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五次北征的真相可沒那麼牛哄哄

永樂朱棣的五次北征，被很有氣勢地形容為「五齣漠北，三犁虜庭」，像犁地一樣把蒙古人的地盤連根翻了個底朝天。單看這些形容詞，我們會以為朱棣給予敵人以何其具有毀滅性的打擊。

歷史上，對朱棣的遠征蒙古評價很高，但是 1449年，距離朱棣最後一次遠征蒙古剛剛25年，就發生了土木堡之變，朱棣的太孫皇帝朱祁鎮成為階下囚。

因為這個，有人認為朱棣的五次遠征蒙古，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軍事笑話。

我們只要細看隨駕親征的官員所做記錄，就能發現出很多問題。

翰林檢討金幼孜，跟隨朱棣參加了永樂八年、十二年兩次北征，其間，逐日記錄經過，後成書《北征錄》（亦稱《北征前錄》）、《北征後錄》，是這方面最直接的第一手資料。

永樂八年第一次北征，二月十日師出北京，一路遊山玩水、狩獵賞景，所獲者野馬、狡兔、黃羊耳，金幼孜能夠記錄下來的朱棣談話，也無非「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汝等觀此，四望空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一類品鑒風光之語。在路上行了整整三個月，未遇蒙古部落一兵一卒，直到五月八日，才報第一次軍情：某胡騎都指揮使「獲虜一人至」。第二天，五月九日，再獲「胡寇數人及羊馬輜重」。之後，敵又無蹤影。直到六月九日，總算見到一小股比較整齊的敵人「列陣以待」，「上麾宿衛即催敗之，虜勢披靡，追奔不十餘里」。這「十餘里」的追逐，竟然就是朱棣驚天動地第一次北征之最大戰役。後面，僅偶遇「游虜」而已。六月十四在一河邊發現「游虜」，「虜愴惶渡河，我騎乘之，生擒數人，余皆死。虜由是遂絕」。七月十七日，朱棣率大軍回到北京，第一次北徵結束。

「獲虜一人」、「追奔不十餘里」、「生擒數人」……這就是永樂大帝從二月十日到七月十七日，歷時長達五月有餘、用兵五十萬，如此波瀾壯闊的北征，所取得的「自古所無有也」的輝煌戰果嗎？而且最奇的是，「虜由是遂絕」———只抓了幾個俘虜，怎麼會「絕」呢，又怎麼「絕」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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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第一次比，永樂十二年第二次北征，戰果堪稱「巨大」，但也不過「斃賊數百人」，且是以「五十萬之眾」對「可三萬餘人」極懸殊的兵力所取得的。

以後三次，就近於搞笑了。

永樂二十年的北征，三十萬大軍未至，韃靼首領阿魯台率部望風而逃，朱棣完全撲空。即便一貫極盡粉飾之能事的《太宗實錄》，在添油加醋編造 「殺首賊數十人，斬馘其餘黨無算」之餘，也還是閃爍其詞地透露了實情：「醜虜阿魯台聞風震懾，棄其輜重牛羊馬駝逃命遠遁。」既稱「遠遁」，當然連影子都見不著了，何來「首賊」可殺，且至「數十人」？彼此矛盾，其說不攻自破。真實情況如何呢？此次北征系因阿魯台的韃靼部寇興和（今屬內蒙）殺明朝守將王煥而起，可是阿魯台聽說朱棣親統大軍來伐，就溜之大吉，朱棣根本沒有跟他所欲「懲罰」的韃靼人交上手。沒找著韃靼人，他就拿另一部落即東部蒙古的兀良哈人出氣，所殺數百人亦屬該部落，而且多為老弱平民。時任禮部郎中的孫原貞隨軍參戰，他描述說，蒙古人在明軍將至之前，「各先遠避，保其種類，是以天兵如入無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並獲其馬牛羊以歸」。如入無人之境，殺俘老弱平民，這也算「蓋世奇功」？

第四次即永樂二十一年的北征，如出一轍，阿魯台又使用「敵進我退」這一手，朱棣則再次撲空，再次「如入無人之境」。他正懊喪之際—— 《明史》的說法是「帝方恥無功」———另一蒙古部落首領前來歸附，朱棣總算可以搪塞一把，就像前一次殺俘兀良哈部老弱以充戰果那樣。

