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詹姆斯·伍德這種批評家的存在，小說才從苦咖啡的本質中升華

天下 03-21

本公號屬於經濟觀察報·書評

編輯/日京川

??????

詹姆斯·伍德像一個愛談詩本身的詩人那樣，一次次談論批評是怎麼一回事。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中，他稱譽了弗吉尼亞·伍爾夫對英國批評家羅傑·弗萊的敘述。弗萊的身上體現了批評的多種美德：它是「充滿熱情的創造物」，是「謙遜的美德」，是「簡潔和近乎無聲的」，它「具有視野的一致性」。他想到自己跟父親去聽阿爾弗雷德·布倫德爾關於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的講座的經歷，這場講座讓他醍醐灌頂，但他提醒我們注意，布倫德爾本人也是鋼琴家，言下之意，批評家當然也不是因為搞不來文學才去干批評的：相對於優秀小說家的數量，優秀批評家的陣容可單薄得多。

詹姆斯·伍德：1965年生，英國批評家、散文家、小說家，曾任《衛報》首席文學批評家、《新共和》資深編輯，現為《紐約客》專欄作家、哈佛大學文學教授，著有《斷脈》（1999）、《忤逆上帝之書》（2004）、《不負責任的自我》（2004）、《小說機杼》（2009）、《私貨》（2013）、《最接近生活的事物》（2015）

一個人，一個小杯里冒著淡棕色的氣體。相比那杯子，人實在是太大了，就連嘴裡的牙都在輕視它。我用兩根手指拈起杯子，呷了一口就放下。這是讀詹姆斯·伍德的時間。

我喜歡吃甜品，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主動去呷一杯苦得可怕又小得滑稽的意式咖啡。一個人，或許有挪動一口水缸的臂力，肯定有吞下一個五層蛋糕的胃口，卻棄它們於不用，去拈一隻小杯子，拿苦味蘸一蘸嘴。這就叫文化，這就叫成熟。成熟就是放棄簡單的味蕾討好，而去做在別人眼裡符合他的年齡和身份的事情。不過，在伍德的文章面前，我還是得像個成年人的樣子。

「砰」的一槍，蓋茨比死在游泳池裡。「砰」的一槍，剛剛從虛無中找回自我的奎里死在麻風病院。「砰」的一槍，李奈被他信賴的好兄弟佐治打死。「砰砰砰」，威利·斯塔克被他知人知面的亞當·斯湯頓醫生連開數槍，死於非命。還有賀德雷，薩特《臟手》中那位充滿魅力的左翼領袖，崇拜他的雨果誤以為他調戲自己的女朋友，一槍斃命。《了不起的蓋茨比》也好，《一個病毒自行發完的病例》、《人鼠之間》、《國王的人馬》、《臟手》也好，這些讓我愛到不行的小說和戲劇，每一本都包含著一枚死亡的核心。伍德在他2015年的作品《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中，一開頭就說，讀小說，是為了回答那個無數人問過的問題：「為什麼有這麼多苦難，這麼多死亡？」

伍德說，他對死亡帶來的痛苦有著強烈的感受，他幼年跟著父母上教堂，認識了很多人，後來慢慢就知道，父母有兩位教友，年紀輕輕就死於癌症。《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一書也是以一場葬禮開頭的，死者是他一個朋友的弟弟，終年44歲，「突然撒手人寰，留下一堆身後事，還有一個寡婦和兩個年幼的女兒」。為什麼會這樣？他問。當他在葬禮上從他人的口中了解到死者從出生到去世的所有人生時，他又說，「這樣的檢視顯得專橫……這樣的全知全能讓我們不自在。」

對付一個難題的最好方法，是換一個相對容易的問題來回答。因此，伍德用「為什麼讀小說」來替代「為什麼有死亡」，就可以給出答案：在小說里，死亡是自由的終點，在死亡之前，一個人可以做任何可能的事；通過小說觀察一個人的一生不會讓我覺得冒失、難堪；一本好的小說，會讓我覺得它是伴隨著我的讀完慢慢寫完的，我讀到哪裡，它寫到哪裡，我幾乎就是書里的某個人，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麼……我這林林總總的感受，在伍德的書里都找到了迴響。

雖然個人經歷不同，問「為什麼」的意願之強烈程度因人而異，但苦物就在那裡研磨，等待每個人迷茫地抬起頭，去品嘗那些死亡，或者最接近死亡的味道。「最接近生活的事物」是藝術，最接近死亡的味道，是苦。吞咽下一杯濃縮咖啡，彷彿是在磨礪內心的堅韌度。但是，小說所打破的東西，遠不只是因不敢直面死亡而用一些閃爍不定的說法來搪塞的習慣。在日常生活中，我經常見到這一類驚嚇反應：「怎麼可以這樣？」「這也可以？」「這麼誇張？」而激起這種反應的，其實不過是個把想像的情節而已。用伍德（讀起來有些澀）的話說：「我們中的許多人不會運用這種自由。我們緊張地行至准許的思想的邊緣，然後喚醒審查的超我來監督自己。」

