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前半生進步，後半生荒誕

導讀：進入九十年代，當威權逐漸解體，李敖逐漸轉變了他的角色。不過，不像許多早期活躍的知識分子在新的歷史階段開始失語，他找到了新的舞台，且聲音更大了——或許太大、太嘈雜了。

作者：張鐵志，台灣政治與文化評論家，著作有《聲音與憤怒》《時代正在改變》等多種。

可能很少人像李敖一樣，反映了從戰後初期到二十一世紀，台灣思想與政治的光明與黑暗、美麗與醜惡。只是，他的前半生是站在進步的那一邊，是被歷史景仰的，但後半生卻大多是屬於荒誕的那一邊。

李敖開始踏入公共領域是在《文星》雜誌上。他的第一篇文章《老年人與棒子》（1961）是對於權威的批判。但很快地，他就涉入並掀起所謂中西文化論戰。

這場論戰是《文星》雜誌先刊登了胡適的文章，而後胡秋原寫了兩萬多字文章回應與批評，接著李敖的文章《播種者胡適》、《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點燃了熱烈戰火，引起包括胡秋原、徐復觀、鄭學稼等多位重量級學者回應。

這個中西文化之爭，是從十九世紀到民國初年中國思想界的掙扎與思索，而這批南來文人也把這樣的命題帶來戰後的台灣。畢竟，這是一個東方社會走向現代化之路必須不斷面對的問題意識。可以說整個五零年代的批判意識主流就是對傳統權威的批判、崇尚以西方為主的現代化。

李敖直接參与了這個思想論爭的核心。

另一個思想鬥爭的軸線，也與上述相關的，是自由與民主的問題。五十年代雷震和殷海光等人在《自由中國》月刊中，試圖傳遞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思想：他們批判蔣介石個人專權，要求成立「反對黨」和保障個人權利。到五十年代後期，雷震開始採取實際政治行動，和本地民選政治菁英籌備組黨。這讓台灣政權難以再忍受《自由中國》對其統治的挑戰，先是強迫他們停刊，後來逮捕雷震，軟禁殷海光。不久後，一份本來比較具有獨立聲音、由李萬居先生主持的《公論報》也被停刊。台灣進入一個徹底黑暗的年代。

《文星》雜誌成為這個黑暗時代的異議思想火光，成為那個滯悶空氣中的一絲自由。

1957年11月，標榜「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文星》雜誌創刊，由蕭孟能創辦，編輯為何凡、林海音夫婦與陳立峰，發刊詞名為《不按牌理出牌》，強調雜誌理念為「不按常規來辦這份雜誌」。雜誌開始的前兩年，內容比較文藝，創刊封面是海明威，之後還有卡繆、史懷哲、作家赫胥黎、導演柏格曼等人。

此時偶有比較批判性的文章如殷海光的「我們走哪條路？」、「論沒有顏色的思想」等，但並非有很明顯的現實性。在雷震籌備新黨期間，亦有若干文章聲援，如陶百川的「何不痛快堂皇準備辦新報」，凌峻的「報人、政府、反對黨」。（此段資料參考吳乃德著，「百年追求卷二：自由的挫敗」。）但整體來說，《文星》的主要關懷還是藝文思想。

直到1963年七月，李敖擔任主編後，才開始更直接介入現實。如他在十一月為文「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現狀」。李敖自己說，「文星在我的帶領下，主張中國走現代化的道路」。可以說，此後李敖和《文星》承繼了《自由中國》的反對之聲與對自由主義思潮的推廣，但這當然活不了多久。就在李敖寫下社論《 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 》之後，1965年12月被迫停刊，共出了98期。

到了1968年，文星書店被迫關門。（同一年，亦即五十年前的今年，小說家陳映真等人因為左傾思想被捕入獄。）

1970年起，李敖開始被情治單位跟蹤和監控，直到1971年3月19日被捕，判刑十年。他被控涉及的案由，是和1964年彭明敏等三人所發表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有關，因為李敖和彭明敏來往密切，所以當彭明敏在1970年偷渡到瑞典後，李敖就被軟禁。之後被判刑罪名也是「與彭來往帶信罪」和羅織他是彭明敏成立的叛亂組織的委員一。

那是一個極為肅煞的年代。

然而，七十年代之後，社會力量開始逐漸甦醒，反對運動開始慢慢茁壯，終於到1987年台灣政府宣布解嚴。在這個政治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李敖不是最重要主角，但也並未缺席。在1982年出獄後，他原本想要自己辦雜誌，但不被允許。他在技術上改出版書籍，先是出版「千秋評論叢書」到1991年，這叢書也有多期遭到查禁。1984年又出版「萬歲評論」叢書，1988年則創辦《烏鴉評論》周刊，在1991年甚至還辦了半年的《求是報》。

此外，憑藉著他豐富的史料和犀利的文字，他嚴厲批判國民黨和蔣家父子，成為當時「黨外」雜誌上的活躍作者。他自稱從1982到1992年是他的「筆伐時期」。其實與他關係最密切的是台大哲學系畢業的鄭南榕。鄭南榕在1984年創辦雜誌《自由時代》，封面就是李敖的畫像，封底是黃色大字：「爭取100%言論自由」，其下版權寫著：

總監：李敖

社長：陳水扁

總編輯：鄭南榕

鄭南榕在1989年因為政治理念自焚，他和政治認同上和李敖可以說是南轅北轍，但八十年代，他們卻曾經是戰友。

進入九十年代，當威權逐漸解體，李敖逐漸轉變了他的角色。不過，不像許多早期活躍的知識分子在新的歷史階段開始失語，他找到了新的舞台，且聲音更大了——或許太大、太嘈雜了。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台灣開放了有線電視，打破傳統的三家電視台，各個新電視台使出渾身解數，爭取眼球。我們來到一個新的娛樂時代。

1995年起，李敖開始在電視上開講，人們熟悉的紅外套李敖於焉出現。電視上的這個老先生，一面引經據典，一面嬉笑怒罵，確實有非常獨特的魅力。但這些批評並不再如以往能啟發人心，或者引領時代。人們看他的節目不是為了尋求知識、啟蒙，或者對政治與社會的理解，而大多是為了爽，為了好玩。

他的過去名聲，他的狂妄性格，在這個大眾媒體時代被成功地轉化成新資產，他成為這個庸俗的大眾媒體民粹主義最佳體現者，是電視熒幕上技藝精湛的表演者，一個大娛樂家。

但對許多人，尤其是新一代台灣青年來說，他的娛樂越來越讓人難笑。

2000年，他獲提名和馮滬祥搭檔「參選」——此人當年在國民黨威權體制下就惡名昭彰，並且是七十年代初台大哲學系事件的主要構陷者。這個參選讓他成為不堪的笑柄（或者是一種行為藝術？）。即使他後來真的選上台灣「立法委員」，也很少人認真地把他當作一個政治人物，而依然將他視作還是一個有趣的表演者——只是他在熒幕上的場景不再是電視台內的攝影棚，而是議會的質詢台。不變的還有他的紅外套。

在二十一世紀，李敖的獨白在台灣越來越不能引起任何時代的迴音，除了陣陣訕笑聲。也因此，他只能出走，在他方找到新舞台和掌聲。

在他的前半生，李敖在不同階段是劃破黑暗夜空中的犀利光劍，那麼在他的最後二十年，他對這個時代的意義更多象是一場真人實境秀，詮釋了當代政治與媒體的荒誕與瘋狂。

這多少是令人哀傷的。

原標題：《李敖如何介入台灣思想史的美麗與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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