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繁華的城市，揚州
儘管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千多年，「詩仙」李白作於《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中的這一名句，仍舊引來無數文人墨客對揚州的嚮往。即使是李白本人，一生中也多次到過揚州，並以自己膾炙人口的詩歌見證了揚州城的黃金時代……李白所到的唐代揚州，當然是一個值得「放浪風流」的地方。「市橋燈火連霄漢，水郭帆檣近半牛」，「夜市千燈照壁雲，高樓紅袖客紛紛」；「二十四橋明月夜」詩畫般描繪出當時月夜之下水郭的風貌。時人稱這裡是「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
相對於漢唐以來蘇州城鄉社會的「異聞傳說」，自漢代大一統以來，揚州有著豐富的真實可靠的文字記載，且近年來大量考古發掘進一步得以佐證，由此形成鮮明對比，凸顯揚州政治文化的興盛，如漢王劉濞治理吳地時即都廣陵。商業起源的分散性及向政治、文化核心區擴張不同，政治文化中心相對固定，且保持著較好的歷史延續性，並對周邊地區產生持續輻射。漢唐以來，揚州城市一直對江南城市產生著巨大的影響。明清以前，揚州一直是江南的政治文化中心。
以江南城市的典型蘇州作參照，朱春陽截取其經濟文化最為鼎盛的清代作為主要時段進行考察，分析古代揚州在江南城市中的重要政治地位。他舉例說，以城防工程為例，明代曹自守在《閶西防禦論》中說有人建議「或問南北二濠抵于楓橋，築一大堡為保障，如揚州新舊二城」。正因為揚州城市的重要性，從宋至清代，以范仲淹為代表的范氏後人多有遷徙揚州的現象，並展開系列祠祀活動。
商賈家族亦赴揚州，如洞庭商人葉懋鎏到揚州經營鹽業，家業復振，前後吸引親屬數百人在外活動，又置田千畝，設義莊，購庄屋，修族譜，聯絡族人，這些充分看出揚州對江南城市有著較大的吸引力，其背後實質是國家權力的彰顯。明中期，閶門成為蘇州繁華的鼎盛時期，崇禎《吳縣誌》在描繪閶門夜景時有「千家燈火似揚州」之句。
安史之亂之後揚州經濟地位迅速提升成為唐朝最繁華的城市，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工商業聞名的全球國際化大都市，史稱「揚一益二」，繁華程度讓當時兩京長安和洛陽都望其項背。日本派出的遣唐使都是到揚州來學習唐朝的文化，邀請揚州高僧鑒真東渡日本，揚州對日本進行大量文化輸出，郭沫若先生題詩：「唐風洋溢奈良城」。到了五代十國宋元明清揚州都是全國重要經濟中心之一。古代王朝鹽稅佔據歷朝歷代稅收的一半。揚州自古控制鹽業，揚州鹽商富可敵國，清朝稅收四分之一的稅收來自揚州，以豪奢出名的乾隆皇帝下揚州也曾嫉妒感慨：「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在絢麗多姿的城市生活中，唐代揚州最鮮明的特色，是其生活色彩的多樣性和國際性。域外的商人給揚州帶來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向我們展示了一幅廣闊的城市生活畫卷：吃有山珍海味美酒佳肴，胡酒胡食亦搬上了普通人家的酒桌；有的店肆為了招攬顧客，也用胡姬服務。住有樓閣台宇，十里珠簾。僅一廣陵藥商張公，其家就「門庭宏壯，儐從璀璨，狀若貴人」，可見其生活豪華。他一次平常的設宴款待朋友，便需雜伎女樂彈奏佐歡；若是想超度極樂世界，亦有各種宗教寺院，大明寺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
古城揚州北郊，蜀岡如卧龍般蜿蜒綿亘。名揚四海的千年古剎大明寺，就雄踞在蜀岡中峰之上。大明寺及其附屬建築，因其集佛教廟宇、文物古迹和園林風光於一體而歷代享有盛名，是一處歷史文化內涵十分豐富的民族文化寶藏。大明寺因初建於南朝劉宋孝武帝大明年間（457—464年）而得名。1500餘年來，寺名多有變化，如隋代稱「棲靈寺」、「西寺」，唐末稱「秤平」等。清代，因諱「大明」二字，一度沿稱「棲靈寺」，乾隆三十年皇帝親筆題書「敕題法凈寺」。1980年，大明寺恢復原名。
唐代揚州城址範圍由今揚州市區西北的蜀岡之上擴至蜀岡之下，出現了蜀岡上下兩重城的格局。一為蜀岡上的子城，一為蜀岡下的羅城；子城為行政區，羅城為工商業區和居民區。據沈括《夢溪補筆談》卷三記載，「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城市的規模在當時僅次於都城長安和洛陽。今天，唐代羅城內的古迹及城牆業已毀壞，地面僅存一段高出地表約2米的北城牆夯土殘垣，建有唐城遺址博物館。經考察，隋唐揚州城內有2條南北向河流，1條東西向河流，貫穿整個羅城。
據1978年在石塔寺右前側發掘的唐代木橋遺址看，運河寬30米，河床深達4.7米。河床填土和淤泥中均出土唐代遺物。此條河道向東不遠處，即今文昌閣前又有一古河道，寬約15米，此河道之西30米處發現唐代沉船二艘。在現揚州城南施橋也曾出土唐代沉船，殘長24米，殘寬4.3米，船內深1.3米。施橋現在距江很遠，附近一片平疇，阡陌相望，怎麼能有船舶沉沒在地下？就這個沉船殘跡尺寸之大看來，不似普通江船，而應是一條海船。
※唐朝三省六部都在哪裡工作？
※魏徵諫言不斷，唐太宗也很煩，偶爾放縱一下都忌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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