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與尋根文學·「文藝縱橫」之三
來日方長
來日方長
薛之謙;黃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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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與尋根文學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路遙、陳忠實、賈平凹與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11BZW022）階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柳青、路遙、陳忠實、賈平凹與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10YJA751017）階段性成果。
賈平凹是當代中國尋根意識非常明確，尋根文學創作相當豐碩的作家。從上世紀80年代的「商州三錄」，到本世紀的《帶燈》《老生》，他一直在尋找和探索將中國古典藝術方法和西方現代藝術相融合，進而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味道和意義的新漢語文學，在世界文學之林中，提供中國的文學經驗。
一
賈平凹是中國新時期尋找文學本體的先行者。「文革」結束之後，中國文學似乎進入了一個噴發期或者爆炸期，創作界熱鬧非凡，新故事、新熱點不斷湧現。文學題材禁區的一再突破，讓讀書界興奮連連。當時多數人很少關心作家怎麼寫，更多關心作家寫什麼。不少人包括作家在內，甚至把文學混同於新聞，混同於政治宣傳，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含量很少。他對此心懷警惕，「在這個年代，中國是最有新聞的國家，它每天都幾乎有大新聞。所以它的故事也最多，什麼離奇的荒唐的故事都在發生。它的生活也是那樣的豐富，豐富性超出了人的想像力。可以說，中國的社會現象對人類的發展是有啟示的，提供了多種可能的經驗，也正是給中國作家提供了寫作的豐厚土壤和活躍的舞台」。國內的新事物新人物不斷出現，文學創作熱點頗多，新人新作不斷出新，造成各領風騷三五天，敢與新聞爭賣點之勢。賈平凹並沒有跟風，他與當時的文壇保持著一定的距離。1979年文壇大談傷痕題材時，他向讀書界介紹《滿月兒》的構思：要讓兩個姑娘的性格、長相、動作、言語明顯區分。同時「兩個人物要揉起來寫，以『我』來串線，不要露出痕迹：三個人物，一會單寫甲，一會單寫乙，一會甲乙合寫，一會甲乙丙聚寫；寫一個不要忘了其他，寫兩個姑娘不要忘了我這第一人稱；盡量做到分分合合，穿插連貫，虛虛實實，搖曳多姿」。人物語言的「節奏和音響要有鄉下少女言談笑語式的韻味。結尾要電影式的淡出，但得耐嚼」。這種說法在當時顯得很另類，很落伍，但卻很文學。當然，賈平凹也不是文壇的神，眼看著別的作家以新聞宣傳的方式不斷出名，心裡也相當困惑，時而也有跟進的衝動，也寫過幾篇有宣傳之嫌的作品，時而又對這種既喪失文學又喪失自我的做法產生警惕。他一遍又一遍地追問自己，文學的獨立性在哪裡，作家到底應該如何去寫作。苦悶彷徨之際，他在1982年去了一趟霍去病墓。漢代藝術家為霍去病刻的守墓石虎，深深地打動了他。那虎既給觀者強勁的動感，卻又沒有仰天長嘯，也沒有撲、剪、掀、翻的動作，只是欲動而未動地卧著。那卧著的石虎「內向而不獃滯，寂靜而有力量，平波水面，狂瀾深藏，他卧了個恰好，是東方的味，是中國的味」。卧虎讓他眼亮心動，以為這就是自己所要尋找的創作方法，他要以這種傳統的手法，真實地表達現代人的生活和情緒。沿著這一思路，1982年底到1983年初，他就短篇小說和散文創作，寫了兩篇自我告誡，「現代文學是內向的文學，暗示的文學」。因此，不能把文章寫得太外露，顯得淺薄而無內涵。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靜，不要追求當下的轟動效應。「少報些流行雜誌而覓精吸髓，花力氣去在中國古典藝術中找那些與西方現代派文學相同相似的地方吧。藝術是世界相通的，存異的只是民族氣質決定下的不同表現罷了。從他們相同相似的地方比較探索進去，這或許是一條最能表現當今中國人生活和情緒的出路呢。」
