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中國第一所大學」：北京大學與北洋大學的淵源

北京大學作為近代中國正式設立的第一所大學，家喻戶曉，深入人心；而天津大學（前身為北洋大學）也自稱「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這是為什麼？北大以文理醫科見長，北洋以工科名世；北大自由博大，北洋嚴謹踏實。看似風格迥異的兩校有什麼歷史淵源？

誰是第一？

中國近代新式學堂誕生很早，1862年清政府總理衙門設立京師同文館，1866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創辦福建船政學堂，但是真正創辦大學還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後。老大帝國不敵蕞爾鄰邦，有識之士紛紛覺醒掀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高潮。在此背景下，中國近代大學應運而生。就在《馬關條約》簽訂的同年，洋務派代表人物、時任天津海關道盛宣懷通過直隸總督王文韶，奏請光緒皇帝設立新式學堂，1895年10月2日，光緒帝御筆硃批「該衙門知道」，北洋西學學堂就此成立，轉年改稱「北洋大學堂」，分為頭等學堂和二等學堂兩級，初設工程、礦冶、機器、律例四個學門，學科的設置反映了盛宣懷辦理洋務的實際需要。學堂歷任督辦從盛宣懷開始都由津海關道兼任，直接上級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從王文韶到袁世凱都有所過問。因盛宣懷同時兼任津海關道以及電報局、輪船招商局總辦，學堂開辦經費就由天津海關關稅、電報局和招商局捐銀組成，合計每年五萬二千兩。

北洋大學堂主樓

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工部尚書兼官書局大臣孫家鼐等人分別上書，請求在京師推廣學校、開辦大學堂。1898年，光緒帝半年之間連發多道上諭要求從速舉辦京師大學堂，6月11日光緒帝頒布百日維新的改革綱領《明定國是詔》專門指出：「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欽命咸豐九年狀元、光緒帝師傅、時任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家鼐為管學大臣負責籌辦。在由康有為委託梁啟超起草的《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中規定「京師大學堂，為各省之表率，萬國所瞻仰。規模當極宏遠，條理當極詳密」。「各省近多設立學堂，然其章程功課皆未盡善，且體例不能劃一，聲氣不能相通。今京師既設大學堂，則各省學堂皆當歸大學堂統轄，一氣呵成」。由此規定了京師大學堂統領各省新式學堂並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開辦科目包括經學、理學、中外掌故學、諸子學，英、法、俄、德、日五國語言文字學，算學、格致、政治、地理、農、礦、工程、商、兵、衛生等學。開辦經費需銀三十五萬兩，常年經費十九萬兩，由戶部籌撥專款。

京師大學堂中外教員合影

單就創辦時間來說，的確是北洋在前；而京師大學堂的層次、規模、地位都更加重要和正規，因此其開辦過程也迭經反覆，異常艱難。就性質而言，北洋大學堂是第一所官辦大學，主要依靠的是直隸一省之力。京師大學堂是第一所由中央政府舉辦的綜合性大學，並且是唯一以最高學府身份創辦的大學。每個國家、黨派、團體都有各自建構的敘事體系，各有其出發點和依據，天大、北大對外正式的表述分別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和「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兩校很少脫離上述限定語直接宣稱「第一所大學」，兩校的定位都有其合理性，處理得也比較克制且藝術，歷史本就複雜多面，標準難定，不是非此即彼那麼簡單。應該說，兩所大學同為中國近代大學的先驅，代表了中國近代大學的發展歷程。

並不十分成功的院系調整

雖說京師大學堂定位更高，但遺留了科舉時代的衙門作風和官僚氣，學生畢業後按程度給「進士」和「舉人」出身，據蔡元培回憶「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學生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而北洋大學以美國著名大學為藍本，聘請的教員多為外國人且不惜重金，每名外國教員年薪高達2400兩白銀，從講課到作業全部採用英文，畢業生進入美國著名大學研究院深造全部免試。因此，在創辦初期，北洋大學的教學水平似乎更高。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是中國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在就職演說中，針對學生中瀰漫的升官發財思想，蔡校長指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以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相勉勵。羅家倫說「這種精闢、勇敢、誠摯而富於感動性的呼聲，震開了當年北京八表同昏的烏煙瘴氣，不但給北京大學一個新靈魂，而且給全國青年一個新啟示」。這位前清翰林、在德國、法國留學多年的校長，以19世紀德國柏林大學為榜樣，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北大很快成為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心。

