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電影《十二公民》的改編藝術
由徐昂導演執導的《十二公民》改編自1957年美國經典影片《十二怒漢》。美國原版的電影名叫《Angryman》，翻譯成中文為《十二怒漢》，就是十二個憤怒的人的意思。徐昂導演改編的中國版在名字上更突出了一個「公民」的概念。所謂「公民」，即指具有某一國國籍，並根據該國法律規定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這是一個更強調法律概念的詞。從片名，我們就可以看出影片想要傳達給觀眾的一些信息，譬如日版影片名叫《12個溫柔善良的日本人》，從憤怒到溫柔，這就是符合日本人性格的日本化改編。徐昂導演在這裡也有意地淡化了「Angry」，而刻意強調了「Citizen」這個概念，我們可以橫向對比美、俄、日版的《十二怒漢》，中版的人物是最缺少「公民」意識的，缺少的東西偏偏去刻意強調它，徐導在這裡的有意為之，讓影片從片名開始就有了很多令人玩味的內容。
《十二怒漢》這部影片是法律電影中的經典，甚至可以說是教科書般的存在，日、俄都曾翻拍過。但在這樣一個原版就是巔峰的情況下，影片的翻拍是極具挑戰性的，因為經典本身就是難以逾越的。這部影片又實在是太經典了，大家對情節的熟悉度很高，尤其是對於沖著原版去看的觀眾而言，情節上的複製會讓他們少很多驚喜感。而徐導的翻拍對於情節的還原度非常高，包括通過理性推理一一指出人證、物證的一系列疑點：由於列車聲響，老人不可能清楚聽見嫌疑人喊「我要殺了你」、老人不可能在15秒的時間內到達門口、所謂確鑿的物證——兇刀也並非唯一物證、街對面女人目擊證詞的不可靠性，幾輪投票，結果從11:1，到10:2，到1:11，到最後達成一致，每一處投票逆轉，幾乎都跟原版一模一樣。在案件上百分百遵從美版，也讓情節不能成為本片的看點，這對於一部有推理成分的影片來說無疑是致命的。
但是導演徐昂在一次採訪中這樣說道：「是案件更重要，還是人更重要？我認為是人更重要。在案件上，我幾乎沒有動，因為我認為並不那麼重要。我的興趣更多的是在人這一點。」對於徐導來說，比起法律問題，他更想拍「十二個中國人坐在一塊為什麼不能好好說話。」為此，他在影片的人物形象塑造上花了很多心思，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在一個場景里發生的故事，能讓觀眾對其中出現的十二位陪審員都有極深的印象是很不容易的，這也是我認為該影片最為出彩的地方。
徐導精心挑選的十二位陪審員，相比於原版，帶有更多市井氣息。每一個人物的存在，人物性格設定背後的中國式問題的表達，是這部影片本土化最為成功的地方。陪審團成員的身份分別是：法學院助教、數學教授、計程車司機、房地產商人、坐過冤獄的混混、醫生、檢察官、空巢老人、歧視外地人的北京人、大學保安和保險推銷員，這十二個人，更確切地說，是十二類人，雖稱不上構成了一幅中國社會的「百態圖」，但也算是北京的一幅都市眾生相，每一個形象都能讓觀眾在現實中找到原型，找到自己的影子。
跟原版陪審員一溜的西裝革履不同，徐導在《十二公民》里，首先在陪審員服裝上就做了比較明顯的區分。影片一開始，觀眾並不了解人物，但是可以從服裝的差異上對十二位陪審員的身份階層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對每個角色有個初步的定位，再通過劇情的發展揭開人物背後的故事，透過
人物去反應一些中國式現象，而不單單將影片的意義局限在「疑罪有無」法律精神的傳達與普及中，用老瓶裝「新酒」，我認為這也應該是劇本改編所應該走的正確的方向。
《十二怒漢》這一經典IP在中國一直無人翻拍，我認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影片中的陪審團制度在中國沒有現實的土壤，陪審團制度屬於英美法系，這也使得影片的中國式改編十分尷尬。雖然徐導別出心裁地把故事背景放在了一所學校里，選擇了一個虛擬的環境——模擬法庭，十二位陪審員變成了十二位家長，為了孩子補考通過而擔任陪審員的角色，去審理真實發生的「富二代」殺人案。即使徐導在影片中多次通過8號陪審員之口去強調這次審判的嚴肅性，包括最後8號陪審員檢察官身份的揭露以及影片末尾出現的字幕「檢察院依然維持存疑不起訴的決定」，都極力強調這場「模擬審判」的重要性以及現實意義，但是先天的不足，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原著中所要傳達的法律精神。
