場。所以，在率眾伐齊、幫助公子昭繼位後，宋襄公就想重修齊桓公之霸業。於是，與楚成王、齊孝公約定，秋七月大會諸侯結盟，推舉盟主。
楚成王早就覬覦盟主之位，便早早定下伏兵劫盟之計。公子目夷勸宋襄公說，楚人心懷叵測，我擔心你受到欺騙。宋襄公卻自以為忠信待人，不以為然。到了七月，宋襄公輕車簡從要趕去結盟。目夷說，楚國強盛又不講信義，你應該乘兵車去。襄公說，我與諸侯修好結盟，若帶兵車，豈不失信於諸侯？結果，在推選盟主的盟壇上，楚成王有恃無恐，率先發難，以預伏甲士俘虜了宋襄公。眾諸侯嚇得魂不附體，只好請楚王登壇，舉行儀式，尊其為盟主。雖然後來楚成王恐諸侯怪其不道，釋放了宋襄公，但盟主之位卻是牢牢地坐上了。這一次，宋襄公堅持誠信外交的原則，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卻沒能象幫助公子昭繼位那樣獲得幸運的成功，反而是顏面盡失，自取其辱。
後來，宋襄公才知道，楚成王最終登上盟主寶座，是鄭國國君首先提議的。所以，準備出兵討伐鄭國。鄭國於是求助於楚。楚成王決定直接攻打宋國以解鄭國之圍。
在春秋以前，講究騎士風度的戰爭規則。對陣雙方首先要排兵布陣，擺開架勢，當面鑼對面鼓，兵對兵將對將，憑實力說話。任何一方都不能採取諸如偷襲、不宣而戰、混水摸魚等不光彩手段來進攻另一方，否則就是違反戰爭規則，就會受到恥笑和唾罵，就是贏了戰爭，也會失去信譽和尊敬。而到了春秋時候，就不是這個樣子了。大家眼裡看到的只有結果，打仗的唯一目的就是獲勝，只要獲勝，不管採用什麼樣的手段。
只有宋襄公還堅守著古典的戰爭規則。宋軍在泓水岸邊列好陣型時，楚軍正在渡河。宋國右司馬向襄公建議，楚軍勢眾，應趁他們半渡之時，突然發起進攻，那樣楚軍必敗。宋襄公說，君子說：不能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不能擒獲鬚髮已經斑白的敵人；敵人處於險地，不能乘人之危；敵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敵軍沒有做好準備，不能突施偷襲。現在楚軍正在渡河，我軍就發起進攻，有害於仁義。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列好陣，我們再進攻。後來，楚軍渡過鴻水，右司馬又說，現在楚軍剛剛過河，我們應該乘他們立足未穩，打他個措手不及。宋襄公仍然不予採納。直到楚軍全部渡過河，列好陣，宋襄公才擊鼓進攻。結果，宋軍寡不敵眾，大敗而歸，宋襄公也受了傷，次年死去。
或許，宋襄公至死也不明白，為什麼只有自己始終不渝地遵守古聖先賢傳下來的禮儀和規則，而諸侯各國卻全然不顧禮儀廉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甚至連自己身邊的人都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不以為然？為什麼自己畢生講求誠信仁義，到頭來還是敵不過那些貪婪、無恥、狡詐、無信的暴發戶？
其實，要回答這個問題非常簡單，因為在春秋時代，宋襄公所代表的禮儀仁義至上的價值觀，已經被天下人毫不吝嗇地拋棄了，而同時代的其它人所信奉的是利益至上的價值觀。以一種為時代所拋棄的價值觀來挑戰社會整體所遵從的價值觀，無異於螳臂當車，更好象唐吉苛德挺起長矛大戰風車一般，最終只會落得遍體鱗傷，甚至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還會因為不自量力而遭世人唾笑。所以，千百年來，國人總是眾口一詞地以一種譏笑、嘲弄、唾棄的口吻來評說「迂腐」的宋襄公，一代偉人毛澤東更是譏之為「蠢豬式的仁義道德」。然而，我們在盡情地嘲笑宋襄公的迂腐和愚蠢的時候，又有多少人會想到，宋襄公式的迂腐是一種悲劇呢？又有誰會想到，宋襄公的悲劇並非僅僅其個人的悲劇，而是中華民族千百年的悲劇，是中國人整體的悲劇呢？
誠然，宋襄公逆時代潮流而動，宋襄公固守先朝舊禮不知權變，宋襄公過分看重禮儀仁義的力量，宋襄公缺乏創新進取精神，所以，他的失敗是必然的，他被後人嘲諷也是必然的。但是，宋襄公自有宋襄公難能可貴的品格，那就是遵從規則、恪守禮儀、注重誠信、不畏強勢。他的失敗，或者說他被歷史所拋棄，並非簡單的是他這個個體的消亡，而是意味著中國人從整體上放棄了誠、信、禮、義、規則等等這些最可寶貴的品質。
當虛偽、狡詐、無恥屢屢取得成功而信守仁義禮儀卻四處碰壁的時候，當虛偽、狡詐、無恥帶來的成功為人們所佩服而仁義禮儀卻被棄之如敝屣的時候，當虛偽、狡詐、無恥成為社會價值觀的主旋律而仁義禮儀卻被嘲為迂腐蠢笨的時候，我們再回過頭來審視一番兩千多年前的這位另類的宋襄公，在輕巧無聊的嘲諷中，難道我們不該沉重地懷念些什麼嗎？
TAG:故壘蕭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