永樂二十二年最後一次北征，索性空手而回，連可以冒充的「戰果」也沒有。整個過程從頭到尾，「彌望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輒（應為「轍」 字之誤，抄者所錯）馬跡皆漫滅，疑其遁已人（應為「久」字之誤）」。「英國公張輔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餘里，無一人一騎之跡」。無奈之下，朱棣只好「班師」，行至榆木川（今內蒙多倫）一命西歸。

如雷貫耳的「五齣漠北，三犁虜庭」，實情原來如此。

每次北征，均出動二三十萬至五十萬不等的人馬，聲勢這麼浩大，但遭遇的敵人往往僅千百，最多一次「可三萬餘人」。這就好比動用每秒運算十億次的超級計算機，解一道最簡單的一元二次方程式。明顯多餘，明顯不上算。朱棣不會不知道，但為什麼還要這樣做？

我替他分析，可能有四個原因。

第一，是老話題了———作為非法的篡位者，他亟須以種種「不世」之偉業，來為自己正名，樹立威信。我們看，即位以來他就不斷折騰，而且全是極大的動靜，幾乎沒有一天停歇過，最後連死都死在實施「壯舉」的過程中，可見其心理壓力之大。說實話，這也真夠難為他的了。

第二，他是個很虛榮、又很在乎表面文章的人，一心想干驚天動地的大事，以廁身於歷史上的偉大君主行列；或者說，他所理解的偉大君主，應當是轟轟烈烈的，氣吞山河的，建立豐功偉績的。這一點，跟他父親頗不相同。朱元璋將蒙古人趕回沙漠，是史上光復中華的第一人，原本很有理由自視甚高，然而他反倒相當謹慎，一生很少追求大而無當的虛榮，治國的基本思路是務實———國家一旦統一，立即集中精力於國內建設和民生問題；國防思想注重構建牢靠的防禦體系，對外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了修建南京，沒搞過什麼太興師動眾、勞民傷財的事。朱棣則是另一極端。試看從燕王時代到駕崩榆木川這二十來年時間裡，他先後發動一場全面的國內戰爭（「靖難之役」）、六次大規模對外戰爭（一次對安南，五次對蒙古諸部落），決定並實施遷都和對北京的營造，六次派**艦隊遠航，此外還有完整地重新疏通大運河、修建大報恩寺等一系列巨型工程……洪武時代的三十年，好不容易從戰亂中恢復並重建的經濟，就被他如此沒完沒了的好大喜功揮霍掉。因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很在乎自己能不能成為「偉人」。他的大臣們都懂他這心思，所以在每次明明華而不實的北征之後，紛紛獻上如此的讚歌：「威德所加，不遠過漢高（劉邦）哉？」「乘輿所至，蓋漢武（劉徹）唐宗（李世民）所不到者。」「聖德神功，巍然煥然，直與天地准。」「萬世不拔之功業」，「自古所無有也」，「神功烈烈，聖德巍巍，與天齊兮！」別人歌功頌德不算，朱棣自己在北征途中，所到之處，也迫不及待地留名，樹碑立傳，制銘刻石，大書「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於鑠六師，用殲醜虜」之類的豪言壯語。

第三，或許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疑心朱棣五次興緻勃勃的北征，除展現其「雄偉抱負」外，也兼帶有遊山玩水之打算。其實，這樣揣想朱棣並不見得過分，喜歡遊山玩水，向來是帝王們的傳統，那些性情不安分、愛折騰或自以為胸懷寬廣的帝王，尤其在皇宮和京城待不住。秦始皇是個例子，隋煬帝是個例子，朱棣的六世孫正德皇帝朱厚照是個例子，以後的康熙、乾隆也是個例子。這幾個人性情都比較「恢弘」，不能做到安安靜靜，故而喜歡飽覽祖國大好河山。也有相反的例子，單說明朝皇帝，就是安靜的居多。朱元璋定都南京後，很少離開；弘治、嘉靖、萬曆、天啟、崇禎這幾個皇帝，也都缺乏旅行的興緻，其中嘉靖皇帝最奇絕，過於安靜，以致躲到西苑裡不出來，鑽研他的道教，許多大臣多年欲見其一面而不能。朱棣跟他們不一樣，當燕王時他就帶著兵到處跑，做了皇帝更閑不住，讓他憋在京城和宮裡，估計八成會得病。你看他在位二十多年，不論在南京或後來的北京，正經待在那裡的時間極有限。從他北征途中見著塞外風光而發的感慨，分明可以感到，除了是「御駕親征」的天子，他也很有一番旅遊者的意識，到處勒石留言，跟今天每每在景點歪歪斜斜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的遊客似乎沒有多大分別；此外，對朱棣來說，塞外也算故地重遊了，年輕時作為燕王他曾統軍來到此地，所以不能排除他現在以當了皇帝的心情，到此舊夢重溫，別樣地體驗往昔的榮光———人都是懷舊而自戀的，朱棣恐怕尤如此，他在給金幼孜等指點塞外風光時，言談話語間很有「而今邁步從頭越」的炫示感。