現實中的賈平凹膽怯內向，文學創作中的他卻敢折騰，有冒險精神。1984年，他在給丁帆的信中寫道：「我得找到一套適應我的寫法」，「商州是一塊極豐富的地方……就得同時相應地尋出其表現方式和語言結構」。那時，拉美作家已經被介紹到中國，他對這些作家尤其是略薩的作品，進行過分析研究，於是，決定用拉美作家的結構方法，嘗試寫出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商州》。作品採用雙線結構，一條線寫主人公的愛情故事，一條線寫山水景物，社會風俗。作品發表後，並沒有引起之前「商州三錄」那樣的反響與好評。這次失敗，非但沒有讓他灰心，反而激發了他進行新的創作試驗的熱情。1985年，在中國文學和文化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文學界發表了「尋根宣言」，文化界形成了方法論熱。這對他尋找新的漢語寫作方法，無疑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他在《一點想法——遠山野情·外語》中寫道：「關於商州的小說，我是無論如何要重新撲騰一下了，從題材內容上，主題思想上，形式角度上。」他堅信，藝術創作主要在「創」，「創」就是試驗，陝西人稱之為「撲騰」或者「折騰」，只有不斷地撲騰和折騰，甚至不惜付出失敗後果的撲騰和折騰，才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這次，他把試驗的方向轉向了中國古典藝術。1987年，他在自己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浮躁》中，嘗試一方面採用中國傳統繪畫的散點透視法，對州河地區仙游川的社會現實、風俗人情、政治經濟、精神文化等進行描寫；另一方面，以主人公為主線，用以實寫虛，虛實結合的方法進行敘事，尤其是對主宰當地鄉村社會的田鞏兩家做了一虛一實的講述。《浮躁·序言二》中寫道：「作為中國作家怎樣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變，又如何在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種焦點透視法，而運用中國畫的散點透視法來進行，那將是多麼有趣的試驗。」作品發表以後，讀書界普遍認為，用「浮躁」概括80年代的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精神狀態，簡潔準確，具有一定的警醒世道人心的作用。對其創作方法的創新性嘗試，卻較少肯定。他因此決定再進行新的創作試驗，讓讀書界看到他在尋根過程中進行新漢語文學創作的成果。1988年，他在《時代呼喚大境界的作品》中指出：「成功者，將是學過現代派的又反過來珍視民族東西的人，倒不是一味的現代派，或一味的民族派。」
90年代，是賈平凹尋找漢語寫作方法的成熟期。這一時期，受西方哲學空間轉向的啟發，他對中國古典藝術，尤其是明清小說和戲劇藝術手法，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他1993年初寫的《廢都·後記》，稱讚中國的《西廂記》《紅樓夢》：閱讀時，「恍惚如所經歷，如在夢中」。他認為，古代大師成功的主要秘訣，是將時間空間化，用社會人生的橫截面，表現社會人生的本色，決定在自己新的創作實踐中，進行一次大膽試驗。小說《廢都》，摒棄了情節和戲劇性，摒棄了史詩所關注的重大事件，專註於人物的日常生活及其心態。藉助主人公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兩性交往，透視我們時代的文人和市民的精神頹廢。雖然作品中大量的性描寫，及其相關的頹廢內容，頗受讀者詬病和爭議，但是，藝術方面表現出的以少勝多，言近旨遠，舉重若輕，從容自在等中國式的審美特點，卻獲得了當時讀書界的廣泛讚譽和一致好評。這些讚譽和好評，成為他探尋和試驗漢語寫作新方法的新動力。之後創作《白夜》，他又嘗試把中國古典說話藝術和西方現代小說藝術結合起來，一方面採用中國的散點聚焦、流動視覺的說話方式；一方面又從西方借來打消說、聽區隔，讓雙方能夠交流的方式，進而形成一種新的漢語「說話」方式。他要求自己在這種新的「說話」中，必須把現代意識和中國做派結合起來。在《懷念狼》的創作實踐中，他嘗試用簡單清晰的結構，準確有力的語言寫作。作品用魔幻、邪異的意象，表現後英雄時代英雄人物難以名狀的孤獨感。小說把醜陋、齷齪、酷烈的物象和人事寫到極致，讓一切都回到生活本身，都在自然和粗糙中表現多種意涵，較好地表現了以實寫虛，體無證有的中國藝術精神。2000年，他在《懷念狼·後記》中說：「20世紀末，或許21世紀初，形式的探索仍可能是很流行的事，我的看法這種探索應建立於新漢語文學的基礎上，漢語文學有著它的民族性，即獨特於西方人的思維和美學。」