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學通：中國擔當大國責任不宜超越實力

今年2月，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在美國《世界郵報》網站和《華盛頓郵報》刊發的文章中寫道，與冷戰時期美蘇兩國為爭奪全球領導權所展開的競爭不同，如今中美兩國都在盡量避免承擔過多的國際責任。由於中美兩國都不願承擔全球領導權，20世紀美蘇之間爆發的那種涉及各個領域的全面冷戰就不太可能發生。

如果照此看法，另一些問題也接踵而至：所謂「金德爾伯格陷阱」（維護世界體系穩定的領導國不願為提供全球公共產品貢獻力量，全球體系陷入衰退乃至爆發世界大戰）會否成真？當下的中美關係到底有怎樣的特點？崛起中的中國如何平衡責任、擔當和自身能力？帶著這些問題，參考消息記者日前專訪了閻學通院長。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

中美「和平競爭」可避免冷戰

《參考消息》：您曾說「即便特朗普想對中國發動一場冷戰，他也已經失去了這樣做的能力」，所以您對中國發展所面臨的外部環境，整體上是比較樂觀的嗎？

閻學通：我認為冷戰發生的可能性小並不意味著我對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樂觀。比較蘇聯在冷戰時期的崛起速度和中國在冷戰後的崛起速度，我們可以發現，蘇聯當時的崛起速度比中國快，也就是說冷戰並不必然不利於中國崛起，沒有冷戰也不必然有利於中國崛起。這取決於我們如何利用環境。

目前的兩極化趨勢對於中國崛起是有利的，但這僅指國際格局變化趨勢對中國有利。若單看中美關係，難說向有利於中國崛起方向變化。美國近來出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國防戰略報告》都將中國定為競爭對手，特朗普還簽署了「與台灣交往法案」，變相恢復了「美台」官方關係。美歐矛盾和歐盟內部矛盾的上升對中國崛起有利，但美歐對中國政治影響力上升的反感和警惕也在上升，這恐怕也不是有利因素。簡言之，我認為大國實力對比變化對中國有利，但中美關係和國際輿論對中國則向不利的方向發展。

美國時間3月16日，特朗普簽署「與台灣交往法案」。（路透社）

《參考消息》：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還是在拚命維護自己的勢力。比如美日印澳想以基建合作應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您在2月底也曾對此發微博提問：這與美蘇軍事競爭的戰略影響有何不同？那麼您的答案是什麼？

閻學通：美日印澳的基建合作目前的意圖是與中國的「一帶一路」爭奪國際經濟合作的市場，這是經濟領域之爭，還上升不到戰略競爭的層面。這個經濟競爭與美蘇當年的戰略競爭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有兩個重要的區別。

一是美蘇兩極化使中小國家在兩極之間進行全面選邊，而中美兩極化使中小國家作問題性選邊。冷戰時期，與美蘇結盟的國家採取了政治、軍事、經濟與盟主全面合作的戰略，而如今中小國家則根據自己在具體問題上的利益決定與中國還是美國合作。典型代表是一些東南亞國家採取的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戰略。澳大利亞也是這種戰略。參加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16+1合作」）的東歐國家似乎有採取經濟靠中國安全靠北約的政策可能性。我以為，隨著兩極化的不斷發展，中小國家將會普遍採取問題性選邊的戰略。

二是中美戰略競爭引發代理人戰爭的危險小於美蘇戰略競爭。冷戰時美蘇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戰略競爭以代理人戰爭為主要手段。現在中美戰略競爭傾向採取經濟手段，特別是經濟制裁手段而非代理人戰爭手段。

此外，美日印澳強調基建合作而非軍事合作，表明這些國家已經意識到在全球化條件下想成功遏制中國是不可能的。遏制需要將對象國隔離於外部世界，而中國多領域參與全球化，與這些國家在經濟和社會方面有著廣泛聯繫，將中國隔離於外部世界是做不到的，因此遏制戰略也無從談起。

