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被日軍俘虜修建鐵路，兒子70年後把它寫了下來 | 專訪理查德·弗蘭納根

原標題：父親被日軍俘虜修建鐵路，兒子70年後把它寫了下來 | 專訪理查德·弗蘭納根

在泰、緬交界的他念他翁山脈與比勞山脈的原始森林裡，泰緬鐵路沿山勢蜿蜒而卧。1942年6月，中途島海戰之後，日軍的海上補給線遭遇重創，為運送作戰物資，日軍脅迫6萬多名盟軍戰俘和約30萬名東南亞勞工，在一年多時間內修建了這條鐵路。疾病、飢餓、過度疲勞、奴役、虐待、體罰、屈辱，1.6萬戰俘和9萬勞工在此殞命。全線415公里的路，平均每修築1公里，就有約600人喪命，這條鐵路因此被稱作「死亡鐵路」。

理查德·弗蘭納根的父親阿奇·弗蘭納根，一名普通澳大利亞士兵，二戰期間在爪哇島遭日軍俘獲後被運往泰緬，參與修建死亡鐵路。他從這場劫難中僥倖活了下來。

差不多70年後，他的兒子憑藉長篇《深入北方的小路》摘得2014年布克獎。小說以死亡鐵路為背景，以父親的經歷為原型，雙線講述身為俘虜的澳大利亞醫生多里戈·埃文斯，一面竭力營救手下的士兵，一面追憶生命中唯一一次愛情。逃出生死線後，他卻再也不會與人分享，不懂如何去愛。

2014年，弗蘭納根憑藉《深入北方的小路》摘得布克獎。

書的扉頁上，寫著一行小字——獻給第三百三十五號俘虜。

3月15日到24日，由澳大利亞駐華大使館主辦的第十一屆「澳大利亞文學周」舉辦了一系列交流活動，理查德·弗蘭納根受邀來到中國，新京報書評周刊對他進行了專訪。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張暢

理查德·弗蘭納根（Richard Flanagan，1961- ），澳大利亞作家，記者，製片人。小說代表作有《河流領路人之死》《一個巴掌能拍響》《古爾德的釣魚書》等。2014年，他憑藉《深入北方的小路》摘得布克獎。

被父親的軍官扇了三巴掌

「戰爭的邪惡和殘暴並不在我倆之間」

十二年了，理查德·弗蘭納根還在寫。他不想讓《深入北方的小路》和市面上有關「死亡鐵路」的書一個樣。他想讓它被銘記。可是，太難了。剛開始，他勸自己「別碰」這個厚重的題材，「可能會毀了它」。隨時間推移，他卻發覺，父親太老了，如果不趁他在世寫完，就永遠完不成了。於是寫書的想法「不停膨脹著，如鯁在喉」：「我不寫這本書，就再也寫不了別的書了。所以我必須寫，為的就是能繼續當一個作家。」為此他試過很多辦法，用第一人稱講述，增減人物，嘗試更柔和的敘事語言，都不行，燒掉手稿，重新開始，「就連寫出一個讓自己滿意的句子都難」。

「為什麼萬物之始總有光？」小說伊始，讀者被帶入如夢似幻的往事回憶，主人公多里戈·埃文斯的人生就此展開。「快樂的人沒有過去，不快樂的人除了過去一無所有。」作為戰爭倖存者回到澳大利亞的埃文斯得到了英雄般的褒獎，卻失去了愛情，他陷入漩渦，愛，戰爭，人性，「要活下去就必須有一個荒唐的信念，那就是你能活下去，這信念高於一切」。阿奇·弗蘭納根也是這樣，為穿過一生中的慘烈絕境、荒誕的記憶之谷，他不在意功名利祿，嚮往自由勝過權力。弗蘭納根成年後，才意識到，「父親一生都被這個創傷改寫了」。

《深入北方的小路》

作者：（澳大利亞）理查德·弗蘭納根

譯者：金莉

版本：99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7年7月

寫作《深入北方的小路》接近尾聲時，理查德·弗蘭納根決定親自去趟日本。當他站在這片曾給父輩帶去苦痛記憶的國土，卻發現日本人「友好、善意、慷慨」，這令他感到「不可思議的悲傷」。東京郊區，一間計程車公司的辦公室里，他見到了當年父親所在戰俘營中的韓國守衛，書中「巨蜥」崔勝民的原型。戰後，「巨蜥」因戰爭罪行被判處死刑，後獲減刑，並在1956年針對戰犯的大赦中被釋放，回日本註冊了這家公司。這位93歲的老人透過渾濁的眼睛告訴弗蘭納根，他不記得了。

