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禪的由來及影響

中華禪的由來及影響

中華禪的發展，須從達摩祖師說起。達摩祖師於梁武帝時來到中國，當時交通極不方便，他在印度身為王子（南印度香至王第三子），很受尊敬，他並非是為了生活而來化緣。相反地，他面壁九年只為了要等一個人── 一個真正能夠續佛慧命、承擔大法的人。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等到了二祖慧可。

初祖何以不辭跋涉艱辛，到中國來尋覓大乘根器？因為那時印度盛行拜物教、拜火教、多神教，否定自我，追求功利，捨棄自尊，自甘墮落，依靠神祇，自己不肯努力，那是精神淪喪、正法滅絕的徵兆。他以高瞻遠矚的眼光和超人的智慧，知道中國有大乘根器，所以不辭關山險阻，前來中國傳法，傳法完畢，又回南天竺去了。

達摩祖師未來之前，中國已有「形而上學」；老子說「穀神不死，是為玄牝」，谷者──空，神者──靈，玄者──久遠以前，牝是母性；意思是說：「一種空而靈、沒有形象的存在，是一切生命的源頭，為天地之根本（一切存在的本源）」。

孔子為《易經》作繫辭說：「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描述的，即是心的原態和作用。《易經》乾卦上所說的「群龍無首」，不是說天下大亂，而是說每個人都是一樣，都是至真、至善、至美，沒有誰比誰高，誰比誰差，那是象徵陽剛，沒有罪惡，沒有絲毫陰暗面，所以《易經》乾卦的最終理想就是《禮運篇》的「大同」。而《中庸》「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說「至矣！」──到了「無聲無嗅」、沒有相對、獨一無二的存在。儒家的思想，極高明而道中庸，是有一套人生共同的生活嚮往和歸宿的。此外，尚有《莊子》的孔、顏坐忘心齋。

以上所說，中華文化的主流，可說都是佛祖心髓的具體呈現，以此之故，達摩祖師自西而來，是有其原因的。

從達摩祖師到五祖，雖是單傳，而禪風漸被寰宇。五祖弘忍大師有弟子五百餘人，第一大弟子神秀，是兩榜進士出身，相當於現今的高考及格；第二大弟子惠明，將軍出身，地位很高，都跟隨祖師多年，未獲心印。等到廣東來了一個「獦獠」，既沒讀過書，又沒出家的俗漢，和祖師只見了三次面，就把法傳給他了。這個老廣，土話很重，出語別說外省人聽不懂，即使本省人也聽不懂，如果不是五祖忍大師別具慧眼，實不可能得法。

由此可知，佛法的真傳，佛法的血脈，佛法的使命，古德先賢之所以不畏艱難、不怕犧牲，就是要把捉到生命的真實，證得生命的永恆；如若不然，不可能完成法的人格化。

一般人都是真理知識化，喜求知解，停留在概念里。所以達摩祖師西來，傳法的模式就是法（真理）的人格化，除了法，沒有我，而法也是本無之法。當時，五祖如果傳法給神秀，佛法就會變成知識，成為機械化的打坐、說法、講道理；如果傳法給惠明，他就會擺場面、講架式。

惠能得法後，隱身獵人隊中十五年，然後出來一鳴驚人，他不僅把佛法革新了，且以嶄新的面目和姿態，出現在大唐國里。他不僅把佛祖的真血脈──菩提種子，在肥沃的中華文化土壤里落實生根，並且開出一花五葉的奇葩，繁茂滋長成為今天欣欣向榮的中華禪。

中華禪風所及，歷經唐、宋、元、明、清至於今日，注入文學上的有禪詩，注入藝術上，便有了禪的藝術。儒家的思想和禪思想一拍即合，碩學大儒程、朱、陸、王多少都有些禪風采，歷代參禪徹悟的儒宗學士，頗不乏人。相反地，儒家的真傳到了宋、明開始變質，原本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孔子思想，一變而成了吃人的禮教。誰都知道，孔子的兒子孔鯉死了，孔子自己照顧小孫子，把年輕的兒媳婦嫁出去了，孔子沒有叫人守寡，而是叫人活得更好。

明朝時的王陽明，用儒家的辭彙闡揚禪，主張致良知；良知──不學而知，是心的原態、原貌，是原本的，不是學來的。致良知、存天理、去人慾（私心），就是要追求原本的自我而肯定它。

王陽明的「四料簡」，又叫「四句究竟話頭」，他畢生講學，皆以此為指標。「四料簡」的第一句「無善無噁心之體」，跟主張性善的孟子、主張性惡的荀子，並不吻合。心的原態、本體，無所謂善惡，善惡是價值標準。原本沒有地球、人類，哪來的善惡？「有善有惡意之動」，有了分別心時，才有相對觀念的產生。因此，王陽明的究竟話頭，是典型的禪，但恐別人誤會，所以才言必堯、舜，學宗孔、孟，那是護身符、擋箭牌，其實，他所說的是佛法。

以上所言，說明了達摩祖師這一趟中國之行，沒有走冤枉路，沒有白來，中華文化的土壤上，的確適合菩提種子的生長和茁壯。

摘自：中華禪風的演變

～一九八四年四月八日講於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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