《到燈塔去》

這就太遺憾了。伍德講，小說是一種「耗竭」，盡情想像，盡情編排，一個主角的一天可以豐富到無限（《到燈塔去》及《尤利西斯》），反過來，他的一生也可以縮減為匆匆的兩三千行字（理查德·耶茨的《復活節遊行》、安德里奇的《德里納河上的橋》、約瑟夫·羅特的《拉德茨基進行曲》）。有什麼理由不去參與這種自由呢？我經常想起蓋茨比，他有了那麼多錢，幹什麼不可以，為何還總惦著討那個輕浮冷酷的黛茜的歡心呢？這真太不明智了。然而轉念一想，菲茨傑拉德設計的情節只是諸多可能發生的情節之一，即便概率不大，他也要讓它發生，否則虛構故事就真的和現實的世界一樣太乏味、太冷酷了。

伍德則提到了另一個菲茨傑拉德：英國的佩內洛普·菲茨傑拉德，他稱讚菲氏的《藍花》為傑作，主人公原型為18世紀德國浪漫派詩人諾瓦利斯，在故事裡，他是一個執著於詩藝的、好衝動的年輕人，他遇見一名12歲女孩，就迅速決定要跟她結婚。伍德表示，「以最微妙的方式捕捉到各種正在進行的人生」，就是小說價值的體現。故事中的人都有個死亡的結局，且都死得很早，但正因此，小說才形成了對「為什麼」的一種回答。

我沉迷的那些故事，想起來，作者都是在諸多可能中選擇了最難得的一種，再把情節推進下去。最難得，最極端，最孤注一擲。然而，作家和像伍德這樣的批評家，都指稱小說最真實，因為它用充滿細節的故事，徹底改變了讀者對庸常生活的體驗，以至讓他們相信真實並非如自己日常所見的樣子。伍德舉了V.S.奈保爾的代表作《畢斯沃斯先生的房子》為例，在那本書里，畢斯沃斯在查斯住過的六年，奈保爾稱之為「可以被人一眼看透」，但奈保爾又用了一個個具體的場景，來讓我們明白畢斯沃斯的一生無法讓人一眼看透，於是，讀者就與作者「合謀」，將一個早已入土了的人從他總體不盡人意的生活里挽救出來，並賦予那生活以意義。

《畢斯沃斯先生的房子》

伍德訪問過奈保爾，在文集《私貨》中，有一篇專門寫他，上來就是這麼幾句：「一個世人皆知的勢利鬼，一個大混蛋，這就是我1994年採訪V.S.奈保爾時所想的，而事實也確實和預期相差不遠。」但接下去的文字，基本上就是在談論他的書了，讓渴望看點酷評的我（我個人相當不喜歡奈保爾，不論是其作品還是其人）有些失望。不過，我不能要求伍德提供他不想提供的東西；而且他也未必能提供，因為他所期望做的，同他實際做到的也常常是兩回事。他說過：「

我最佩服的許多評論都不是特別分析性的，卻真正是一種充滿激情的重新描述

」，但在他自己的評論里，最引人注目的則並非描述，而依然是批評家的看家本領——精準的點評。

比如他評科馬克·麥卡錫的《路》：「麥卡錫對細節的專註，他淡定自若描摹恐怖的康拉德式的喜好，他喪鐘般沉重的句子，都讓讀者因恐懼和認清真相而顫抖」。

《路》

比如他評石黑一雄的《別讓我走》：「石黑一雄這本書最妙的地方，是當他通過邀請我們思考克隆生命的無意義，迫使我們去思考我們自己的無意義的時候。」

他評《奧斯特里茨》的作者W.G.澤巴爾德：「在他的所有小說中，澤巴爾德把這種古舊的端莊整飭……改製成一種全新的、陌生的、看似不可能的混合體：委婉地激烈而深沉的當代哥特風格。他筆下的人物和敘述者永遠都在找尋自己，像一個從過去時代走來的遊客，停留在陰鬱而排外的地方（東倫敦或諾福克這種），那裡『死氣沉沉，沒有一個活人』。」

《奧斯特里茨》

他不僅鍾愛作家筆下精妙的修辭，還會去推測作家對他們自己的修辭的鐘愛。哈代的《遠離塵囂》里，馬斯特科根有一句台詞「我像個石灰籃子那麼渴」，緊接著，伍德又提到哈代的另一部小說《卡斯特橋市長》里的一句「現在到了人們所說的一天里的『鋸齒』時刻，也就是黃昏前的一刻鐘」。伍德點評說：哈代當年在聽到「鋸齒」這一說的時候，不知道該有多麼興奮。他認為，

最出色的文字匠，肯定都是一些會對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發明的生動形象的描述激動不已的人。

