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強國：晚清最高學府可笑可嘆的救亡路 |短史記

文史 03-19

文 | 諶旭彬

「京師大學堂」的創辦過程，是一個沉痛的教訓。

時為1898年6月26日，光緒皇帝對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大發雷霆，命令他們立刻就「京師大學堂」的創建，拿出一個具體章程，否則，「定即從嚴懲處不貸」。①此時，距離光緒正式批准建立「京師大學堂」，已過去了四個月，軍機處與總理衙門居然沒有一點動靜。

按光緒的設計，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是變法改革的榜樣，本應走在各省改革的前面。②

皇帝盛怒之後，建校工作開始運轉，然後走上了歧路。

第一重歧路，是建校工作陷入了派系內鬥。

戊戌年的改革派，可以區分為「康黨改革派」與「非康黨改革派」兩大陣營。前者擁護康有為及其學說，主要包括以梁啟超為首的康門弟子，以及部分低品級御史。後者對康有為觀感不佳，對其學說心存厭惡，核心人物如張之洞、孫家鼐等，均是握有實權的朝廷重臣，也是當日改革必須依賴的中堅力量。③

因大學堂是改革的風向標，兩大陣營都希望掌控大學堂改革的主導權。

內鬥主要集中在「由誰來制定《大學堂章程》」和「由誰來出任總教習一職」這兩個問題上。

前者關係到具體課程的開設。後者關係到教職人員的聘用。

「康黨」希望具體的課程由梁啟超來制定，教材由「康黨」控制的在上海的編譯局提供；總教習一職由康有為出任，其他教職人員則由康有為提名聘請。包括「管學大臣」（相當於教育部長）孫家鼐在內的「非康黨改革派」，則對「康黨」的上述意願堅決抵制。④

圖註：「京師大學堂」內鬥的兩位一線主角，管學大臣孫家鼐（左）與康有為（右）

第二重歧路，是建校過程中，幾乎無人討論「西學」問題。

晚清要自強，其改革方向本該是向西方學習，尋求近代化。

京師大學堂的定位，本也是要向日本的東京大學看齊。

但「康黨」與「非康黨」對西學全都一知半解，「對於泰西、日本經驗的本質，皆缺乏一般性的了解」，遂一直圍繞著「中學」互撕。⑤

按「康黨」設想，中國對抗西方、實現自強的終極法寶是創立「孔教」。

梁啟超自述心跡：

「我輩以教為主，國之存亡於教無與。」「我輩宗旨乃傳教也，非為政也；乃救地球及無量世界眾生也，非救一國也。一國之亡於我何與焉。」⑧

「康黨」將孔子定位為「素王」（意即不掌握世俗權力的宗教領袖），主張「素王改制」，欲「以長素為教皇」，將康有為（字長素）拱上當今「素王」的地位。

略言之，「孔教」高於「清國」，素王高於清帝，是「康黨」的政治理念。

為證明這種政治理念的合理性，康有為對儒家經學作了大幅改造。這種改造，遭到了除除康門弟子外的士大夫圈子的普遍抵制。

當然，光緒皇帝對「康黨」的這種政治理想並不了解。因為康有為進呈給皇帝的著作，與戊戌年之前外間公開刊行的著作相比，有大幅度的刪改。

梁啟超為大學堂擬定的課程和書單，有大量的康黨著作，也暴露了康黨「以長素為教皇」的政治野望。在大學堂的籌辦過程中，西學無人問津；經學成了兩派政治勢力爭鬥不休的焦點。誠如學者總結：

「雙方鬥爭之核心，並不在西學，而在於經學。……鬥爭的雙方皆有意將其所宗的『經學』，凌駕於其他學科之上，這與近代大學的基本精神並不吻合。」

⑨

晚清最高學府的近代化改革，就此淪為了一場鬧劇。

圖註：京師大學堂當年的部分校舍

注釋

①《明定國是詔》，1898年6月11日。②關於「康黨」這一稱呼的由來，可參見：賈小葉，《「新黨」抑或「逆黨」——論戊戌時期「康黨」指涉的流變》，《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③④茅海建，《京師大學堂的初建——論康有為派與孫家鼐派之爭》，收錄於《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三聯書店，2011，P207-283。⑤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P39-40。⑥茅海建，《京師大學堂的初建——論康有為派與孫家鼐派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