之後寫的《秦腔》，用綿密的細節，寫日常生活的瑣碎，鄉間庸人和小人的鼠目雞腸。作品沒有連貫的故事，打斷了人物行為和話語的因果鏈條，用有蘊含的細節流、生活流表現生活的本色。這部作品為他贏得了讀書界的再次認可和讚譽，為他贏得了中國文學最高獎「茅盾獎」。這次獎勵似乎誘導出了賈平凹的「人來瘋」，激發他繼續新的漢語寫作試驗。此後寫作《帶燈》時，他用第一人稱架構說話主體，第三人稱穿插抒情。主體部分採用日常話語，抒情部分採用詩性話語，兩種話語相互陪襯，相得益彰。日常話語時而繁瑣嘮叨，時而簡潔有力；詩性話語時而清新撲面，時而靈動感人。作品嘗試對簡約和繁複、厚重與靈動、含蓄與尖銳進行融合，其探索試驗相當成功，讀書界一片叫好之聲。當讀者以為賈平凹的新漢語寫作探尋到此為止時，他又用時空結合的方式，寫了一部《老生》。作品由兩個「老」字型大小的人，給後生講古經。一是老師給學生講《山海經》，著意於自然山水；一是老唱師給後生講往事，著意於社會人生。老師講的是永恆的空間，老唱師講的是變化的人生。作品用簡單的結構，對比自然的質樸與社會的複雜，用流暢的故事對比人世的變遷和山水的永恆。用老生常談提醒人們，「人過的日子，必是一日遇佛一日遇魔」。我們是從風雨泥濘中走過來的，可能還要經歷風雨和泥濘。前面的路既細如繩索，又網狀交錯，天空中布滿了雲霧，想前行只有摸索。
二
80年代初開始的尋根文學，至今已經整整30年了，它到底要尋找什麼根？是我們民族的文化之根？是我們民族生命活力之根？還是中國文學之根？
賈平凹認為，作家首先需要尋找文學之根。文學的根既不在現實生活中，也不在偏僻的自然中，否則就不要作家去採風，去深入人民大眾的生活，而讓人民大眾自己去寫作。文學的根首先存在於文學之中，「文學可以具有生命、現實、經驗、自然、想像的真理，各種社會條件，或者你願意加進內容中的任何東西；但是，文學不是由這些事情構成的。詩歌只能產生於其他詩篇；小說只能產生於其他小說。文學形成自身，不是從外部形成；文學的形式不能存在於文學之外，就像奏鳴曲、賦格曲、迴旋曲不能存在於音樂之外一樣」。其次，文學的根存在於文學史中。「在我們眼中，一切都是歷史性的，是一系列或多或少帶有邏輯性的時間、態度與作品的延續。」當作家要讓自己的文學作品呈現一種藝術的價值，讀者要在他的閱讀中感知一種審美意蘊時，作品就會作為文學史的一個環節呈現在他們眼前。1980年以前，當代中國的文藝政策，把文學當作反映生活的鏡子，服務政治的武器，吟唱歷史的歌者，有意強化文學的依附性和工具性，遮蔽它的獨立性，不承認文學是獨立的藝術，否定文學有屬於自己的特定價值，隔斷了文學延續發展的歷史傳統。然而，稍通文學史的人都知道，「偉大的作品只能誕生於他們所屬藝術的歷史中，同時參與這個歷史。只有在歷史中，人們才能抓住什麼是新的，什麼是重複的，什麼是發明，什麼是模仿。換言之，只有在歷史中，一部作品才能作為人們得以甄別並珍重的價值而存在。我認為，對於藝術來說，沒有什麼比墜落在它的歷史之外更可怕的了，因為它必定是墜落在再也發現不了美學價值的混沌之中」。改革開放之後，包括賈平凹在內的一批作家，為了擺脫極「左」的文藝政策，為了擺脫面對外國文學所生的尷尬甚至焦慮，決定用符合文學規律的創作，把脫軌的中國文學重新拉回正軌，接續斷裂了幾十年的中國文學傳統。他們明白，只有按照文學的規律創作，才能寫出有文學性的作品；只有接續偉大的文學傳統，才能成為文學傳統的一部分，在文學史中佔有一席地位。
文學尋根的過程，也是作家尋找自我的過程。1985年，在方法論和尋根文學最熱鬧的時候，賈平凹表示「我渴望尋到我自己，我只有這麼撲騰才有出路。文學是不安分的，作文的人更要不安分」。賈平凹的不安分更有一種特殊的原因，他19歲來到西安上學，畢業後留在西安工作，一直努力想做個體面的城裡人，但是，城裡人認為他是「鄉棒」，拒絕與他為伍。他心裡不痛快回到鄉下，鄉里人又當他是吃公家飯的城市人，不願與他親近。搞得他在市民和鄉民兩頭都不沾，兩頭都不是人。現實世界的失勢失位，逼迫他尋找新的生存位置，尋找新的做人路徑，逼迫他開拓另一種人生。於是，他拿起筆打開文學之門，在文學世界中尋找自己的親人、鄰人和朋友。他找到了沈從文，尋到了沈氏所建構的希臘神廟，感受到了廟裡供奉的充實人性和神性的愛；找到了曹雪芹，尋到了他所建構的大觀園，學到了如何用靈動的語言表現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他在文學的神廟和大觀園裡安身，在那裡紮根，在那裡學藝，從那裡明白了寫作「要控制好節奏」，「過程要紮實」，以實證虛「作品的境界就大了」。更為重要的是，他從那裡學到了作家的精神和風度，「為文為藝還得有大精神大風度。它應乎天而時行，但不是應聲蟲，他有著為民眾的良知，但不是把文學淪為新聞報道，它燃起的柴火要升騰光焰而不是僅冒黑煙。鼓勵和保護能更深刻揭示生活的，有著新的感知生活方式的原創性作品，使社會清楚文學的根本」。前輩作家親人般地教他寫作，教他做人，引導他走上文壇，讓他感受到當作家的美妙，進而寫作上癮。
