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1370），明朝定封爵之制，分公、侯、伯三等，罷子、男二等爵位不置，並且封六公、二十八侯、二伯。六公按地位高低，依次為李善長、徐達、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馮勝、鄧愈，劉基和汪廣洋兩位被封為伯爵，公和伯加起來統共八位，尚不足以言派系，反映明初開國勛貴集團內部派系關係的，主要是二十八侯。

（朱元璋徐達對弈圖）

二十八侯依次為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華雲龍、顧時、耿炳文、陳德、郭子興（即郭興，非朱元璋投奔的紅巾軍領袖郭子興）、王志、鄭遇春、費聚、吳良、吳禎、趙庸、廖永忠、俞通源、華高、楊璟、康鐸（康茂才之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韓政、黃彬、曹良臣、梅思祖、陸聚。

朱元璋在頒布封爵時候曾經這樣表示：

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無私。

是不是「至公而無私」暫且擱置，朱元璋表示爵賞次第都是自己親自定的，那麼他這麼定的標準又是什麼？

（功臣的丹書鐵券也就是免死金牌，不過圖片為唐昭宗賜給錢鏐的一塊金書鐵券）

這個排序一眼看去，既不是按照這些功臣當時的官職高低，也不是按照他們的俸祿多少，而是按照參加紅巾軍的早晚次序，總之，濠州紅巾舊部、巢湖水軍將領、渡江後降將三大派系，清清楚楚，判然有別。

（胡軍飾演的朱元璋）

朱元璋的開國功臣，還有一個淮西二十四將的概念，所謂「淮西二十四將」指的是元至正十四年（1354）正月初一，朱元璋離開濠州奔赴定遠時帶在身邊的二十四個下屬。

淮西二十四將包括了這麼一些人：徐達、湯和、吳良、吳楨、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周德興。

其中除了封為公爵的徐達，在戰爭過程中殉難犧牲的花雲、耿再成等，以及一些戰功資歷相對較淺者以外，我們可以發現，淮西二十四將和二十八侯的前十四位（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華雲龍、顧時、耿炳文、陳德、郭子興、王志、鄭遇春、費聚、吳良、吳禎）基本是重合的。

（花雲在陳友諒攻陷太平時殉難，朱元璋稱吳王后追封花云為東丘郡侯，立忠臣祠祭祀）

（明功臣吳良、吳禎墓）

其中作為年輕後輩唐勝宗、陸仲亨排名靠前，而在元至正十二年（1352）加入紅巾軍的老資格將領的王志、費聚則排名靠後，這是因為二十八侯的排序是按照功臣個人歸屬朱元璋麾下的時間早晚來定，王志、費聚雖然資格老地位高，但是到了1354年才改屬朱元璋麾下，而唐勝宗、陸仲亨作為年輕隨從在前一年成為朱元璋的部屬（被朱元璋稱為「我初起時腹心股肱也」）——其中陸仲亨跟隨朱元璋的過程極富戲劇性，當時他年方十七，家鄉為亂兵劫掠，缺衣少食，父母兄弟皆死，他抱著一升麥，趴在草叢之中，為朱元璋所發現，朱元璋說：「跟我走不？」，陸仲亨答：「跟。」

從這個角度，其實唐勝宗、陸仲亨跟隨朱元璋的時間和徐達是一樣的。

因此，有學者（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李新峰先生）認為：

濠州舊將內部的位次，是以歸屬朱元璋的「從龍」次序為主，以在紅軍中的資歷為輔。

只有排名首位的湯和是例外。

這概括得非常到位，但是湯和其實不是例外，雖然湯和在紅巾軍中是資歷最老的高官（朱元璋投軍前他就是千戶），但是在二十八侯中排名第一，也是因為他「從龍」最早——他很早就甘居朱元璋的下屬。

就在朱元璋大封功臣的洪武三年，九月，他欽定了朝廷「宴饗樂章」，共九奏，分別是：《起臨濠之曲》、《開太平之曲》、《安建業之曲》等，一奏《起臨濠之曲》，曲調名《飛龍引》；二奏《開太平之曲》，曲調名《風雲會》，分別對應朱元璋起義的不同階段，我們發現，二十八侯的前十四位都是在對應《起臨濠之曲》的時間階段內「從」了朱元璋這個「飛龍」的。

（後世揚威中外的明朝海軍前身就是巢湖水軍）

《明太祖實錄》中關於紅巾軍於至正十五年渡江謀求攻克集慶路（應天府）是這麼記載的：

上率徐達、馮國用（馮勝的哥哥）、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各引舟渡江。

朱元璋謀劃渡江時，恰好巢湖水寨統帥廖永安、俞通海等率領水軍千艘歸附。

確實，在朱元璋取得天下的過程中，無論是能夠渡江南下，還是打敗陳友諒、張士誠，都依賴巢湖水軍發揮的關鍵作用，但是，巢湖水軍的將領只有趙庸、廖永忠、俞通源、華高四人進入二十八侯行列，不但沒有公爵，還排名靠後。

