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年輕人連一孩都不願生了，「養兒防老」觀念被衝擊

相繼出台的「單獨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對二孩集中爆發的「開閘效應」並沒有持續下去。來自廣東代表團的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清遠市人民醫院黨委書記、院長周海波建議，中國應樹立人口是資源的新理念，儘快全面放開生育。

全國兩會期間，周海波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提交了《全面放開生育，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的建議》（下稱「《建議》」）。《建議》提到，2013年，國家實施「單獨二孩」政策。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放開，中國的生育情況並未達到預期。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出生人口1723萬人，這一數據，較2016年下降了63萬人。按照相關部門原來預測，全面放開二胎之後，2017年出生人口最低為2023.2萬，實際人口與預測相差足有300萬人。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2017年的出生人口結構中，二孩比重佔到了51.2%，超過了一孩比重。而2017年出生的一孩數據為841萬，比2016年的一孩數量足足少了121萬人，成為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一孩絕對量和相對量都比較低的一年。

這說明有些年輕人連一孩都不願意生了。

周海波基於歷史數據剖析得出，2013年實施單獨二孩政策，2014年，中國新生人口從2013年的1640萬增長到了1687萬人，「開閘效應」過去後，2015年，新生人口回落至1655萬人。

全面二孩於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2016年，中國出生人口為1786萬人，比2015年政策實施之前的1655萬人增加了131萬人。然而，2017年新生人口不升反降的事實，清晰顯示了2016年的增長只是政策突然放開後，二孩集中爆發的「開閘效應」，與單獨二孩政策放開一樣，並沒有帶來持續性。

如果更深度地觀察，實際上自2010年來，中國的新生人口是較之前增長的。2010年，中國新生人口在跌至1592萬人之後，走出了一個逐年上升的曲線，2015年和2017年雖然出現回落，但也是較2010年增長。

那麼，還必須擔心低生育率問題嗎？

問題在於上述增長背後的一個歷史因素，1985-1990年是我國新生人口一個高峰期，平均每年達到了近2500萬人。這批人，在跨入2010年後陸續步入婚育年齡，帶來相應的新生人口增長。

如果同樣按照這一比例，2020年-2025年，總量下降到2000萬人以下的90後成為生育主體，新生兒數量將出現銳減。而時間越往後推移，這種遞減循環將進一步推演。

而實際情況可能將比上面的測算更差。因為受家庭結構和多種因素共同影響，90後和00後這個新的代際群體，普遍存在著更低的生育意願。

在西方，生育意願已經成為了當前人口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這個問題在中國也日漸明顯。其中，城市化進程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因素。大量走出農村融入城市生活的人群，已從根本上改變了原來的生活形態。原來的「養兒防老」的觀念體系被衝擊，這是在需求層面上帶來的改變。

在能力層面，城市化的新生活秩序，對生育帶來了全新的要求。養育成本、托育服務、女性職業發展壓力等諸多因素，讓撫育小孩的金錢和時間成本都大幅提高。大量的民調已經清晰顯示了這一點。

除了生育意願，男女性別比例的問題，將進一步導致低生育率結果。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別失衡現象已經延續了30餘年，且未得到改觀。2010年，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在對全國28個省份共計369個行政村進行調查後，發布了《百村性別失衡與社會穩定調查技術報告》。報告預測，2013年後，中國每年適婚男性過剩人口在10%以上，平均每年約有120萬男性找不到初婚對象。

2016年，國家衛計委公布數據顯示，中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大約為1.7。一直作為低生育率代表的瑞典，其生育率就是1.7左右。中國仍處於低生育率國家行列。

周海波接著提出，少子化現象，老齡化社會加速到來，經濟主力人口收縮，這些低生育率帶來的問題已經不再是遙遠的未來。

在國外，低生育率帶來的問題不乏觀察樣本。

在亞洲，日本和韓國低生育現象已經持續多年。1989年，日本經濟最鼎盛的時期，日本的總和生育率下降到了1.57，被當時的日本社會稱為「1.57衝擊」。到2005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更是只有1.26，創下歷史最低紀錄。近幾年來上升到了1.5左右，距離國際公認的世代更替水平2.1有著遙遠距離。

值得深思的是，房價高企被認為是阻礙適齡青年婚育的一道屏障。但是，伴隨低生育率，樓區空置乃至小城鎮空心化的現象，在日本已經成為令人擔憂的現狀。以東京的衛星城市多摩市為例，這個曾經為疏散東京人口壓力的衛星城，如今卻被媒體曝出空心化問題。由於人口減少，配套資源減少，人口進一步外流、陷入惡性循環。

在歐美地區，低生育問題也是不少發達國家力圖解決的難題。作為歐洲低生育率的「重災區」，德國是一個傳統的高福利國家，政府推行過多種鼓勵生育的政策，包括為擁有工作的家庭提供育兒補助、為孕產婦提供更多的休假、以及提供更完善的托兒機構等等，但這些都沒能從根本上逆轉德國一路下滑的生育率。

新加坡的生育制度變遷，或者更值得我們借鑒反思。20世紀70年代，新加坡政府考慮到人口增長過快，開始實施「兩個就夠了」計劃生育政策，遏制人口增速。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末，不足20年，新加坡低生育率現象已經十分明顯，政府扭轉政策，於1987年出台了「只要有能力，生育三個小孩或更多」的鼓勵政策和配套措施。即便如此，發展到2015年，新加坡的低生育率現象依然未有明顯改觀。

對於這些國家，低生育率帶來的經濟乃至社會問題，藉由不同的途徑來應對。

德國，由於一直來對勞動力依賴性不明顯，近年來更是積極向工業4.0轉型升級，以高度智能化的工業結構，相當程度上抵消了勞動力短缺的負面影響。在新加坡，根據2013年發布的《人口白皮書》預測，到2030年，新加坡外來人口比例將接近一半，通過外來移民實現勞動力補給。

在更多國家，低生育率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依然難以通過政策進行彌補。

周海波總結，從全世界範圍內來看，至今鮮有哪個國家是在生育率大幅降低後還能較快漲回來的，即便是政府出台了相關的鼓勵政策。

基於在全面二孩政策沒有達到總和生育率1.8的預期目標，「開閘效應」逐年遞減，一孩生育率下降的環境下，周海波建議，從中華民族復興的政治高度，加大加快人口發展戰略的研究和頂層設計。

首先要破除人口是負擔的觀點，樹立人口是資源的新理念，並加強正面引導和宣傳；停止政府計劃生育考核問責機制；若2018年總和生育率仍末達到1.8，建議充分尊重國民的生育意願，儘快全面放開生育；廢除計劃生育法、撤銷據此法而設置的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停止執行相關的計劃生育工作職責；全面放開生育2年後，若總和生育率仍末達到1.8，應出台生育鼓勵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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