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江：近代知識亟需「考古」——我為什麼提倡概念史研究
原標題：孫江：近代知識亟需「考古」——我為什麼提倡概念史研究
《鏡像中的歷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話說在清末的一次科考場上,有位考生面對「項羽與拿破崙」的試題茫然若失,最後提筆寫下: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豈畏拿一破侖(輪)乎?此事是真是假暫且不究,後人所以相傳不止,大概緣於考生之無知令人發笑吧。但是,如果不帶任何偏見地看待考生的回答,問題似乎並不簡單:今日之常識未必為昨日之常識,歐洲之常識不必是中國之常識。在19—20世紀之交舊與新、中與西激烈碰撞的時代,對於一個飽讀經書的士子來說,楚霸王項羽的自明性毋庸置疑,而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是人是物卻無從知曉。按照漢字形聲會意的原則,該考生的回答當屬「常識」範圍。同樣,如果反過來詰問同時代的法國學子,又有多少人知道項羽呢?可見,對於同一個故事,人們的解讀可能截然相反。現代主義的歷史敘述在直線的時間序列里追尋事物的因果關聯、新陳代謝,而後現代的歷史敘述則關注事物的非本質性和不同話語之間的相互關係。
現在,越來越多的學人強調歷史研究要回到「歷史現場」。所謂「歷史現場」,就是通過表述而建構起來的文本世界,我之所以鍾情於社會史和概念史,蓋由於它們均重視文本分析的方法,前者關心文本背後的情境,後者重視文本自身的構成。
福柯《詞與物》
何謂社會史?論者中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分歧不要緊,要緊的是是否在方法論上自覺社會史所具有的批判性。回顧中國社會史研究,無論是對歷史整體的強調,還是對地方歷史的執著,在社會史的百貨店裡最欠缺的是對作用於文本的權力關係的省思。日本社會史提供了相反的案例。在批判「近代」的人為性、揭示「近代國家」的壓抑特徵後,日本社會史在遠離政治的歷史空間里與民族主義的自然國家觀不期而遇,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好比左翼和右翼居然成了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鑒於存在上述兩種極端現象,我們所提倡的新社會史,特彆強調分析文本背後的知識/權力。在已出版的三輯《新社會史叢刊》(浙江人民出版社)中,不少論文涉及政治、事件、性別、記憶、象徵等問題,這些問題與我個人從事的研究密切相關:我試圖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近代權力(革命、國家和殖民統治)的起源,通過對近代公共記憶與認同形成的考察,探討近代歷史敘述的建構問題。
本來,在一個學科分工越來越細的時代,能夠從一而終地將上述目標付諸實踐已然不易。但是,不同學科和不同研究旨趣的介入,要求新社會史必須不斷地進行自我否定之否定,於是有了《新史學》(中華書局)的誕生。在《新史學》第1卷里,主編楊念群教授呼籲中國歷史學需要「感覺主義」。這個頗有爭議的主張提出後,意外地在日本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者中產生了共鳴。一位學者高度讚揚歷史與文學的聯姻,感嘆難以從既往的中國近代史著述中捕捉與文學作品及其作者所生活的時代相關的信息。歷史學者需不需要感覺主義,這是今天仁者見仁的問題;歷史文本的作者有無感覺主義,那是昨日不用爭辯的事實。有感覺有主義的人如何製作了文本,這涉及概念史所關心的問題。
黑格爾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一語最早見諸黑格爾(Friedrich Hegel)的《歷史哲學》,指基於普遍觀念撰述歷史的方式。在德語世界裡,該詞主要被用於語言學和歷史辭典的編纂上,現在則成為關於哲學方法論的研究領域。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在將德國的概念史——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研究介紹到英語世界時,認為概念史涉及四個方面內容:「歷史輪廓」「歷史觀念」「歷史理論」和「歷史哲學」,幾乎包羅了整個歷史研究。概念史起源於德國,無疑,對原汁原味的概念史的理解應該限定在德國的學術語境中。那麼,把概念史的研究方法移植到中國,是否會水土不服呢?這種擔心大可不必。回顧新史學的歷史,在新史學發軔之時,就已經有人注意到詞語和概念的重要性,1930年,《年鑒》(Annales)雜誌曾把「物與詞」作為其中一篇文章的副標題。近年在非德語圈也有不少學人嘗試進行概念史研究。若問概念史的方法對中國研究有什麼借鑒意義的話,我以為可以從它與其他三個研究領域的異同關係來把握。
科塞雷克
一曰概念史和詞語史的異同。概念史研究的「概念」與「詞語」關係密切,概念來自詞語,但含義比詞語複雜。詞語的含義是清晰的,而概念則是含混的。當詞語凝聚了社會的、政治的經驗和意義時,詞語就變成了概念。