當然，巢湖水軍原先的主要將領俞廷玉、俞通海、廖永安、趙伯仲、張德勝都在建國過程中或陣亡或病逝，封侯的是他們的兄弟子侄，但是這些倖存者的戰功，也遠遠高於唐勝宗、陸仲亨、王志、鄭遇春等人，所得的爵賞和其功勛業績，非常不相匹配。

（巢湖，長江水系下游湖泊，位於安徽省中部）

論者引用朱元璋的一段話來解釋這一問題：

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閈，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忠戰鄱陽時，奮勇忘軀，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生窺朕意向，以徼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過，此四人止封為侯。

所謂「此四人止封為侯」潛台詞就是本來可以封公，論者認為湯和、郭子興兩位濠州舊將功績平平，唯資歷特深，而確實劣跡斑斑，趙庸、廖永忠兩位巢湖舊將，則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是刻意打壓巢湖水軍。

在談古論金看來，朱元璋的目的確實是打壓巢湖水軍，但是對湯和和郭子興的處理，也並不是因為他們確實劣跡斑斑，

以湯和、郭子興與朱元璋之間的關係看，朱元璋的這一解釋類似於交換，通過犧牲發小和妻舅（郭子興妹為朱元璋郭寧妃）的爵位來重點打壓巢湖水軍將領。

論者指這是因為巢湖水軍投奔的是朱元璋擔任第三把手的這支紅巾軍部隊（老領導郭子興子郭天敘為都元帥，張天祐為右副元帥，比左副元帥地位高），不是和朱元璋建立類似湯和等淮西二十四將或二十八侯前十四位那種私人從屬關係，

談古論金竊以為，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其癥結正在於巢湖水軍實力過於雄厚，帶槍投靠在天下未定之時是被投奔者求之不得、倒履相迎的大好事，待到天下已定，原來已經形成自身組織化和從屬關係的集團，反而是忌憚和打壓的對象。

這一點有幾個佐證：

六位公爵之中除了徐達之外，都是在元至正十四年（1354）秋朱元璋南下滁州到次年渡江前夕才投奔朱元璋的，時間上都晚於二十八侯中的前十四人，而此五人除李善長是文臣，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和養子，情況相對特殊外，馮勝、鄧愈、常遇春的身份都不能算做純粹的從軍。

（歷史上的常遇春與朱元璋之間並沒有同身處明教的這個交集）

常遇春等三人後來的脫穎而出，除了本身的戰功外，其實還因為他們歸附朱元璋的時候沒有什麼實力。

以常遇春為例，劉辰《國初事迹》記載：

原隸群盜劉聚部下，聞太祖駐兵和州，領眾十人來歸。

領眾十人，一個班長有木有；出身群盜，底子不乾不淨有沒有，但恰恰因為如此，常遇春等於就是隻身投靠，過了最初被懷疑冷落的階段之後，反而容易與朱元璋建立私人從屬關係。

同樣，馮勝、鄧愈這樣帶小股勢力投奔的，相比丁德興、吳復這樣帶大股部隊投順反而得到信任和倚重，也在洪武三年得到更高的爵賞——丁德興在洪武三年已經去世，被追封為濟國公，表示生前可以封侯，但去世的1367年僅僅被追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並沒有按照他的官職勛勞追贈大都督府官被追封郡公，實際上受到了一定的打壓。

另外一個反例是康茂才，他本是元朝將領，被朱元璋俘獲之後才投降，本該受到歧視和懷疑的降將身份，反而因為康茂才沒有自己的勢力，成為他被朱元璋重視和重用的原因。

（康茂才行詐降計，誘使朱元璋主要的敵人之一陳友諒躁進急行，在龍灣將其擊敗）

最後，正如前面提到，功臣名單的排序既不是按照這些功臣當時的官職高低，也不是按照他們的俸祿多少，這反過來說明朱元璋一方面強調功臣們從龍的先後，另一方面在量才使器、官職安排上考慮的是多重因素，並不單以親疏來論。

（《大明混一圖》，原件現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總之，洪武三年朱元璋的封爵，誰前誰後主要和跟從自己的誰早誰晚和自己的誰親誰疏有關，但也有特例，而在他整個軍事指揮體系的安排布置中，提攜重用誰打壓冷落誰，有一個更加複雜的判斷標準，並不直接對應於上述的早晚親疏。

帝王心術的大有玄機和神秘莫測，正是朱重八的心思你別猜，猜來猜去也猜不明白。

（姬麒麟在《倚天屠龍記之魔教教主》中飾演的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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