蔡元培

蔡元培改革的措施之一是把北大的工科併入北洋，把北洋的法科併入北大，在兩校之間來一個院系調整。調整基於以下三點考慮：第一，依據德國、法國大學的經驗，蔡元培主張學與術各司其職，大學應以文理兩科為中心，應用科學由專門學校承辦。第二，「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並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第三，蔡元培歷來著眼於全國教育的布局，「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他認為北大與北洋法、工兩科重複設置沒有必要，在商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准之後做出這種調整，把北大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於充實理科。

這場調整波及了兩個浙江籍青年——徐志摩和吳經熊。他們倆在滬江大學相識，1917年2月，經徐志摩提議，兩人同時轉入北洋大學法預科，誰料半年後就遭遇院系調整，吳氏認為天津已經離家很遠，不願再北上，於是轉入上海東吳大學法科，日後成為著名法學家。而曾在1914年考入北大預科的徐志摩，則重新轉入北大法科政治學門，一年後出國留學，返國後成為北大英文系教授。入北大後，徐志摩結識了梁啟超、胡適等文化名流，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成就了一位詩人。

這次調整對於個人的影響尚且如此，對於學校來說就更大了。蔡元培這樣做是完全出於全國教育的布局和效率，毫無私心，在國人普遍追逐法商、工程等應用學科的氛圍下，蔡元培提倡文理基礎研究可謂用意深遠。但這場小範圍的院系調整並不成功，北大工科和北洋法科的絕大多數教授並未進入對方學校，而是另謀他職；北大法科和北洋工科也並未因此調整而得到加強。恰恰相反，北洋法科在民國初年已相當成功，王寵惠、王正廷、郭雲觀、徐謨、燕樹棠等近代著名法學家、政治家皆出自北洋一脈，調整後北洋大學專辦工科，不但政界校友後繼乏人，而且成就卓著的北洋法學教育也就此中斷，失去法科成為北洋師生的心結，後人一直謀求恢復。而北大失去了工科以後，近二十年間沒有工學院，後期之秀如清華正是憑藉新興的工學院在30年代異軍突起，同時期的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等無不包括工學院，無論從服務國家建設還是學校發展的角度來看，北大失去工學院都是一大損失。直到1946年，北大才在傅斯年校長手中重辦工學院，把一個德國式的近代大學變成更加符合時代潮流的美國式的現代大學。

早期北京大學工科實驗室

這裡還有個插曲。1919年五四運動時，北洋大學愛國學生也在天津積極組織罷課遊行，事後校方竟將參加罷課遊行的學生開除。時任北洋大學學生會長孫越崎親自到北大校長蔡元培家中聯繫，後來蔡氏南下，孫越崎再與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接洽，蔣夢麟深表同情，表示「北洋來多少，北大收多少」，同意北洋同學轉入北大。這一年，北大最後一屆工科學生併入北洋，工科已經停辦，但為接收北洋轉來的工科同學，北大又重新恢復工科採礦冶金、土木兩系，1920年3月6日北大召開評議會特別會議，追認收回北大送往北洋大學學生案，開設新班，聘請教員溫宗禹、何杰、王紹瀛、陳湛恩、周象賢等，直到1922年這批同學全部畢業。孫越崎從北大畢業後投身實業，戰時擔任甘肅油礦局總經理，主持建成我國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門油礦，供應抗戰需要，其產量幾乎是後方產油之全部，後又擔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被譽為「煤油大王」、「工礦泰斗」。同期轉入的還有北洋土木系學生張含英，他選擇進入北大物理系，日後擔任北洋大學校長、新中國水利部副部長、中國水利學會理事長。

孫越崎

動蕩年代，折騰不斷

除了上面這次影響深遠的院系調整以外，幾十年里兩校之間合併風潮幾度上演。早在1912年《劃分大學區議案》中就提出將全國劃為四個學區，把北洋大學歸併北京大學。1913年9月，教育部以「費用過多，風紀不正，學生程度尚低」為由擬將北大停辦，遭到校長何燏時及師生強烈反對，教育總長汪大燮又提出將北京大學合併到北洋大學，再遭反對而作罷。1914年1月，教育部再次提出將北洋大學併入北大，遭到抵制後教育部隨即拋出一個折中方案，「查本部前以北京、北洋兩大學並立於京津，咫尺之地，於學區分劃即嫌不符，而應合應分尤須籌劃……使兩大學采相對的分立制。北京大學設文、理、法、醫4科，北洋大學專設工科而漸加擴充」。與之前幾次合併的動議一樣，這個方案雖然也沒能實施，卻成為三年後蔡元培提出兩校院系調整計劃的先聲。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蔡元培、李石曾等效仿法國大學區制，改教育部為大學院，由蔡氏親任院長，決定先在浙江、江蘇、北平三地推行大學區制。應該說，大學區制不獨為蔡元培一人所認可，歷任教育總長多有推行，發展到此時乃達到高潮。在北平大學區，竟一口氣把包括北大在內的原有國立九校，連同前外交部俄文法政專門學校、天津北洋大學、保定河北大學一起合併改組為國立北平大學。這種不顧各校原有歷史傳統的激進政策一經推行，風波驟起，各校群起反對，掀起複校獨立風潮達一年以上，1928年11月1日，國民政府只好下令取消大學院恢復教育部，1929年6月，國民黨二中全會正式決議廢止大學區制。最終，北大成功脫離北平大學恢復原名，而同樣併入北平大學成為其第二工學院的北洋大學因為只有工科，根據1929年教育部頒布的《大學組織法》規定「大學分文、理、法、教育、農、工、商、醫各學院，凡具備三學院者，始得稱大學。不合上項條件者，為獨立學院」，遂改稱「國立北洋工學院」，時任教育部長蔣夢麟鑒於北洋大學歷史悠久、成績優異，特提請行政院會議通過成立「國立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