三
賈平凹一直倡導，尋根者必須心胸廣闊，必須具有現代意識。中國新時期以來的尋根熱，是在世界文學湧入中國之後，一代作家為了接續民族文學傳統，與世界文學對話而進行的活動，因此，每一個尋根者心中必須有廣闊的世界。在尋根文學創作初期，讀書界讚美商州系列作品中的地方特色和傳統文化時，1985年，他在《我的追求》中強調，他是用現代眼光審視傳統生活。「商州三錄」「筆法大致歸之於紀實性的，重於從歷史性的角度來考察商州這塊地方，回歸這個地方的民族的一些東西，而在將這些東西重新以現代的觀念進行審視，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挖掘、開拓。我覺得這個路子最易於表現商州，也最易於表現我」。到了90年代，他進一步提出，中國作家要從世界的角度審視和重鑄我們的文化和文學傳統。只有把中國放到世界中，把古典放到現代的參照系裡，才能確定我們在世界中的位置，才能比對出中國傳統在今天的價值。「要對中國的問題作深入的理解，須得從世界的角度來審視和重鑄我們的傳統，又須得借傳統的伸展和轉化，來確定自身的價值。」他強調寫鄉村一定要有城市眼光，寫中國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只有這種復調精神才能讓作品境界開闊，才能與世界文學進行對話交流。因此，他反對心胸狹窄的地方主義，反對井底之蛙的鼠目寸光。「說得很久了的那句『越是地方性，越有民族性，越是民族性，越有世界性』的話，我總覺得疑惑。」他認為，有的東西比如剪紙和皮影，既有地方性，又有民族特色，卻未必有世界性，適合作為文化遺產進行保護，卻不宜拿出來與世界藝術進行對話。
賈平凹認為，尋根文學一方面要為中國文學續統，另一方面要給舊傳統中注入新東西，讓它煥發生機。中國傳統文人都有濃厚的政治情結，喜歡「鐵肩擔道義，妙手寫文章」。喜歡把自己當戰士，把文學當載道的武器，或用它治國平天下，或用它干預朝政。因此，主流文學一直在宣傳當朝政治，批判前朝政治，表面看來，文學的批判精神很強，實際上，多數都是政治媚俗，沒有任何獨立意志，也沒有一點自由精神。他們給中國文學的天空製造了一片片烏雲，遮蔽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西方作品「最主要的特點是分析人性」。它引導中國作家逐步掙脫了身上的政治枷鎖，恢復作家的寫作本色，讓文學回歸人學的軌道，用藝術關懷人本身，從而，使中國文學獲得了新生。總之，真正的尋根者，一定是新漢語文學的創造者，在作品的境界上向西方借鑒汲取，在思維方式，語言表達方面，堅持中國特色。新漢語寫作應當既關注當下社會，關注人本身，關懷生命的自在和尊嚴，又具有中國味，中國氣派。它用中國特有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穿過了中國文學上空的烏雲，與世界文學同輝。
今天，當尋根文學走過三十年的歷程之後，我們梳理賈平凹的尋根文學創作歷程，對於我們尋找當代中國尋根文學的起點，會提供新的材料。通過梳理賈平凹在尋根文學創作中，尋找文學的根，尋找作家自我的根，以及尋找世界文學的優良傳統的觀點，對於我們重新認識尋根文學內涵、意義和價值，也有新的啟示。
作者簡介：段建軍，男，西北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小說評論》特邀副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資料《文藝理論》編委，中國中外文論學會理事，陝西作協理論批評委員會主任。研究方向為文藝美學、文學批評、中國審美文化史等。代表著作有《白鹿原的文化闡釋》《西方文論選讀》《新散文思維》《新編寫作思維學教程》《透視與身體——尼采後現代美學研究》《男性美學》《柳青研究論集》《路遙研究論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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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段建軍
排版設計|阿 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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