《卡斯特橋市長》

但他並不曾真正像朗誦一篇美文一樣，去做「充滿激情地重新描述」的事。恐怕他也擔心，這麼做會降低文章的品質吧。在《私貨》一書中，他專文寫了前輩兼一代批評宗師埃德蒙·威爾遜，可以說，他通過批評威爾遜的書和文章，來宣布自己是威爾遜青出於藍的後繼者（且不說「傳人」），擁有比他更強的感受力，對不分真實還是虛構的人物的同情心（因為他們都躲不開死亡的結局），也比他更愛小說。他特別指出，威爾遜寫契訶夫的文章很失敗，因為，他拒絕把他在讀一部傳記時擁有的感受傳主生平的能力用到虛構的小說人物身上，而契訶夫的作品和風格，恰恰是最拒絕那種冷冰冰的解剖刀式的分析的。從他所摘引的段落中，可以看出威爾遜的確如其所言，將小說變成了用於階級分析的文本，人物被抽幹了生命，這實在是一件很煞風景的事。

他也像一個愛談詩本身的詩人那樣，一次次談論批評是怎麼一回事。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中，他稱譽了弗吉尼亞·伍爾夫對英國批評家羅傑·弗萊的敘述。弗萊的身上體現了批評的多種美德：它是「充滿熱情的創造物」，是「謙遜的美德」，是「簡潔和近乎無聲的」，它「具有視野的一致性」。他想到自己跟父親去聽阿爾弗雷德·布倫德爾關於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的講座的經歷，這場講座讓他醍醐灌頂，但他提醒我們注意，布倫德爾本人也是鋼琴家，言下之意，批評家當然也不是因為搞不來文學才去干批評的：相對於優秀小說家的數量，優秀批評家的陣容可單薄得多。

不過，能把羅傑·弗萊寫出魅力的，還不能是別人，得是伍爾夫這等級別的人物。這已經暗示了批評是一種很精英化，如同拿刀尖挑起鑽石一般的遊戲。作家對伍德的需要，跟大眾讀者對伍德的需要，必然不可同日而語。事實上，伍德從「為什麼有死亡」這一問題出發來談論他的小說之愛，其間的思路都遠非一般人能跟得上的。就我個人的體驗，當我在談論小說中的死亡的時候，我總是很容易遇到對刑事案件或者遺產分割更感興趣的聽眾。他們頂多想確認一些早就在心中牢固存在的意識，而通過小說「多活上N個人生」的願望，絕對是奢侈品。

《好人難尋》作者弗蘭納麗·奧康納

在電影《三個廣告牌》中出現的《好人難尋》

弗蘭納麗·奧康納的《好人難尋》，是一篇短篇小說選本都不會遺漏，且會放在靠前的位置作賞析的名作，故事裡，老婦一家都被冷血地劫持，冷血地殺害，初讀的時候，我都懷疑是不是書印錯了，然後，我不得不去仔細看老婦和殺手的對話，看作者是否在其中融入了什麼隱義，從而給極端的殘酷增加一分描寫的理由。後來某天，我把好幾本書一起帶到了咖啡館裡，《好人難尋》放在了頂上，剛巧被一位有點年紀的女士看到，她搖搖頭，嘀咕了一句：「是的，現在哪裡還有好人」，就走開了。

我想她肯定經歷過許多。我還得稱幸，自己沒把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人都是要死的》一併帶來。「小說被用來保護有意義的真相」，伍德這句話說得很精彩，可是，能夠珍惜這種意義、這些真相的人，在平時就得養成主動驅逐庸常感受的習慣。這是相當高的要求。

對我來說，越讀小說，就越明白詹姆斯·伍德的重要，就好像我得每天喝上雞尾酒，才能夠意識到有調酒師這麼個職業的存在，如果只是以豆漿度日是絕對不可能的。然而，同樣是讀那些小說，換另一個人或許就產生不了去讀文學批評的衝動。我讀文學，總是大包大攬，我就是蓋茨比，就是奎里，就是李奈，就是威利·斯塔克，就是賀德雷，就是日瓦戈醫生，我就是康拉德筆下被吸入黑暗深淵的馬丁·德考得，我就是米歇爾·圖爾尼埃的故事中所寫的，從鈴蘭空地奔向公路，結果命喪車流的比埃爾，我就是格雷厄姆·格林《問題的核心》里寫的那個殖民官員斯考比，他擁有一副害人害己的好心腸，最後自殺了事……誰知道，換一個人來讀這些書，他的身上會發生些什麼。

閻連科前陣子有個「苦咖啡」論點，說村上春樹、艾麗絲·門羅等當紅作家寫的都是個人的小情調，無涉那些宏大的命題，可我覺得只要說小說，輕薄到《你好，憂愁》，厚重到《靜靜的頓河》，本質上都是苦咖啡，就像（說句可能不敬的話）電影天生就是玉米花一樣。讀小說的人，再沉浸於人物的生死，也是安全的，他是在品嘗別人的苦，不管這苦是單相思，是失戀，是因再也吃不到的一款海苔手卷帶來的悵惘，還是國破家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