北洋大學校徽

抗戰軍興，平津淪陷，兩校均為重要大學奉命西遷後方，北大與清華、南開組成西南聯大，北洋則複雜得多，先後參與組建西北聯大、西北工學院，此外還有北洋西京、泰順兩個分院，戰後兩校各在平津複員。只是當初北平淪陷時，偽政府曾利用北大等校的校舍設備成立了一個「偽北大」，戰後「偽北大」大部分學生經過甄別、考試成績合格者得進入北大，只有工學院由北洋大學接收，成立北洋大學北平部。1947年，因北洋大學要求平部師生遷津，遭到部分師生反對，教育部決定該部併入北大戰後新設立的工學院。

新中國成立後經過全盤學習蘇聯的院系調整，北洋大學易名天津大學，兩校都有大量院系調出，其中北大工學院機械、電機、土木、建築四系併入清華，化工系併入天大，造成長期內北大只有文理、天大只有工科的局面，彷彿繞了半個世紀又回到原點。新世紀以來，北大陸續恢復醫學院、工學院和農學院，天大也復建了法學院，這既是為了服務國家發展，又完善了學科布局，更是對各自歷史傳統的尊重，「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兩校師生，淵源深厚

創辦之初，兩校都聘請美國傳教士擔任總教習，京師大學堂是丁韙良，北洋大學堂是丁家立。早期的兩校也都由歐美留學生擔任負責人，民國初年北大首任校長是留學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的著名思想家嚴復，而北洋大學前後幾任監督都是晚清選送的留美幼童唐紹儀、梁敦彥、梁如浩、蔡紹基，反映了當時取法泰西、提倡新學的時代潮流。

在清華作為專門的留美預備學校成立以前，北洋大學和京師大學堂是晚清官派留學生的重要基地。其中北洋大學第一班學生王寵惠在耶魯大學博士畢業後，相繼擔任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和袁世凱北京政府司法總長，並被聘為北大法律系教授；秦汾（1903級土木）獲得哈佛大學天文數學碩士後擔任北大理科學長；而京師大學堂學生李儀祉（1904級預科德文班）赴德國學習水利，歸國後擔任中國水利工程學會會長，被張含英譽為「我國由古代水利轉變為現代水利的開路人」，1933年與北洋校長李書田等在天津創辦中國第一水工試驗所，後又兼任西北聯大教授。除此以外，1901年考入北洋礦冶科、留美後改學經濟的馬寅初日後成為北大校長，而北大1913級預科學生劉仙洲於1924年擔任北洋大學校長。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1927-1949年，也就是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期間，國民政府歷任教育部長均由北大、北洋兩校學人擔任。其中北大方面有蔡元培、蔣夢麟、李書華、朱家驊，包括曾短暫代理部長的段錫朋、陳雪屏，佔據了絕大部分時間，1938-1944年由出身北洋大學的陳立夫（1919級礦冶科）擔任，而陳的前任王世傑又同是兩校中人，他曾於1910年考入北洋大學礦冶科，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他毅然返回武漢參加革命，之後留學英法成為憲法學家，1920年代曾擔任北大法律系主任及武漢大學首任校長。

風格相似的兩校長：傅斯年與李書田

晚清到民國這段時間，雖然政治不時介入教育和學術，甚至國民黨時期這種干預還相當強烈，但總體來說程度是有限的，教育家呼籲學術自由和教育獨立，政府能保持一定的剋制，儘管雙方仍時有衝突，這就為教育家的產生創造了條件。這期間，公立、私立、教會大學鼎足而三，教育家的思想和才華充分施展，各大學個性鮮明，各具特色。在燦若星河的教育家中，北京大學傅斯年和北洋大學李書田這兩位的教育理念和行事風格極其相似。