二曰概念史與觀念史的異同。現在出現了不少關於「觀念史」的研究(「關鍵詞」研究也應包含在內),但觀念史和概念史並非一回事。在方法論上,觀念史將觀念視為「常數」,雖然一個觀念可以用來表達不同的歷史形象,但是,觀念本身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而概念史則注意到詞語與社會、政治因素之間的動態關係,概念本身就是「變數」。
觀念史學家（從左至右）：阿瑟·洛夫喬伊、呂西安·費弗爾、喬治·杜比與雅克·勒高夫
三曰概念史與社會史的異同。概念史關注文本的語言和構成,社會史則將文本作為分析手段,用以考察其背後的情境。
鑒於概念史的上述特點,我以為中國的概念史研究應該包含以下內容:詞語的歷史;詞語被賦予了怎樣的政治、社會內涵並因此而變成概念的歷史;同一個概念的不同詞語表述或曰概念在文本中的不同呈現;文本得以生成的社會政治語境。其狹義內涵是關於詞語和概念的研究,廣義內涵是關於知識形態的研究。
多年前,讀到過一本法國漢學家弗朗索瓦·余蓮(Fran?ois Jullien)討論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著作《勢:中國的效力觀》。作者一別於往昔的論述方法,認為「勢」這個具有正反兩義性的概念不同於西方概念——它們對事物的表述總是建立在正反命題之上的。作者在對「勢」的不同論述和「勢」在中國歷史中的呈現的考察之後指出,「勢」是理解近代被「哲學化」了的中國思想的關鍵概念。在我的心目中,這本關於「勢」的概念史的研究堪與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詞與物》媲美。
弗朗索瓦·余蓮《勢:中國的效力觀》
但是,我們進行概念史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慎終追遠,探討中國傳統的知識形態,而是要探討17世紀,特別是19世紀以來中國乃至東亞近代知識空間形成之問題。具體而言,是在中國與歐美世界發生碰撞後,大量的「西學」和日本化的西學——「東學」知識如何傳入的問題,尤其是「他者」知識是如何內化為「自我」知識的問題。這麼說並不是要否定中國歷史自身所具有的近代性,而是要強調,在中國,所謂近代作為問題的出現乃是在與歐美相遭遇之後。這個關於近代知識的「考古」工作既需要了解中國、歐美和日本的學術背景,也需要不同學科之間的取長補短。4年前,我和一些同道開始從概念、文本和制度三個方面展開研究,重點是進行概念和文本的比較研究:一個西方的概念如何被翻譯為漢字概念,其間中國和日本之間發生了怎樣的互動關係,中西、中日之間的差異揭示了怎樣的文化移植與變異問題。我們設想要從100個影響中國20世紀歷史的關鍵概念入手,研究中西概念、中日概念之關係,透過《新史學》第2卷「概念的空間」和「文本政治學」兩個欄目的論文,讀者可以略見這個研究計劃之一斑。
概念史研究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書海無邊,沒有人能窮盡近代知識的底蘊。但是,我相信一個個概念做下去,一本本文本讀下去,多少會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國近代知識的來歷。歷史充滿了正反兩義的弔詭:拿破崙之偉大在於他頒布了不朽的《拿破崙法典》,但人心中的拿破崙卻是和滑鐵盧之敗糾纏在一起的英雄形象;項羽力拔山兮之勢令人嘆為觀止,垓下之敗讓人扼腕嘆息,然而,若不是劉邦定鼎天下,今天的中國人是否得稱「漢字」為「楚字」、易「漢族」曰「楚族」,亦未可知也。
孫江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與歷史學院特聘教授，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院長。著有《作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宗教》（博揚文化，2016年）、《中國の「近代」を問う——歷史?記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汲古書院，2014年）、《近代中國の宗教、結社と權力》（汲古書院，2012年）、《近代中國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國革命の社會史的研究（1895-1955）》（汲古書院，2007年）等。
歷史寫作是將不在場的事物呈現給讀者，是一種代理表象行為，因此，書寫者需要時刻叩問自身的有限性。本書收錄了作者近15年22篇長短文，展示了從社會史、心性史（記憶研究）、概念史三個角度切入歷史的可能性，既是作者實踐其「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敘事的實錄，也是了解當代新史學的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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