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情節設定在推動劇情的發展上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譬如說，正是因為這是一場「虛擬」的審判，才讓劇中陪審員急著想要結束、滿不在乎的情緒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徐導說過：「這樣的設置是我們有意而為之的，因為在父系社會中從父子關係解剖能發散出更多深層的社會關係。」這當然是更深層面的含義了。確實，雖然影片虛擬環境的設定，大大削弱了決定犯人生死的緊張感，但是除了法律精神之外，影片所關注的中國式問題在這樣的設定中也變得更加容易表達，比如說：輿論暴力、地域歧視、仇富、代溝等。並且，這種虛擬場景的設置讓《十二公民》更接地氣，也是《十二怒漢》本土化的必然結果。
一般來說，一部電影往往會帶有十分濃重的導演氣息，改編亦是如此。徐昂導演之前的經歷對該影片的改編有極大影響。《十二公民》是徐昂導演的電影處女作，此前他曾執導過《情人》《動物園的故事》《女僕》《操場》等話劇。值得一提的是，其執導並參與改編的話劇《喜劇的憂傷》創下人藝建院六十年來最高票房紀錄，話劇對於徐導的影響極深，這在他的初次觸「電」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
正如主演何冰在一次採訪中所言：在排練廳里我已經看到一台好話劇的模子了，聞到好話劇的味了。沒錯，這是一部處處瀰漫著話劇氣息的影片。演員陣容就是如此。影片中十二位陪審員的扮演者均是話劇演員，話劇導演加上話劇演員在影片中所產生的化學反應是很有意思的。
這是一部需要演員具備極強表演功底的影片，一個多小時的時長，主要情節在一個甚至會漏雨的破舊體育室中開始、達到高潮、直至最後落幕，完全依靠台詞的力量推動整個影片的發展，這對於這些演慣話劇的演員來說可以說是一場演技的釋放、狂歡。十二個人通過互相之間演技的較量，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單一的場景中，通過人物性格的矛盾去塑造形象，推動情節進展，這是極具挑戰性的，而這十二位演員卻都完成得很出彩。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這十二位演員在影片中演技的不斷碰撞與衝突成就了這部電影。
當然電影場景的單一化，除了要求演員的表演要有極強的張力之外，也要求導演有充分的舞台調控能力，包括鏡頭的調節、演員的走位、燈光的調度等等。而徐導也充分使用了一切手段讓影片單一的場景富於變化。如隨著劇情發展，時間的推移，前後色調的變化，尤其是在劇情發展到除8號陪審員，其他陪審員匿名投票時，影片陡然從冷色調變成了暖色調，通過前後色調的差異，去表現影片情節發展的變化，人物情緒的轉變。
影片中的那場大雨也是一個十分巧妙的安排。先用電風扇等道具表現雨前環境的悶熱壓抑，以及在這個環境中各位陪審員情緒的焦慮。大雨之後，整個情緒釋放，氛圍變化，影片色調的轉化都十分微妙。這樣的安排讓我聯想到曹禺先生的《雷雨》，我認為它們之間有異曲同工之妙。
總的來說，我覺得用「戴著鐐銬跳舞」來形容此次徐導對於《十二公民》的改編再貼切不過了，雖然有諸多限制，但更適合中國國情的本土化改編讓其成為當年上映影片中的一顆閃亮的星。
（本文刊載於《圖文資訊》2017年第4期「讀者園地」欄目，作者為人文學院現當代文學16級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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