傅斯年

兩人有相似的教育經歷。他們都在各自學校接受了從預科到本科的教育，在校期間兩人都堪稱學霸，畢業後都留學歐美。傅斯年1913年入北大預科，成績名列第一併獲得預科學長出資設立的獎項，1916年升入本科國文門後，更以讀書多、見解深刻著稱，曾在一夜之間挑出《文心雕龍》主講老師的講義里30多處錯誤，傅斯年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其創辦的《新潮》雜誌風行全國，一般人印象里的北大總是自由甚至有些散漫，但民初的北大還有另一個傳統，耶魯大學畢業的徐崇欽擔任預科學長期間堅持一切從嚴，「教授們督促學生的功課與考試，都是逼緊不放鬆的。預科同學看見本科同學是那樣的輕鬆和散漫，不知不覺的看不起本科，而以預科的嚴格自傲。」同時極端重視外語，主張用原版教材、外語講授，這畫風倒真的很像北洋大學了。李書田1917年考入北洋預科，1919年升入本科土木科，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留學康奈爾大學時平均成績更高達99.5分。據與李書田同級的陳立夫晚年回憶，他與李書田同時報考庚款留學考試，結果他不幸落選，稱李書田「為在校中最用功的學生，成績特別優異，總平均分數在95以上，他一參加，我就沒有機會了」。學霸李書田對同學的碾壓可想而知。

李書田

李書田題字

兩人日後都長期領導學術團體，並以嚴格要求、拔尖主義著稱。1927年，傅斯年回國受聘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歷史兩系主任，同年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一度兼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擔任過北大代理校長和台大校長。傅斯年對學生一貫要求嚴格，戰時避居四川李庄的史語所青年們見了他如同老鼠見了貓。1927年，李書田回國後相繼擔任唐山交大和北洋校長，黃河水利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水利工程師協會副會長等職，李書田任校長期間，秉持北洋嚴格的傳統，錄取堅持重質不重量，大考小考不斷，學生淘汰率一度高達50%以上，他不但考學生而且考老師，「我出題，教授回答的好，就續聘你；答不好就對不住了，請你走人」。兩人對於優秀畢業生的拔尖主義也如出一轍，傅斯年手中一直保留著一冊北京大學《國文史學系三、四年級學生姓名履歷及歷年成績》，以便將高材生網羅進入史語所；而李書田也有一個記錄本，上面記載著北洋和唐山兩校應屆畢業生各班前三名學生的基本情況，以便為其介紹工作或延聘到北洋任教。

兩人都有卓越的辦事才幹、磅礴的氣魄和強烈的母校情結。傅斯年主持下的史語所對河南殷墟進行的15次大規模發掘，為中國在國際學術界贏得讚譽；戰時負責中央研究院全院的內遷，戰後又領導該院和北大的複員任務；尤其在代理北大校長的一年裡，他把過去只設文理法三個學院的北大一舉擴充為包括醫農工學院在內的北方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為延聘教授、爭取校產和經費不遺餘力。李書田掌校期間，新設水利、電機、航空等系科及工科研究所，1937年2月制訂《國立北洋大學籌備緣起及分期完成計劃書》，計劃至1953年分八期把北洋建成工、法、文理、醫四個學院的綜合性大學；戰時北洋迭遭合併拆分，人員星散，他聯絡知名校友嘗試各種方案，歷盡艱辛，1946年1月，教育部終於同意恢復國立北洋大學，李書田厥功至偉，他率領僅剩的35位同學、2名職員踏上複員之路，他的車走在前面，車上還插著「國立北洋工學院遷校專車」的旗子，17輛車排成一字長蛇，首尾銜接，浩浩蕩蕩，其為恢復和發展母校不遺餘力，令人動容。

李書田本人與傅斯年沒有多少私人往來，但李書田之兄李書華原為北大物理系教授，與傅斯年是好友。1949年以後他們都選擇離開大陸來到台灣，後來李書田又去美國。赴台後，傅斯年收羅了眾多北大教授，不到兩年時間就把原本標準不高的台大辦成台灣的北大，1950年12月「歸骨于田橫之島」。李書田赴美後又讀了土木、地質兩個博士學位，1980年母校八十五周年校慶時，李書田寄來一首詞表達對母校和祖國的思念，「沽上門牆桃李秀，並遷益壯無涯。同文同規肇中華，春風常吹住，化雨永亨嘉。眾院合成今偉大，科工重點交加。津南八里校園誇，師生歌樂止，至今映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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