資料圖片：美日印澳四國領導人在馬尼拉東盟峰會期間交談。（印度報業托拉斯）

《參考消息》：您提到中國目前應採取的戰略是與美國展開和平競爭。那麼「和平競爭」與美蘇當年的「和平競賽」有怎樣的區別？

閻學通：國際媒體將我說成是「鷹派」，其實我不過是建議中美之間進行「和平競爭」。赫魯曉夫在上世紀50年代提出了「和平競賽」的對美外交原則，但是蘇聯沒能得到美國的積極響應，於是蘇聯自己也沒執行。「和平競爭」與「和平競賽」是有區別的。我雖預測中國在2023年成為超級大國，但我認為目前中國還沒有與美國競賽的實力，因此我提出「和平競爭」。競爭戰略可以擴大我國的利益，但不必然是我們獲得的利益大於美國，更不保證我們必然贏美國必然輸。

如果中國採取與美國「和平競爭」的戰略，中美關係將呈現三個突出特點：一是雙方沒有直接戰爭和代理人戰爭的危險，雙方可放心進行競爭；二是戰略競爭的焦點集中於世俗的客觀物質利益而非主觀的意識形態；三是中美戰略競爭給中小國家帶來發展機遇，它們可利用中美競爭發展自己。兩極格局比一極格局為中小國家提供更多戰略機遇，這是規律。

《參考消息》：我們最近觀察到美國提高關稅引發了連鎖反應，比如加拿大指責中國廉價的鋼材大量湧入全球市場；泰國也在考慮上調關稅。您如何看待這種「跟風」現象？

閻學通：為什麼大國要有戰略誠信？大國有戰略誠信、講信譽，是要在國際社會培養一個講信譽的國際環境。因為大國往往是海外投資最多、海外項目最多、在海外基地最多、在國際項目中利益最大的國家。如果大國缺乏信譽，帶來的是全世界的效仿，即都不講信譽，都不履約。現在大國不講信譽，大國開始違約，典型的例子是以高關稅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我認為特朗普政府目前在決策上出現的問題，會導致國際秩序向相互不信任的方向發展。

現在對中國來講，我們如果沒有能力塑造一個講誠信、講戰略信譽的國際社會，那我們自己就必須考慮怎麼應對一個國際戰略信譽日益下降的國際秩序。

側重為周邊提供公共產品

《參考消息》：您最近在採訪中說，中美兩國都不想成為世界的領導者。因為兩國都擔心，如果背負沉重的責任，將對本國的經濟發展造成影響。那麼您怎麼看「金德爾伯格陷阱」？

閻學通：「金德爾伯格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犯有同樣的學術錯誤，即將「不存在」說成是「陷阱」。陷阱是指人有目的地修建並偽裝起來的坑。國際體系缺少領導者和發生戰爭這兩種現象，無論如何都不屬於有人故意用偽裝起來的方法引誘發生的事務。因此，這兩個概念的第一錯誤是煞有介事地無中生有。第二是沒有明確的定義。例如，「金德爾伯格陷阱」究竟是指沒有國際領導而發生的大國間的戰爭，還是大國與中小國家間的戰爭，抑或是中小國家間的戰爭，還是非戰爭的中小國家軍事衝突。由於沒有定義，無法知道當中美都提供不了世界領導時，發生什麼算落入了陷阱。

國際局勢在兩極格局下穩定還是在一極格局下穩定，這主要取決於領導國的性質。道義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際安全是否得到較好維護，主要取決於大國的類型及其戰略偏好。從目前看，中美兩國政府的戰略偏好都比這兩國政府在冷戰時期的要溫和，戰爭偏好相對較弱。因此在兩國政府不變更的條件下，除中東地區之外，國際安全形勢基本可以保持當前的態勢。

《參考消息》：那麼您認為，中國應當如何提供全球公共產品？中國在責任、擔當和自身能力方面如何平衡？

閻學通：中國應明確定位為世界第二大國，從綜合國力角度講中國與美國還有很大差距，從軍事實力角度講，差距則更大。我認為，十年之內中國難以具備超越美國的綜合國力。這個實力地位決定中國應側重為周邊國家特別是東亞地區提供公共產品，而不是全球性的公共產品。如果美國目前的實力提供不了全球性的公共產品，我們更不具備這種能力。

