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4期《美文》看畫 | 言者無罪，中國早期的民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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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者無罪，中國早期的民意調查
文|穆濤
周代的采詩官，是中國最早的職業民調人員。
春天到了，農耕在望，百事待興，又一個輪迴的忙忙碌碌即將啟動，在這個節骨眼上，各諸侯國的采詩官們開始了他們的工作，這些人「衣官衣」，手持木鐸（鐸是古代政府發布號令的響器，分為兩種，「以木為舌則曰木鐸，以金為舌則曰金鐸」。宣布政令以木鐸，發布軍令以金鐸，「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孔子）為木鐸」），深入民間，沿途徵集抒寫民情民願的詩，之後由專門的音律官員整理，配上音樂，由詩而歌，晉京唱給周天子，中國人稱詩為「詩歌」由此開始。唱給周天子的詩有一個標準，「采詩，採取怨刺之詩也」，怨刺詩，即以民怨、民傷、刺政為主要內容。這樣的詩中，可能有過頭的話，卻是真實的內心之聲，周代的政治高層據此洞察民心動向。國家如沒有重大的政德和軍功事件發生，泛泛的歌功頌德作品被視為「下作」，不在徵集採擷之列。古代的中國人，判斷一件事情的是非曲直，首先考察「初心」，即做事情的動機。無端或沒來由的恭維奉承他人，被認為是動機不純。孔子編選《詩經》的時候，在藝術標準之外，還有一個道德人心標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詩經》三百零五首詩，用一句話概括，寫作的初心都在人間正道上，不旁逸邪出，不走小道，也不抄近路。這是周代初年實行的「采詩制度」的基本內容。采詩，後人稱為「採風」，採集民風之意。
《漢書·食貨志》對採風制度的記載是，「孟春三月，群居者將散」，（周代的曆法，以冬至所在月份為一年的歲月正首，即今天的農曆十一月。孟春三月，是今天曆法的農曆正月）。冬閑的群聚生活即將結束，人們要各自忙碌去了。「行人（采詩官）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音律官員），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牑戶而知天下」，這個制度的核心是最後一句話，「故曰王者不窺牑戶而知天下」，周天子不用出宮廷而悉知天下事態。
采詩官由年長者擔任，中央及地方均有此職位，「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官衣，著政府官員制服。食之，享受官員待遇，但不是正式官員，用今天的話講，比照公務員待遇，相當於事業單位。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諸侯國），國以聞於天子」。采詩官由無子者擔任，是防範民調人員的挾私之心。古人重男輕女，有女兒也視為無子。
大時代是由大人物開創的，並由一系列不平凡的制度構成的。在國家制度上有突破，有建立，是大時代的標識。孔子終生念念不忘的「克己復禮」，禮就是指規矩和制度，旨在重返西周的制度時代。孟子在《離婁》中對采詩制度的興衰做了總結，並透徹的指出了孔子超凡超常的智慧所在。「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諸侯國（地方勢力）做大做強之後，周天子對國家局面失去控制（指東周之後），支流漫過主流，采詩制度就終結了，之後《春秋》問世。孔子在寫作《春秋》的同時，從三千多首采詩作品中，十中取一，精選出一部《詩經》，初名為《詩》，漢代之後稱《詩經》。思想家的孔子，做了一回編輯家，應該理解為是聖人對采詩制度的致敬和緬懷。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此也做了記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詩經》在秦始皇時期，經歷過「焚書」浩劫，《焚書令》規定：「天下敢有藏詩書（《詩經》《尚書》），百家語者（諸子百家著作），悉詣守尉雜燒之。敢有偶語（私下談論）詩書者，棄市（斬首示眾）。」到了漢代，《詩經》成為治世之書，位列「五經」之首，並且開創了一個官員選拔制度（察舉制），飽讀「五經」的人才可以做官。這個制度到後來完善為科舉制，這是漢代之所以成為大時代的一個重要根基所在。
白居易在唐代對采詩制度曾發出遙遠的感慨，「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君不見厲王（周厲王）胡亥（秦二世）之末年，群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天下有道，這個道，與克己復禮的禮，在內涵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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