「請你扇我三個耳光。」弗蘭納根從沙發上站起來。在日軍戰俘營，扇耳光是戰俘受到的日常體罰方式之一。「巨蜥」難以置信地盯了他兩秒，然後緩慢起身，扭過上半身，帶動肩膀、手肘、手臂，扇在弗蘭納根臉上。一，二，三。「他本人或許真的不記得了，但他的身體記得。」弗蘭納根回憶說，被扇到第三巴掌時，整個房間的物件從牆上傾倒下來，周遭閃著詭異的光，有那麼幾秒鐘，他似乎失去了意識，「好像東京發生了里氏7.8級大地震」。他望著老人，老人茫然望向他，「我走了那麼遠的路，只為了親自體會戰爭的邪惡，但邪惡和殘暴不在那裡，不在我倆之間」。

泰緬鐵路自1942年6月開始修建，全線計劃施工年限為6年，但實際上僅僅用了15個月就完成了。如此高速度意味著對工人的高強度壓迫，在高溫高熱的熱帶雨林中，懸崖峭壁之上，戰俘與勞工僅靠鎚子等簡易工具開鑿，許多戰俘因為過度疲勞而死。

日本之行使弗蘭納根明白：「我寫這本書並不是為了評判任何人，因為我不想讓它成為反駁別人的武器，事情發生了，已經在那裡了，你必須了解為什麼人們會這麼做。而如果你指責、做道德批判，就相當於是接續了這種邪惡，將它傳遞給更多的人。這是更大的災難。」

終於，從日本回到澳大利亞之後的一個星期三早上，弗蘭納根寫完了全書的最後一行。他將書稿發給出版社，出門，到醫院的重症加護病房看望父親。父親見了他，問：書寫得怎麼樣了？他答：寫完了。當天中午，父親過世。他沒能等到這本書拿獎，在43個國家出版，世界範圍內擁有千萬讀者，也沒能讀到日軍戰俘營其他倖存者讀到這本書後，給兒子寄來的信：你說出了基本事實。

記住，也要警惕仇恨

「我見證過喪失記憶的族群陷入慌亂」

1961年，理查德·弗蘭納根生於澳大利亞東南部的塔斯馬尼亞島。在這座被稱為「世界的盡頭」的島上，人們世代在森林裡生活，砍樹，挖洞，沒人寫作，也沒人在意文字。弗蘭納根的祖父母不識字，全家唯獨父親「對寫下來的文字有一種特殊的喜愛」。三四歲時，小弗蘭納根就想當個作家，只因這在父親看來是件「了不得的事」。

小說處女作《河流領路人之死》問世前，弗蘭納根做了差不多十年工人，平時在建築物上做工，夏天替人家的花園澆水種樹。上世紀九十年代，遠在北半球的中國經濟崛起，澳大利亞因礦產資源豐富，成為中國鋼鐵製造的主要原材料產地。遠離城市的荒地大多礦產富足，報酬不菲，一些塔斯馬尼亞人專門乘飛機去打工。寫《深入北方的小路》的過程太過漫長，花光了弗蘭納根所有的錢，雖不情願，他還是考慮去礦上打工賺錢，好繼續寫作。好在布克獎的5萬英鎊（約合人民幣44.4萬元）獎金救了他，得獎後，媒體問他用5萬塊做什麼，他說：「生活。」

在弗蘭納根生於斯長於斯的塔斯馬尼亞島，坐落著有「澳洲的古拉格」之稱的阿瑟港監獄。1830年至1977年間，這裡曾關押超過1萬2千名英國重刑流放犯人，「整座島都是英國王室的囚牢，英國人把罪犯押送過去，他們一輩子在那裡勞作，定居」。世代沿襲，無論是曾經的王室罪犯，還是原住民，以及他們的後代，都能隱約感受到某種與歷史有關的「記憶的壓迫」，「他們終其一生都試圖去了解這創傷究竟是什麼」。或許正與此有關，從《河流領路人之死》到《一個巴掌能拍響》再到《深入北方的小路》，弗蘭納根都在探索關於「記憶」的秘密，「我見證過喪失記憶的族群是如何陷入慌亂的」，他說。

弗蘭納根的第二部作品《一個巴掌能拍響》被改編成同名電影，入圍第48屆柏林影展主競賽單元。

弗蘭納根耗時十二年寫《深入北方的小路》，「野心就是理解善惡、記憶與愛」，然而，「最終一無所獲，什麼都沒弄明白，真的」，他呷一口桌上的咖啡，自嘲般苦笑著。

因為父親深知被仇恨吞噬的滋味，也明白日後消化、捨棄仇恨的艱難，弗蘭納根反覆提醒自己：「警惕仇恨。」他從小說中的細枝末節中一點點剔除道德審判的蛛絲馬跡。唯有同情，方能了解；唯有了解，方能同情。他因而愛上日本文學閃耀的哲思和詩意雋永的美，寫作方式也受到日本作家注重細節的影響，就連《深入北方的小路》的每個章節開頭都是一行俳句。