第四，朱棣的北征，是他縝密謀劃的某個龐大計劃的一部分。這個計劃，涉及遷都北京、削藩這兩件對鞏固其到手的權力至關重要的大事；換言之，為了達到這兩個目的，他必須走出北征這招棋。思考不妨從這裡開始：御駕親征究竟有何必要？實際上看不出有任何必要性。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也搞過一次北征，但是他沒有也不必親自出馬，而由燕王朱棣和晉王朱*9?擔任統帥。歷史上，皇帝向來不可輕動，如想表示重視，派親王或至多太子以皇帝名義出征，規格就足夠了。征安南的時候，作為軍事行動，其規模尚在北征之上，朱棣更有理由重視，但他卻未自己挂帥。他何以單單對北征如此熱衷，每次皆躬親其事？還有，從前面所述可知，五次北征的隆重上演，實際上是小題大做，甚至所謂敵情也純屬子虛烏有，這不能不令人疑其另有文章。我們可以留意，在時間上，北征恰恰是隨著營建北京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展開，以及工程開工日近而發生的。我們當還記得，永樂五年徐皇后病故，朱棣藉機把皇家陵寢遷至北京，派官員和命理家擇「吉壤」，永樂七年結果出來了，朱棣去北京驗收，竟就此留下不走，而第二年，他便發動第一次北征。這絕非時間上的巧合，明顯是緊湊弈出的有連貫性的兩手———陵址安置在昌平，顯示了他遷都北京的決心；而以北京為基地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則意在增加北京的政治軍事分量，同時使他得以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以北京為中心，來削弱南京的意義。又如我前面講過的，遷都北京還不是他的底牌，遷都隱含了他另一個處心積慮的目的，即改變洪武時代以幾大「塞王」負責北部邊防的布局，將後者遷往內地，然後自己來填補塞王內遷所造成的邊防空虛，此系旨在釋塞王兵權、消除權力隱患的苦心經營的一手。而為了顯示塞王內遷不會對國家安全構成損傷，他必須大張旗鼓地一次又一次搞「御駕親征」，宣傳其「戰果」，以證明其決策的正確。朱棣「五齣漠北，三犁虜庭」，從其過程看，明顯不必要，並帶有刻意而為的痕迹；換成今天的話來講，基本屬於為遷都北京和削藩這兩大目的而服務的政治「作秀」。

他這一作秀不要緊，銀子可就花得如流水一般。茲以永樂二十年第三次北征為例，我在《太宗實錄》里找到他所動用的人力物力的一項統計數字：

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丁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從之。

這遠非整個此次北征使用的人力物力，甚至也非全部後勤使用的人力物力，而僅僅是後勤中運糧這一項所使用的人力物力，卻已到令人咂舌的地步。想像一下，三十多萬頭驢、十多萬輛車、二十多萬民夫、三十多萬石糧食的付出，末了只換來數百名戰俘（多半還是老弱平民），這樁買賣是否太虧了？朱棣當然不會心疼，因為花的是百姓的錢，受苦受難的也是百姓，而他卻收穫了「萬世不拔」的稱頌，何樂而不為？

一次北征即如此，他竟然總共搞了五次！還要加上征安南、造北京、下西洋……國無寧日。

難怪在他死後，那個叫黃澤的湖廣官員，不避斧鉞，公然抨擊永樂時代「丁男疲於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

可幾百年後，頗有人既不研究歷史，也不把屁股坐在人民一邊，只是看見朱棣「尚武」、「勇於拓疆」，就慷慨地送他一頂「有作為君主」的高帽子。

來源鐵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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