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時需要保持實力與責任相一致的原則，即我們承擔與第二大國實力一致的國際責任，超過這個責任則可能引來冒進的反彈。例如，絕大多數「一帶一路」項目是採取以我國貸款為主要投資的方法進行。我國貸款為這些項目所在國提供了公共產品，但如果這些國家今後長期無力償還貸款，這些貸款就不是公共產品，而成了我們的包袱。為了防止發生冒進，對於「一帶一路」的項目需做好事先的可行性研究，對於項目的回報需要做實地考查。每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情況都有特殊性，項目回報的評估超越了經濟學家和政治研究人員的知識範圍，得靠企業家們來做。

資料圖片：2月9日，由中國優惠貸款援助、上海建工集團承建的斯登特朗-格羅奇馬湄公河大橋正式開工，柬埔寨首相洪森（前右）出席開工儀式。（毛鵬飛 攝）

將周邊作為外交重中之重

《參考消息》：很多西方國家在談及中國提供的公共產品時，還是戴著有色眼鏡，認為是「中國滲透」。您對此怎麼看？中國應該怎麼做？

閻學通：應將禁止對外推行發展模式、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作為重要的戰略原則。對外推行發展模式、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是霸權主義的政策。冷戰時美蘇兩國都是這樣，冷戰後美國加大推行其價值觀的政策力度。現代霸權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共性之一就是對外推行本國的發展模式、價值觀和政治制度。

自上世紀80年代起，我國政府就明確向國際社會承諾不追求霸權。要實踐這一承諾就不能對外推行我國的發展模式和政治制度。以前我國社會發展較為落後，實力不強，因此沒有向外推行發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的條件。如今，我國發展取得了較大成果，綜合國力已經世界第二，如何約束自己不對外推行發展模式和政治制度就成了一個重大問題，因為這關係到防止我國變成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的大問題。

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認識是正確的，與自己不同的認識是錯誤的，而且有改變別人思想認識的強烈動機。意識形態之爭和教派之爭導致戰爭的事例也數不盡數。道義現實主義理論倡導國際領導國不對外推行自己的發展模式、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而是容忍各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因為這有利於避免軍事衝突和維護國際秩序。

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中國需要堅持「來而不拒，不往教之」的中華文化傳統，即中國模式是否被其他國家學習，這是別國的事，我們不必上心。好酒不怕巷子深，只要我們比別人發展得更成功，自然會有國家願意模仿中國模式。

《參考消息》：通過您上述講到的這些方式，中國可以突破「崛起困境」嗎？

閻學通：「崛起困境」是清華的孫學峰教授提出來的。他所說的「崛起困境」是指崛起國與霸權國的實力差距越小，面臨的外部壓力越大。我國在2008年成功舉辦奧運會使全世界承認中國是一個崛起大國，從那時起我國外部國際壓力不斷增大證明崛起困境的理論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崛起困境」作為一種規律性現象是不可避免的，但克服不斷增長的壓力實現崛起是可能的。我以為應對目前國際壓力上升趨勢的策略應將周邊作為外交重中之重。我國綜合國力已是世界第二，但與美國的實力差距還比較大。從地域角度講，這意味我國現有實力塑造周邊環境成功的可能性大於塑造全球環境。如果我們將我國的外交資源集中於塑造周邊國際環境，這可減緩我周邊的直接國際壓力。

從實力構成要素講，我國經濟實力，特別是貿易實力，是全球性的，但軍事實力和政治實力還是地區性的，因此經濟和貿易上應積極介入全球性事務，而在軍事和政治上則不宜介入周邊地區之外的事務。

從價值觀角度講，由於內政和外交已經合為一體，因此在國內和國際上提倡的行為原則應一致。如果能做到這些，對於突破「崛起困境」會有較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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