不獨日本文學，弗蘭納根同樣欣賞威廉·福克納、卡夫卡、馬爾克斯、博爾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這些響噹噹的名字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他：「你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躍躍欲試，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儘管他自知同這些標準還有距離，「不過寫作本身的意義，是能夠為這個世界增添一點與美、與意義有關的事，它不會傷害別人，而對於愛它的人，它會回饋他以歌」。

「歲月為百代之過客，逝去之年亦為旅人也。於舟楫上過生涯，或執馬轡而終其一生之人，日日生活皆為行旅。」元祿二年（1689）三月下旬，日本俳句大師松尾芭蕉由松戶北上，行程兩千四百公里，寫下這首《奧之細道》，此為開篇。《奧之細道》，譯成英文便是——《深入北方的小路》——回饋給弗蘭納根的歌。

對話

「小說家的一生只不停提問，

而不作回答」

新京報：在《深入北方的小路》中，你非常細緻地描摹了二戰時期修建死亡鐵路的戰俘在戰俘營中的悲慘遭遇，這些故事的來源是什麼？是否與你父親的經歷、講述有關？還是更多出於你的文學想像？

理查德·弗蘭納根：大多數澳大利亞人都知道死亡鐵路，因為好多澳大利亞人因此而死。在我成長的過程中，聽我父親講過與死亡鐵路有關的事，但他並沒有和我講太多，所以書中的大部分情節都是我編造的，畢竟這本書不是歷史。但我還是會檢查每一個細節，以確保它們的準確性。書出版之後，日軍戰俘營的倖存者寫信告訴我，書中的情節基本準確，我很高興。

新京報：你耗費了十二年的心血寫這本書。

理查德·弗蘭納根：我想了很多辦法怎麼寫得更真實、更有力量。我嘗試過好多種敘事方法，用過第一人稱來寫，「我們做過……」這種，所有的人物和情節也和最終的版本不同；還用過一種更柔和的方式去講述，人物比現有的多。每種方法都不奏效，所以我燒了這些手稿，重新開始。這不是一個值得借鑒的好方法，但是我當時能想到的唯一辦法。困難和挑戰有很多，很多時候連寫好一個句子都很難，當你寫出了自己滿意的語句，就會覺得一天都心情舒暢。在此之前，我經歷過很多糟糕透了的時間，只為了迎來這麼一天。寫作就是這樣一個征途，你需要做的，就是在世界、語句和自我之間保持透明，萬物在你的文字里都通透澄明。明白這個道理容易，但要做到是非常難的，這也是寫作最困難的地方。

新京報：這本書的書名出自日本詩人松本芭蕉的俳句，書中也涉及日本哲學、文學、詩歌等內容。日本文學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理查德·弗蘭納根：如果說死亡鐵路是日本歷史上的污點，那麼日本文學就是亮點，是人類創造的傑出文化，它詩意而雋永。我想如果能研究和了解日本作家筆下的美和哲思，用文字展現出來，這本書就經得起推敲。因為一本書不應被作者用於評判他人，而是應該呈現發生了什麼，讓讀者自行評價。這本書受日本作家的影響很深，其結構受日本短篇小說的影響，行文方式也參照了日本作家注重細節講述，至於每個細節是什麼意思，要由讀者自己來決定了。我希望能夠通過將日本元素融入作品的方式，讓作者從對日本人的道德評判中解脫出來，警惕仇恨。

新京報：為什麼要警惕仇恨？

理查德·弗蘭納根：我想這是我們人之為人的關鍵所在，因為記住的最好方式，不管是關於戰爭、死亡鐵路，還是對日本和歷史，都不是仇恨本身，而是不再被仇恨裹挾。一旦整個社會被仇恨奪走，那麼意味著之前人們的遭遇都白費了，一切都重寫了。

新京報：在《深入北方的小路》中，你沒有可以去正面描畫邪惡，反而著墨於個體的「抗爭」，愛與死、愛與失去、戰俘在戰爭中和戰後的記憶等等。你想藉此和讀者傳達什麼樣的訊息呢？

理查德·弗蘭納根：我想小說不是新聞，沒有什麼論點，更不是歷史。小說家的人生不能有自己的觀點，小說家的一生只不停提問而不作回答。小說就是關於人生的古怪、神秘和混亂。小說家無需假裝知曉答案，只需引導讀者更深刻地思考，讓他們自己提出問題。這樣，他們的工作就完成了。

新京報：《深入北方的小路》被翻譯成不同的語言在43個國家暢銷，你認為它為什麼能被這麼多讀者接受？

理查德·弗蘭納根：我想可能是因為世界變得越來越不確定了，沒人知道明天會怎樣，無論是在美國、歐洲還是亞洲，人們都有類似的感受：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世界都毫無秩序可言，今天對的事明天可能就錯了。既然所有人都不知道明天將會帶來什麼，這個故事可能會讓他們想起，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我們還擁有彼此的愛，這大概是在我們的一生中唯一能確定的事了。不過這只是我的猜測，你得親自問問我的讀者們。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張暢；編輯：小鹽。未經新京報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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